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如提问中说到的，故事当然会有一些自己的经验在里面。初期的时候，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是我童年的真实写照，在几年来不断修改文章的过程中，再逐渐把它转变为我们这一代能够产生共鸣的故事。我收到了很多人对剧本的评论，包括国外的朋友，从十几岁的孩子到七十多岁的老人,得到了各种各样的反馈。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好的故事”，因此我认为能够唤起每个人共同记忆的，才能够称之为一个“好的故事”。我想要触及每个人童年都经历过的“某些东西”，我做了很多研究，倾听人们的故事，采访他们：“童年中最触动你的是什么？”等等。
例如，大家对开场戏恩熙走错家门并直接敲门的这个场景提出了很多疑问。因为我亲哥哥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他去当兵休假回家的时候，本来家里没有养狗，但他按了门铃后，听到了小狗的声音。一般这时候大家都会想，“啊，他们是不是养了一条小狗？”或者“是不是有人带小狗来过家里？”但我哥哥的朋友说他觉得“原来我的家人抛弃我搬走了啊”。这是个很奇怪的反应，但听到他是这么想的之后，我就在想，虽然大家可能都觉得这种自己会被家人抛弃的想法有些奇怪，但这种莫名的恐惧或焦虑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呢？实际上，在我倾听周围朋友的讲述时，也有人分享他们担心自己的父母会抛弃、离开自己的故事。所以我就把他们的这种心情融入到了这一段开场戏中。
我认为东亚其实有很多类似蜂鸟的环境，所以我想通过这部电影告诉大家的是，我们处在一个瞬息万变的社会中，一直在追逐着某些东西，但是错过了很多“做自己”的机会。这是我最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尤其是几年前过了40岁之后，我的想法变得特别多。人们在来到这个世界上之后，最珍贵的东西就是“做自己”的想法再次浮现出来。我觉得这是我从小到大最大的命题，社会给了我们太多的压力，告诉我们应该去做某些事情，但在这些压力中，真正重要的是展翅高飞，找到属于自己的巢穴。我认为，“做自己”的独特旅程在生活中非常重要，这也是为什么恩熙在结尾处独自留下是非常重要的，我想在结尾处暗示她将按照自己的方式热爱生活。
影片里有爱，有死亡，也有背叛……我觉得杨德昌导演不带任何评判，保持着适当的距离去看待某个人或某个情境的视角是非常美好的。我觉得把一个情境或一个人妖魔化是很容易的，或者是很容易对这个世界产生一些消极的想法，比如“啊，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太难了”，而我认为最难的事情其实是看到人类真实的一面，看到他们丰富多彩的多样性，并拥抱这样的真实。我认为这是我非常想向导演学习的，因为他能够把这么艰难的课题处理的非常好。
所以，我想描绘出女中学生恩熙在94年圣水大桥倒塌那一年感受和经历到的社会气息。其实，韩国社会有很多伤痛，每个国家都有着共同的创伤。在中国，也有一些非常大的创伤性事件让整个中华民族记忆犹新。在韩国，就是圣水大桥事件，尽管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但只要看到圣水大桥事件，我仍然感到非常的心痛。因此，我想展现恩熙和她周围的人在这一事件背景下的生活。我还想在影片中创造一种叙事结构，特别是这座大桥“崩塌”的巨大场面非常震撼，它实际上是恩熙个人生活、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崩塌，所有这些事情都是紧密关联的，最终才导致了大桥在现实中的崩塌。
