与我们的的想象不同，在遥远的过去，世界已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小麦从西亚过来，青铜冶炼沿着北方草原而来，西周墓里，埋着的青铜，与1000年伊朗卢里斯坦高原出土的青铜饰品极其相似......
想象的匮乏不仅存在于明显的事实层面，也存在于我们看待问题的方式：我们看过太多世界历史按照帝国、国家和族群的线索编织故事，但其实还存在另外一个视野，那就是全球史。它以彼此影响的文明史为中心，以互相的影响和交融为重心，它强调的是世界公民的意义。
如何用新的眼光站在中国，看全球？复旦大学资深教授葛兆光主编，二十几位学者共同撰稿的新书《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就提供了这种全新的想象，提供了一部新的关于中国、关于全球的历史。
纵有界碑，却有比界碑更深广而真切的文化。自远古，至此时此刻，至人类的未来，文化将全球的每一个人，联系在一起。
我们现在看到一些零零星星的资料都证明，古代中国跟外面的联系实在是不少。
古代中国人有一个习惯，总觉得我是华夏，是黄帝后裔，族群是从老早老早就慢慢滋生，你是帝喾的子孙，他是颛顼的子孙，就连那些“蛮夷”也被算成蚩尤的子孙，反正都是从黄帝那儿来的，这样大家都是一串儿。这个历史想象是司马迁干的事儿，因为他在大一统的西汉时代写《史记》，所以就把中国各个地方各个文化的人都写成一个同气连枝的大家族。《史记》构成早期华夏族的统一叙事，可事实上没有那么简单：可能各种族群的来源是很复杂的，文化的流动、民族的交融又是很厉害的，并不是都出自黄帝，而“我以我血荐轩辕”只是文学的想象。
我们重点讲一个例子，就是朝鲜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这个地图非同小可，绘制于建文四年（1402）。这个地图是根据两幅元代地图画的，可是这两幅元代地图里有什么奥妙呢？
大家看这个地图，尤其是要看左边。地图里有非洲，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倒三角形的，虽然画得不准确，画得小了，但是倒三角形的状况是很清楚的，有人说有水面的部分是非洲南部的大湖区，这个是猜测。但它的上半部加上那个像鼻子一样的阿拉伯半岛，画得很准确。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也都画得很清楚。更让人吃惊的是，上面还有罗马、巴黎。
这个地图引起特别大的轰动，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郑和还没下西洋，郑和下西洋是1405年，但这个地图是1402年就画成的，而且这里很多地名都可以一一对证。
这幅地图告诉我们，古代有很多知识在到处传播，古代有很多的人把各种知识往世界各地传。其实，全球早就有联系，只不过你没有注意到或者没有记载。
所以，大家千万记住，我们讲全球史的目的，就是要说明从很早很早开始，我们人类就是互相有联系的，全球化时代之前我们就共享一个世界，是同一个地球上的人。
以国家或者王朝为中心书写历史，这个传统很早，但是全面写世界历史这个传统很晚。在传统的中国历史学里，主要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周边的历史是放在附属地位的。但是到了晚清，西洋的坚船利炮来了，中国被迫卷入世界，这个时候就开始变化了。那么，给中国带来世界史传统的是什么人呢？首先是西洋传教士，后来，马礼逊也写了《外国史略》，1880年上海申报馆还出版了日本人冈本监辅（1839—1904）的《万国史记》，这就把西方近代的世界史带到中国来了。
近代西方的世界史传统是什么？西方的世界史也是近代以来形成的一个传统，以欧洲近代国家为中心，把各个国家的历史合成万国史。这个传统给中国带来的影响很大，后来中国的世界史都是这么写的这么教的。这样的历史写法，在一些学者的描述里叫作满天星斗，就是你看到一个辽阔的天空，天空里有一个一个的星，合起来就是一个宇宙。
但问题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全球史越来越兴盛，全球史则是台球撞击型的，有人把历史比成一桌台球，一个球打出来，满桌的球都在滚动，历史上彼此影响，互相撞击。如果说，过去的世界史是满天星斗，现在的全球史是台球撞击，所以在全球史里，互动、影响、联系、碰撞就成了历史的主要面向。所以，进入全球史研究，历史的主要诉求就开始变化了。第一，它不再以国家为单位的政治史为中心，而是以彼此影响的文明史为中心；第二，它不再以直线的进化和发展为重心，而是以互相的影响和交融为重心；第三，它不再强调各个国家的认同，而强调世界公民的意义，这个是历史学的一个很大变化。
所以，包括我们的这个“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实际上更重要的是强调物质、商品贸易的往来，知识和文化的交流，人民包括海陆的移民，战争怎样造成人口和族群的移动，宗教是怎样传播，包括传教、朝圣和信仰的互相交错，自然包括疾病、气候和灾难如何影响了人类的历史。我们特别强调的，就是全球的互相联系，重心就在于讲联系、交通、融汇。
也许有人会问，这跟过去我们的中外交通史有什么不一样？大家要知道，中外交通史主要讲互相之间的往来。我们现在的全球史重点讲的是什么？是往来之后的结果。
