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谋划和部署改革，是我们党领导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紧紧围绕中国式现代化这个主题，着力抓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破解的重大体制机制问题谋划改革。其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要发挥牵引作用。
央视总台焦点访谈栏目推出系列节目《高举改革开放旗帜》，就经济体制改革领域的热点问题进行深入解读。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何意义重大？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牵住“牛鼻子”。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列入指导思想，“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七个聚焦”之一，制定了“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间表。着力实施关键性改革举措，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重要制度保障。
在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陶玲看来，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
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则表示，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财政体制和税收制度，推动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如何看待“两个毫不动摇”？
围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个核心问题，《决定》把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摆在突出位置，指出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在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的同时，《决定》还提出坚持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
科技部部长阴和俊表示，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对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一视同仁，谁有能力干就让谁干，支持有能力的企业牵头承担国家重大技术攻关任务，充分发挥企业“出题人”“答题人”“阅卷人”作用。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如何协同发力？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决定》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将“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列为主要任务之一，将“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单列一个章节。
《决定》提出“健全相关规则和政策，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认为，新质生产力的显著特点是创新，需要扩大开放合作，营造开放创新生态。商务工作在新征程上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就是要创造消费新场景，培育外贸新动能，擦亮“投资中国”品牌，让中国大市场成为全球创新活动的“强磁场”。
财政部部长蓝佛安表示，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积极适应我国产业结构、商业模式、财富分配等变化，创新财税制度，推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如何看待《决定》把教育科技人才进行专章部署？
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决定》把创新摆在突出位置，鲜明提出“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这是继党的二十大对教育、科技、人才进行专章部署后，又一项重大战略部署。
科技部部长阴和俊表示，这次全会把“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进行专章部署，用的篇幅最长，摆在显著位置，体现了党中央对科技创新的高度重视和殷切期盼，显示出科技创新引领发展还有巨大潜力。
当前，推动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依然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比如，市场体系仍不健全，市场发育还不充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尚未完全理顺，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产业体系整体大而不强、全而不精等。
这些问题归结起来都是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反映，是发展中的问题，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从体制机制上推动解决。
科技部部长阴和俊表示，《决定》突出问题导向、目标导向，作出全面系统部署，为我们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科技部将认真贯彻落实三中全会部署要求，以改革促创新、以创新促发展。
如何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
《决定》对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作出部署，明确提出“必须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统筹推进财税、金融等重点领域改革，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围绕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决定》从多个方面作出部署。
财政部部长蓝佛安表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用较大篇幅对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作出部署。主要推进三个领域的改革——
健全预算制度，大力推进财政科学管理，不折不扣落实党政机关习惯过紧日子要求，强化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做到“小钱小气、大钱大方”，把宝贵的财政资金用在发展紧要处、民生急需上。
健全税收制度，优化税制结构，促进高质量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
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增加地方自主财力，更好调动两个积极性。
如何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
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是改革的一项重点内容。《决定》提出“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明确“增加地方自主财力，拓展地方税源”“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合理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持范围”“适当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例”等一系列改革举措。
财政部部长蓝佛安表示，中央财政事权原则上通过中央本级安排支出，减少委托地方代行的中央财政事权。不得违规要求地方安排配套资金，确需委托地方行使事权的，通过专项转移支付安排资金。
《决定》对金融体制改革作出系统部署有何深意？
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离不开高质量的金融体系。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着力破解制约金融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提出了四方面系统性的金融改革举措。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陶玲表示，四方面的改革举措，涵盖了中央银行、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监管、金融风险防控、金融开放，体现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处理好发展与规范、活力与秩序、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再次突出强调金融工作的两大任务，一是服务实体经济，作为金融工作的根本宗旨，二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
城乡融合发展
如何解决进城落户农民的后顾之忧？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决定》提出“必须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中央财办副主任、中央农办副主任祝卫东表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能“一边是繁荣的城市、一边是凋敝的农村”。全会以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来统揽农村改革，就是着眼把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设计，把“三农”工作摆到城乡融合发展全局，通盘考虑。
城乡融合发展，一头在“城”，一头在“乡”，《决定》提出，要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如何解决进城落户农民的后顾之忧，备受关注。
祝卫东表示，目前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比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低近18个百分点，涉及2.5亿多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在城乡之间“两栖”流动的农村人口。
《决定》提出，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让进城农民在社会保险、住房保障、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等方面，同迁入地户籍人口享有同等权利，把该打开的“城门”真正打开，破除制约城市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当然，农民在城里没有彻底扎根之前，要保护好他们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探索自愿有偿退出的办法，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如何巩固外资在华发展信心？
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决定》就对外开放作了专门部署，明确提出“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是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的重要内容。
从落实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到保障外资企业在多个方面的国民待遇，再到完善境外人员各项生活便利制度……《决定》提出的一系列改革举措，无疑有助于巩固外资在中国的发展信心。
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我们将尽快落实制造业外资准入限制措施“清零”要求，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推动电信、互联网、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我们还将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我们将做好负面清单的“减法”、优化营商环境的“加法”，让外资企业安心、放心、有信心，让“下一个中国”，还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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