在美国，我认为911事件对人们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创伤，我有一些美国朋友说，911事件之后，他们感觉自己已经不是原来的自己了。在韩国，94年圣水大桥倒塌，95年三丰百货公司倒塌。我认为，这两年发生的这两起事件标志着一个转折点，让我们韩国人不再沉浸在发展和增长之类的幻觉中，这两起事件打破了这种幻想，我们再也无法回到过去。所以我很想把圣水大桥事件作为这部影片的背景，想把它坍塌的画面和它所具有的历史意义联系起来。
因为母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亚洲，是一种承担着某种责任的存在。当你在公众面前看到一位母亲时，你会看到一张非常陌生的面孔，带着母亲特有的优秀、影子等多样的魅力。我希望那场戏能给人一种非常陌生和奇特的感觉，让人看到恩熙所不知道的母亲的另一面，有很多女儿都对这场戏产生了共鸣，我非常地感谢这一点。我认为家人是最了解，也是最不了解你的人。其实不只是家人，我觉得我认识的所有人都有着某种神秘感，隐藏着一些我无法知道的秘密。而描述出这种感觉就是我拍摄这场戏的目的。
实际上，90年代的韩国社会本身就是一个男权社会，虽然现在也还是这样，但我觉得男权社会是一个让女性除了变得更坚强别无他法的社会。我不认为男性是加害者，因为我觉得压迫别人的人反倒是最弱小的存在。所以单纯地说他们是加害者我认为有点不准确，我是不会这么去想的。
在《蜂鸟》中，谁才是真正强大的人呢？我觉得最有力量的人不是加害者，而是能够去爱的人。我认为恩熙和英智之间是一种很有力量的关系，而且影片中也有男性角色帮助了恩熙，比如给恩熙开诊断书的医生就是一个很好的角色。但在父权社会中，很多男性角色不得不显得有些软弱，我也做了很多努力，尽量用爱来描写他们。父权制下的男性在很多方面都被塑造成加害者或弱者，我努力尝试了很多不带评判的方式来看待他们，并尽可能地温暖地去描绘某种人性。即使如此，可能还是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不管怎么说拍摄电影能够带给我力量的原因是我真的想努力把最好的东西呈现给来看这部电影的观众，所以我可能会有点完美主义。我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来编辑《蜂鸟》，制作这么多版本并达到那种完成度其实是一个有点痛苦的过程。现在我正在筹备我的第二部电影，剧本也在创作当中，有一件事我是非常确定的，就是我热爱这份工作，并且觉得很有趣。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并不是一直有趣的，也不是只有快乐和幸福。虽然很享受很热爱，但是因为责任感也会感到疲惫。所以对我来说，从事电影工作就是要拥抱这所有的一切，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
我回答这个问题的时间有点长，因为在座有很多电影专业的学生。我在准备拍摄《蜂鸟》的时候在大学教过电影，非常有意思的是，当我们谈论梦想时，我们认为只有不怀疑自己梦想的人才会去追逐梦想。但实际上，我教过的那些在釜山电影节上获得了很多奖项，或者参加了戛纳电影节的，在电影上非常成功的学生，他们在课堂上非常认真，并且总是思考和怀疑自己是否正确，这样反倒取得了成功。所以，当我看到这些时，我在想，我们的社会中会不会有这样一个神话般的人物，他对自己的梦想充满了确信。但我想说，事实往往并非如此。
在纽约生活的时候，我也一直在回顾自己童年时的感情，这也是我拍摄短片《竖笛考试》的原因，这部短片算是《蜂鸟》的前传。作家多丽丝·莱辛说过：“我们应该质疑，为什么我们记得某些事，却又不记得某些事。”对我来说，我好像记得很多童年的记忆。我觉得很多人都有着童年记忆，但却分为两种，要么是记忆犹新，要么是完全被掩埋。
我注意到，那些记忆被掩埋的成年人，他们成年后的行为开始变得奇怪，像孩子一样莫名其妙的感到愤怒或者情绪爆发。我通过心理学了解到，这些行为之所以一直存在，是因为他们童年的一些事情还没有完成。因此，我想像人类学家一样，把它看作一个生与死的问题，来尝试解构梳理我的童年。我不相信时间会治愈创伤，如果真的可以治愈的话，那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已经步入中年的成年人看起来如此痛苦呢？我的疑问也就无法找到答案了。
