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20日，北京日报报道，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纪检监察组、广东省纪委监委消息：日前，经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纪检监察组与广东省汕尾市监委对中国证监会科技监管司原司长、信息中心原主任姚前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经中国证监会党委研究，决定给予姚前开除党籍处分；经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纪检监察组研究，决定给予姚前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经广东省汕尾市监委研究，决定将姚前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姚前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双开”的消息登上头条。这位原证监会科技监管司司长曾被视为金融科技领域的“专家”，如今却因涉嫌贪腐问题接受调查。这里面有个细节，根据通报，姚前滥用监管权力，不仅为特定企业谋取私利，还被指利用虚拟货币进行权钱交易。
虚拟货币因其去中心化和跨境流动性，近年来被赋予了不少“神秘光环”。在此前不少媒体报道的政府公职人员受贿案件中，多次出现了虚拟货币的身影。那么问题来了，虚拟货币行贿真的比传统手段更安全吗？
从技术层面看，虚拟货币确实具备一定的隐匿性，这是它吸引人目光的重要原因之一。像Monero、Zcash这样的隐私币，通过加密技术隐藏了交易双方的地址和金额，使得链上数据分析的难度大幅增加。此外，混币器等技术工具可以将一笔交易分散到多次支付中，再重新输出，看似彻底打乱了资金链条。然而，这些手段是否真的“无懈可击”？
答案是，远非如此。
公链的公开透明是区块链的基本属性，所有的交易记录都永久保存在链上，一旦某个钱包地址与身份信息产生关联，过往的交易记录可能被彻底复盘。近年来，执法机构已经通过链上分析工具破获了多起类似案件，比如FBI针对暗网犯罪的钓鱼执法。简单来说，虚拟货币的隐匿性并非真正的“隐身衣”，而更像是一层薄纱，技术再高超的掩饰也可能在执法技术进步面前被撕开。
当然，虚拟货币行贿相较传统手段的一个显著优势，是其去中心化和跨境支付的便利性。比如，在严格外汇管制的国家，利用虚拟货币绕开传统金融系统确实能减少部分监管风险。但另一方面，这种优势也附带了更高的操作门槛。行贿双方如果想完全隐藏交易痕迹，就必须熟练掌握冷钱包操作、混币技术，甚至通过离线交易工具完成资产转移。任何一个环节的疏忽，比如不小心暴露了IP地址或在中心化交易所提现时使用了实名账户，都会使得整条资金链暴露在执法部门面前。更复杂的是，双方还需要高度信任对方。在行贿这样一个高风险领域，信任本就是稀缺资源，而虚拟货币的无物理接触特性让这一点更为棘手。
另外，虚拟货币行贿带来的一个重要变化是，权钱交易的证据形式从传统的实物转变为数字资产。这种数字化交易方式在某些方面确实难以察觉。例如，如果行贿双方通过离线设备完成资产转移，并且长期不动用这笔资金，确实可以增加追踪的难度。然而，这种“长时间潜伏”的策略对受贿人来说未必划算，因为虚拟货币价格波动较大，持有过程中可能面临重大损失。例如，一笔比特币形式的行贿资金，如果受贿人在交易后遭遇市场暴跌，不仅得不到预期价值，还可能因持有不当被追查。换句话说，虚拟货币的价格波动性可能会让这类交易变得更加不稳定。
价格波动并不是虚拟货币行贿面临的唯一挑战。在全球范围内，虚拟货币交易的监管正在逐步加强。无论是美国的FATF指导原则，还是欧洲的MiCA法规，都对虚拟货币的使用提出了严格要求，尤其是在交易所的KYC（实名认证）环节。对于行贿者而言，如果交易资金需要通过中心化交易所完成提现，监管记录就成为执法部门的重要线索。近年来的多起案例表明，即便使用混币器或隐私币进行掩饰，资金最终的流动方向依然可能被追踪。这使得行贿行为很难做到真正“无痕”，甚至可能在技术上留下比现金交易更多的证据。
姚前案的另一个值得关注之处在于，虚拟货币行贿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中国对虚拟货币交易的全面限制，使得虚拟货币资金流动更容易引起执法机构的关注。虽然一些行贿者可能通过跨境交易绕开国内监管，但这种跨境操作也带来了更多不确定性。例如，如果受贿方在国内提现或消费，交易记录将直接进入执法机构的视野。此外，虚拟货币在中国的法律地位并不明确，行贿资金一旦涉及境外账户，还可能被认定为非法转移资产或外汇违规，带来额外的法律风险。对于一些跨国案件，虚拟货币的去中心化和无国界特性确实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例如，通过分布式钱包进行资金转移，避开了传统银行系统的跨境汇款审查。然而，这种策略的实施需要高度的技术支持，而且随着国际执法合作的加强，虚拟货币交易已经成为执法机构重点监控的领域。FBI和欧盟执法机构近年来的合作案件表明，虚拟货币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安全”，反而因其全球流动性成为更大的监管目标。
综合来看，虚拟货币行贿确实提供了一些传统手段难以企及的便利性，尤其是在跨境交易和规避银行系统方面。然而，它也伴随着更高的操作复杂性、更大的信任风险，以及更多的法律和技术追踪压力。从姚前案的公开细节看，虚拟货币行贿并没有让他免于调查，反而可能因链上记录成为重要证据。这说明，虚拟货币的所谓“安全性”更多是技术手段的暂时性优势，而非绝对的屏障。
最后红林律师想再次强调的是，虚拟货币的技术属性本身是中立的，行贿者利用这一工具的潜力，与执法机构利用同一工具的能力是此消彼长的。随着技术进步，链上数据的透明性和永久存储性，反而可能让行贿行为更容易留下痕迹。从这个意义上看，虚拟货币行贿更像是一场“技术博弈”。姚前案的结果则说明了，这场博弈的赢家并不一定是行贿者。虚拟货币并不是免死金牌，而是一把双刃剑，稍有不慎，就会暴露在执法的阳光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