可是，世界史是以国别相加的世界史，全球史是描述全球联系的全球史，这两种不同的写法，不同的世界史的叙述方式能不能互相沟通？我想，实际上是可以的。我们一直在探索这个方法。我认识的德国历史学家尤尔根·奧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他就非常强调，要有容纳国别的全球史，既要讲联系，也要讲它们之间不联系，尤其是在政治领域。因为政治形塑国家，国家强调秩序，秩序依赖制度，而制度就管理往来，所以国家也是全球史里一个重要单位，你不能不承认国家在沟通或者阻隔人类往来之间的重要作用。因此，我也同意这个容纳国别的全球史，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方向，我们在“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里也在不断地探索这个形式。
话说回来，全球史的意义，最重要的还是以“文明史观”来取代“政治史观”，换句话说，第一要改变“欧洲中心”的立场，第二要超越地域、国家、民族的界限，第三要取代以“政治史”为主的写法。
全球历史需要有一个大视野，可是国别史以及国别相加的世界史往往把历史切割了，让我们看不清全景。我举个例子，从中国北宋到元初，如果你只看中国史，那就是北宋、南宋、元初，对不对？可大家知道，同时世界上也发生了很多事情，比如说十字军东征。十字军东征是1096年开始的，因为对基督教帝国来说，有一个庞大的伊斯兰帝国在那儿，所以要发动战争。可是到了后来，这个帝国又跟崛起的蒙古有了关系，崛起的蒙古打到欧洲去了，基督教教皇曾经想跟蒙古大军达成妥协，也许是试图让蒙古大军帮他来跟伊斯兰帝国角逐。说到蒙古大军，自然又涉及中国这边儿历史。所以，如果你仅仅看国别史，或者说区域史，你看不到整体，对不对？
不是立场和份额，只是角度和位置：为什么要从中国出发？
所以我想，现在的事情，就是中国学者能不能自己写一部好的全球史？
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怎么写？这里面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因为当你强调“从中国出发”的时候，经常会被误认为你是站在中国的立场上，搞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好像要在全球史里给中国争份额。可事实上，我们现在讲“从中国出发”，只是要用中国的眼睛去看世界，而不是在世界上给中国争份额，或者说按照中国立场来描述历史。
我这里特意给大家提及一幅郎世宁画的乾隆皇帝像。大家看，这完全是西洋油画，是从一个西洋人的眼睛里看的乾隆皇帝。这个乾隆皇帝已经没有天朝大皇帝的样子，完全是一个普通人，这就是从西方人眼睛里看到的中国。现在，我们用中国的眼睛来看世界，我们要强调的是，从中国出发，绝不意味着站在中国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的立场去讨论全球史。
我想有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我在节目一开始的导言中就说了，全球太大，历史太长，没有任何一个历史学家可以做到全知全能。所以历史学者要承认，我们只能从一个视角去看。
第二，我们从中国的位置和视角来看全球史。我们一定要承认，我们的这个视角是可以和日本出发的视角、欧洲出发的视角、美国出发的视角、澳洲出发的视角互相补充的，我们可以共同构成全景历史。
第三，我们讲从中国出发，也是考虑到中国听众接受历史的经验和习惯，什么样的历史叙述才有亲切感，怎么样讲历史才能够接受和理解？
我觉得，对中国学界来说，全球史的研究和撰写，还有一些问题要考虑，我们这六季的节目做完了，我们也一直在反思。
第一，全球史里，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占主流的还是贸易、移民、疾病和气候、战争、宗教传播，但是，传统历史学里占有绝对重要意义的政治史该怎么处理？商品贸易、宗教传播、战争移民造成了全球之合，政治制度、国家管理和意识形态造成了全球之分，怎么样融合到一个共同的全球史里，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因此，在全球史里如何容纳国家和政治，这个问题其实是我们一直要考虑的。
第二，一部完整的全球史，怎么样更好地涵盖各区域、各文明、各族群的叙述。刚才我们讲从中国出发不是去争份额，可是过去的世界史确实有欧洲中心主义、近代中心主义，现在的全球史能够避免这种偏重和忽略吗？这是我们意识到的第二个麻烦。
第三，新文化史当然是现在历史学的显学，依赖“文化”这个概念，避免了国家、政治、制度这种因素，也避免了进步、落后这样一些判断。但是，我们现在能不能通过全球史整体地勾勒一个人类历史的大走向和大脉络？我们现在叙述全球史，不希望把它叙述成为一个碎片化的、分门别类的这样一个历史。但怎么样通过这些东西来看一个整体？全球史到底要不要一个一以贯之的主轴？这个还不是很清楚，我们现在还不能够完全把握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