因此，我决定要以人类学家的视角来梳理我的童年。我想通过我喜欢的电影作为媒介来实现这一目标，于是我开始着手整理我的童年——日记、记录和各种笔记，记录下了所有我能找到的东西。《蜂鸟》的剧本是以《竖笛考试》这部短篇电影作为开端的，完成这部短篇电影后，大家都非常好奇恩熙是如何成长的，因为在短篇中恩熙只有九岁。听到这个问题后，我觉得我必须要让恩熙长大，所以我创作出了中学时代恩熙的故事。其实《蜂鸟》的剧本一开始就像是在讲我自己的故事，后来通过几年的剧本创作，也进行了一些采访的工作，才把它变成了一个所有人的故事。
我在我的朋友和熟人圈子里询问了很多人，不同年龄、性别、国籍的人。像做问卷调查一样，收集他们童年时经历过的共同的伤痛，并确保这是贯穿影片的共同线索。好像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剧本中加入了虚构的场景。我和朋友们交谈后惊讶地发现，他们小时候也很害怕父母会抛弃、离开自己，这种恐惧以各种奇怪、疯狂的方式存在，因此我在电影中以恩熙敲门寻找妈妈这个场景作为开场戏。在剧本创作阶段，大家都说这个场景太像恐怖片了，这明明是一部温暖的电影，你为什么要写这样的开头，他们觉得这一幕不适合放在这部电影里，建议我去掉这个场景。但是电影完成后，它却成了很多人最喜欢的场景。
所以这部电影本身就是在执着于收集别人的经验，然后融入到电影结构中。我还非常喜欢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卡尔·荣格（Carl Gustav Jung）和神话学家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我想把这两位作家所说的"集体无意识"和作为某种原型的我们所感受到的感情融入到电影中,这是我作为一名艺术家想要实现的比较大的目标。
其实在看到电影中有很多自传的要素后，观众们认为是在讲述我自己的故事时，我确实有点不好意思。也有人说，你的英智老师去世了，太可怜了。事实上，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很多地方一开始好像是在讲我自己的故事，但是通过再次创作，渐渐变成了一部带有所有人记忆的作品。
我回答的有点长了，制作电影这件事本身对我来说就像是御宅（指热衷于某种文化，并对该文化有极度深入了解）一样，我喜欢探索事物。我制作这部电影的初衷是希望通过在影片中展现出所有人经历过的童年创伤，让观众得到治愈。观众们非常喜欢这部电影，这也让我六年来的工作变得非常有意义。
我很喜欢法国导演，这是为什么呢？刚才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了一下，我意识到作为女性，由于社会压力，我们很难掌控自己的生活。我认为能听到那些成为自己人生主人的女性的声音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她们的声音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启发。
“看魅”是什么意思呢，这是韩语中的一个新造词，意思是“越看越有魅力的人”。她说自己是一个越看越有魅力的人，让我随时联系她。这就是她的可爱之处，因为在韩国，通常情况下，女性会有点不好意思表现出自己的野心。但这位来试镜的朋友却非常坦诚地告诉我，我有多么的想得到这个角色，看起来非常的可爱、开朗。我喜欢开朗的人，我也不认为有野心是一件坏事。她那么直接、透明的表现出来了这一点，所以我觉得，“她就是恩熙”。
就我在片场的指导而言，首先，我认为和孩子们合作跟和成年人合作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儿童演员真的很透明，必须互相喜欢才能合作顺利，而成年人会隐藏自己的感情。作为专业人士来看，孩子们不会与他们不信任的人合作，这些问题是会暴露出来的。所以在我们开始拍摄的六个月前，我努力挤出时间和智厚单独聊天、吃饭、约会。
在片场，我需要向儿童演员提出很多问题，作为一名成年演员，可以马上做到。但作为一名儿童演员，能够说服自己是很重要的。所以你必须提醒他们在每场戏中想要什么，要感受到什么样的感情，以及之前的那场戏是什么内容，因为他们不会思考这些东西。所以我会问他们：“在之前的那场戏里，你还记得这个吧？”或者 “之前的那场戏里发生了什么？”他们回答之后，我会再问：“好的，那在这场戏里你想要的是什么？”不仅是智厚，还有很多其他儿童演员，每次都需要提问很多次，对话时间非常的长，导致我有点讨厌剧组。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在指导儿童演员时，必须要认识到他们是演员，也必须认识到他们是孩子，但又不能把他们当成孩子，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我努力试着不去在心里想智厚以及其他儿童演员很可爱，因为在我觉得他们很可爱的那个瞬间，会有把他看成是一个孩子的感觉，好像在无视他们，所以我也在努力试着把他们当做一个个独立的个体。
比如，电影中我和智厚最喜欢的场景之一，就是恩熙在客厅阳台上疯狂跳舞的场景，是用长镜头拍的，她在现场演得非常好，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我们当时拍那场戏时，前两次拍摄的时候，恩熙有点害羞，一边假装自己很漂亮一边跳舞。但有时必须很坚定地告诉她应该怎么做，所以我和她说："不要装漂亮。” 我说：“作为一名导演，我不是因为你是一个漂亮可爱的小女孩才喜欢你的。我希望你能够在这场戏中表现出你作为一个青少年所感受到的所有阴暗情绪、悲伤和痛苦。”
我说：“我喜欢你作为一个演员和一个人的时候带有的这些不同的情感。”所以从第三次拍摄开始，智厚就开始表现得像有什么（在帮助她）一样进行表演，我当时觉得非常感激。所以我想说的是，在执导儿童演员的时候，认识到他们是珍贵而复杂的存在，他们也会经历和我们成年人一样的情感，这一点真的会很有帮助。
有时候就像刚才提到的那样，我不得不故意直接地说话，其实会有点伤人。但幸运的是，智厚知道我是故意的，而且非常能接受。她告诉我，那个场景仍然是她最喜欢的场景，这也是我觉得非常值得感谢的一次经验。
在社会的普遍认知中，大家都认为女人是情绪化的，但我认为恰恰相反。情绪化意味着无法控制自己的暴力或情绪，很多谋杀案都是因为无法控制自己情绪而犯下的，而往往做出这种事的大部分是男性。我看到的现状是，即使在当下的父权制社会，女性忙于做很多事情，她们承担了太多，但好像会哭的男性也有很多。
我和我父亲非常亲近，他一生都在为我要一辈子处于父权社会中而向我道歉。可能因为我是他最小的女儿，所以他能够向我敞开心扉，告诉我很多他的秘密。但这是我父亲的故事，在我的生活中，当我听到我爱的男性的故事时，我非常困扰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在这个父权制社会中，谁才是加害者？在父权制社会中，我觉得男性是没有力量的，他们非常脆弱。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好像有能力成为加害者，但实际上他们是很孤独的，也无法拥有真正的爱。
当我观察男性，观察我父亲的时候，我意识到他这一生一定都很难扮演好一个父权制家长的角色。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艺术家类型的人，但他一定也会因为这种社会期望而很难扮演好这个角色，我也意识到了这就是为什么他无法及时表达自己的情感的原因。
如果一个人能够健康地表达自己的感情的话，看一部悲伤的电影时流泪是很自然的，悲伤的时候流泪也是很自然的。但我观察到很多男人因为一直在进行压抑自己感情的角色扮演，所以总是在“意想不到的瞬间流泪”。因此，我创作了这两个场景，我创作这些场景的最大目标是不要让男性成为加害者，女性成为受害者。整部电影的目标也是一样，因为当我真正爱我的父亲并深深理解他时，我强烈地感受到男性和女性都是父权制下的受害者。
因此，我认为在这部影片中，一切都与爱有关。我并不认为女性是没有力量的，我认为真正的力量来自于人与人之间的纽带，我想表现的是英智与恩熙之间的关系，是可以成为代替父权制的一种非常强大的爱。
这部电影在韩国也有让男性感到不舒服的地方，但也受到了很多男性观众的喜爱。我收到了很多影迷的来信，其中有很多男性观众写道：“你知道吗，在大部分人看来，我是像折磨恩熙的哥哥一样的存在，但在我的内心深处，我一辈子都觉得自己是恩熙，每天进行这样的角色扮演我也觉得很累。”
左撇子这个设定也是一个巧合，在电影中出现这样的巧合，好像也是老天爷在帮忙，很多观众说这个巧合让两个人的关系显得更亲切。但更神奇的是，我也是左撇子。在拍摄现场有三位女性都是左撇子，感觉就像命中注定一样。其实左撇子在社会上还有一个象征意义，就是和世界相悖的人。但也有很多观众说，就算是巧合也觉得非常好，因为在电影里又出现了左撇子的女人。
现在我正在筹备一部科幻电影——《光谱》（Spectrum），这部长篇电影改编自金草叶作家的短篇小说，过去几年我一直在马不停蹄地筹备这部电影。但在电影制作完成之前，外界没有人知道你在做什么，我拍摄《蜂鸟》的时候花了六年的时间，当我和周围的人提到我在拍电影时，他们就会露出很为难的眼神。“你这六年究竟在做什么？”现在筹备《光谱》这部电影的时候也是，我的日常生活总是忙于工作，但我认为电影制作人的生活就是这样，别人会用那样的眼神看着你说：“在电影制作完成之前，你到底在做什么？”
很多人都对电影导演的生活感到好奇，但除非是奉俊昊或朴赞郁这种级别的导演，否则制作过程其实是有点困难的。电影导演的人生、那种等待以及克服失意时的失望，我觉得这都是电影导演生活的一部分。制作完一部电影去参加电影节的时候，虽然很风光，但在制作过程中，就像是运动员一样每天勤勤恳恳地去上班，然后完成一部部作品。
因此，我认为能够坚持日复一日诚恳地生活是最重要的。在我身边能够见证这一切的人就是我的丈夫，他曾对我说，我就像棒球运动员铃木一郎（Ichiro）一样，因为我每天都在很努力的工作，每天都吃同样的菜品，他说棒球运动员铃木一郎也是这么生活的。
所以当我看到那些长期从事电影工作的人，就会觉得那些有力量忍受这样漫长的日常工作的人好像都这样生活了很久，但这样的日子并不只有艰难，其实也是非常幸福的。我总觉得写剧本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早上醒来的时候，我会想“我真的不想写了”，但目标是写四页。完成任务之后走在回家的路上，夕阳正好，散步回家，这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啊。在回家的路上，我会想，“今天虽然很害怕来着，但我做到了”。这种幸福只有我自己能感受到，它并不华丽，也没有人认可，但我认为这才是我作为一名工作者最幸福的时刻。在这样幸福的时刻、等待和失望以及所有事接连产生的过程中，我正在筹备我的第二部电影。
类似的提问有很多，我也很庆幸能有这样的提问。虽然并不是说“我要拍一部女权主义电影”，而是不可避免地融入了某些价值观，并且受到了女性观众的欢迎。尤其是在韩国，这部电影深受女性导演和女性观众的喜爱，其中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位观众在影评中写道：“看电影时有些场景或人物总是会让我感到不舒服，但我很高兴看《蜂鸟》时没有这种感觉。”我们在媒体上看到过很多女性和少数群体的形象，有很多让人感到不舒服的描写，但我在看《蜂鸟》的时候，有人对我说过，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真好，这让我很感激，同时也让我感受到了作为一名创作者更大的责任。
再比如说到同性恋和女权主义的话题时，有很多关于恩熙“双性恋”的问题，“为什么恩熙是双性恋？”还有“为什么我们看不到恩熙为自己是双性恋而挣扎的样子？”这是我的创作决定之一，因为当我和我周围的同性恋朋友聊天时，她们开玩笑地说：“现在最好不要再出现有关女同性恋或者矛盾的女同性恋的电影了。”她们认为，这也不是什么错事，为什么非要展现给大家她们矛盾的样子。甚至在柏林电影节上有人问我：“为什么会出现和女孩恋爱的场景？”我的回答是：“因为这是很自然地展现给大家看的。当出现异性恋的时候，没有人会问为什么要展现异性恋。”我作为创作者的背景，作为女权主义者的背景，自然而然地融入进了我的思考过程，和在这种情况下剧本的决策过程，我认为这才是现在的观众更喜欢的，所以我对此感到非常高兴。
就裂缝和谎言而言，其实适用于我的生活，也适用于电影。我每天都会试着做一点反思，因为我觉得，看一部电影时，你会感受到制作者的能量，所以有些电影你看了之后会觉得心里不舒服，感觉有点潮湿和阴暗。当我看到这样的电影时，我会想：“啊，我真的不想让我制作的电影传递这样的能量”，我的能量必须是明朗的，必须把它净化后再通过电影原封不动地传递出去。所以我必须诚实地说出我所知道的事情。我认为在日常生活中，中年以后更难撒谎，因为体力在下降。因此，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会写日记，反思我生活中的裂缝，反思我没有直面的谎言，因为如果你不去关注这些裂缝，不去正视它们，10年后它们就会像税单一样找上门来。
每天我都试着正视自己的无知和愚蠢，哪怕是一些我自己都不愿意看到的丑陋的一面，试着诚实地去面对它。年龄越大，我就越爱我的那一部分，拥抱它，并努力展现出自己最好的一面。年轻的时候，我觉得我不应该做自己，只有像亚洲人一样，鞭策自己才是健康的生活。但现在，哪怕是很小的事情，我都会表扬自己。因为无知，我还是会犯错，但重要的是正视并改进它。我每天都抱着正视它总比不正视它、撒谎要好的心态，努力让自己每天都活得更快乐一点。
但我觉得恩熙是一个很健康的人，在这个社会里，健康的人其实更能感受到痛苦。比如在课堂上，当老师说：“大家一起去首尔大学吧”的时候，有些人会说：“是啊，我的梦想就是首尔大学，为了去首尔大学，我什么都愿意做”，但肯定也会有人像恩熙一样想：“太可笑了，竟然会被灌输这种想法”。我认为要一直质疑、猜忌，不要把有问题说成没问题，能够看清这些病痛、裂痕的人是最健康的，他们反倒是非常坚强的。
这有点扯远了，但在我看来，那些在非常年轻，二三十岁的时候就不得不与社会激烈地交锋并产生苦恼的人，他们在之后的生活中似乎会更轻松。我也见过那些从不质疑，按照社会要求去做的人，在中年后会遭受更多的痛苦。有一位我非常喜欢的冥想者叫克里希那穆提，他是一位影像家，他曾说过：“太适应这个不健康的社会也并不是一件好事。”对这句话我也有同感。
所以我认为，就算只在童年和青年时期，有一段犹豫不决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的时光，在中年后你会成为一个真正强大且能够融入社会的人。这是我个人的分享，就先补充到这里。
关于那句台词，扮演英智的金玺碧演员是我非常喜欢的演员，她也说过这样的话。我非常感谢她，她真的很适合扮演这个角色，而且让这个角色看起来很有魅力。如果演员说了这样的台词，比如“你不能随意评判（别人）”，或者“（随意评判别人）是不对的”，我觉得好像不太对。但她并没有这样说，而是说："不要随意评判，你不知道发生过什么”，她说她自己也很喜欢这两句话。哇，原来这位演员真的准确地理解并演绎了这个角色，我对此非常感激。
英智看起来是个神秘人物，确切的背景是上世纪90年代韩国的学生运动，她办公室里的书其实是一位曾进行过学生运动的熟人的政治书籍，我记得真正参加过工人运动的人看到那本书后都非常高兴。英智老师在影片中演唱的歌曲《被切断的手指》是讲述工人因工作强度大而导致手指被切断，饱含劳动者的痛苦的一首歌曲。
在那个时代，所有社会运动界的人都知道这首歌，所以韩国观众一听就知道英智是个参加社会运动的学生，她在某个地方正被人追赶。但国外观众可能不太了解，因为掌握的信息比较少。但看到她时，知道她是一个试图做出某种正义和道德选择的人，我觉得只要知道这些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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