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国农政问题的核心不再是解决土地制度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矛盾，而是在继续提高生产力的同时平衡生产与分配，通过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衔接共荣，实现经济效率与社会团结的更高目标。面对中国新的“农政问题”，回顾已有的学术传统，多元并蓄吸收借鉴不同理论视角，有助于启发当代学人立足中国现实，阐释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陈翰笙与丹尼尔·索纳这两位农业经济学家的学术合作历程，为我们理解和构建具有国际视野和中国特色的农政研究理论体系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
美国经济学家丹尼尔·索纳（1915—1974）是著名的印度问题专家，因其在农业经济和印度经济史方面的研究而闻名。其代表作有《印度的农业前景》（The Agrarian Prospect in India: Five Lectures on Land Reform, 1956）、《印度的土地与劳动》（Land and Labour in India, 1962）和《印度的农业合作社》（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 in India: A Field Report, 1964）。索纳和陈翰笙因印度的农政研究而结缘。1936—1939年期间，陈翰笙赴美国纽约，任太平洋关系学会国际部副研究员，协助欧文·拉铁摩尔办《太平洋事务》季刊，并任该刊副主编。在此期间，索纳与陈翰笙相识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44—1946年间在印度新德里再次相聚。陈翰笙因受到政治迫害，于1944年前往印度，到德里大学远东研究部工作，并兼任该大学评卷人。当时作为美国租界法案驻印代表团成员的索纳恰好也在德里。
在这期间，陈翰笙对南亚次大陆复杂的农业区域进行了细致的调查研究，并大量阅读了1927—1928年出版的皇家印度农业调查团证词。1946年，陈翰笙离开印度前往美国做大学助教工作。1948年，索纳也回到美国，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任助理教授并参加该校的南亚区域研究项目的工作。他向项目负责人推荐聘请陈翰笙为高级研究员，编写《南亚的生态和农业区域》一书。1951年，陈翰笙在离美回国前把两本已完成的书稿交给索纳。索纳及其夫人为编辑出版这部经典著作经历了种种艰辛和周折，直至1974年索纳去世都未能实现。在索纳夫人的努力下，该书英文版（Ecological and Agrarian Regions of South Asia circa 1930, 1996）最终由巴基斯坦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1959年，我国商务印书馆曾翻译陈翰笙的英文手稿，以《印度和巴基斯坦经济区域》为题出版了中文译本，而1996年的英文版在陈翰笙文字稿的基础上，还附有每个经济区域的两幅地图，以及各区域土地利用和作物类型的统计数据。
《印度和巴基斯坦经济区域》一书记录了索纳和陈翰笙对印巴地区的经济区域进行划分的努力。之所以要进行经济区域划分，是由农政研究的理论前提所决定的。农政问题（agrarian question）是19世纪后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用以分析农业中资本主义转型的一个概念框架，资本主义在农业和农村中的影响与扩张是农政问题研究的立足点。20世纪上半叶，印度各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不同，每邦都有特殊情况，要决定谁是乡村中占支配地位的阶层，就不应把全印度笼统地混为一谈。只有确定了哪里是经营地主占优势的地区，哪里是永佃农占优势的地区，哪里是雇农或佃农占大多数的地区，才能拟定一个确切可行的土地改革方案。因此，经济区域的划分与农政转型的理论与实践密切相关。
索纳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角度出发，把印度分成16个经济区域，他所用的划分标准是地权分配、劳力分配、信贷制度和经济近代化的情况。陈翰笙根据地形（山谷和平原）、水利（雨量和灌溉）、耕作方法和农作制度（棉花、烟草、黄麻等经济作物，小麦大米、杂粮等粮食作物）、土地制度（田赋制度、租佃制度和雇农制度）和经济发展情况（工业化发展状况）这五个标准，将印巴地区划分为21个经济区域。他们的分类标准都凸显了物质性标准，旨在分析地形、降雨等物理因素对经营活动的限制和束缚，同时也聚焦于经营活动针对这些物理因素的作用方式。
例如，信德省地处宽阔、干燥的冲积平原。20世纪初期，随着位于印度河峡谷下游苏库尔拦河坝的建成，信德省的土地得以常年灌溉，小米逐渐被小麦和油料作物所取代，棉花成为重要的出口作物。与作物类型变化相关的是土地和经营制度。信德省72%以上的耕地由大地主持有，他们直接将土地租给佃户，从中收取租金。在古吉拉特邦，北部地区水井灌溉的水位不断下沉，沉重的水税和低廉的农产品价格导致灌溉农业减少，棉花、油菜籽以及烟草成为重要的非粮食作物。粮食作物种植减少、经济作物和出口型作物增加，这是造成农民负债乃至破产的主要原因。古吉拉特邦农业工人的比例远高于其他地区，到1931年，这一地区的农业工人已占农村总人口的54%，且相当多的采棉工人来自卡提瓦半岛。通过对各区域的分析，《印度和巴基斯坦经济区域》呈现出了印度农业资本主义快速扩张的趋势。但是，各个区域并非一个同质的农业空间，在不同地区，农民、地主和高利贷者之间的力量平衡有着很大差异，土地制度、阶级结构和种姓阶层均呈现出复杂性和区域差异性。农村地方性发展的这种多样性，也意味着并不存在某种“原型”的农业资本主义或某种普适的农政变迁路径。
在结束南亚区域研究项目之后，陈翰笙和索纳仍在继续关注印度的农政问题。在1947年独立之后，印度通过加大农业投资、改善基础建设等措施，使农业生产率和亩产逐渐得到提高。20世纪50年代初期到60年代中期，土地改革使印度农村的阶级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民阶级中的富农成为土地改革最大的受益者。陈翰笙关心印度问题，这个国家既是中国的邻邦、人口数量众多，还有着规模庞大的、生存状况令人关注的乡村人口。陈翰笙对印度问题的思考延续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传统，他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多次撰文，讨论印度的农村阶级和土地改革问题。陈翰笙看到，印度农业商品化的快速发展，使富农兼具商人、高利贷和封建收租者“三位一体”的角色，抑制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加剧了乡村的不平等和阶级矛盾。因此，陈翰笙认为，解决直接涉及大多数居民利益的农民问题，是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他特别强调土地改革对于解决印度的粮食问题、农民问题以及实现工业化发展的重要作用。
索纳也在关注印度农民问题，不同的是，他试图从微观的家户层面理解农民的经济行动。农业商品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农户经营开始更多面向市场，由此也提出了如何将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范式应用于农民经济的问题。索纳在1958年撰写的一篇文章《企业经济学对于农户生产的适用性问题》（The Relevance of Entrepreneurial Economics to Production by Peasant Households）中指出，农民家庭经营的很多行为是无法用企业理论来进行解释的。例如，在满足自身生存之外，农民还需要以实物形式支付地租、偿还借款和预借的粮食。因此，影响他们投资活动的不是货币利率，而是粮食作物的商品利率，这是一般的利率理论无法解释的。在思考印度农民问题的过程中，索纳接触到了俄国农业经济学家恰亚诺夫的理论，并受到了极大启发。索纳生命最后十年中最重要的贡献是介绍传播恰亚诺夫的农民经济思想。1966年，索纳与克尔布莱（Basile Kerblay）和史密斯（R. E. F. Smith）一同编辑翻译了恰亚诺夫的代表作《农民经济组织》（The Theory of Peasant Economy），第一次将恰亚诺夫的农民研究思想引入了英语世界。在1962年的普罗旺斯国际经济历史会议上，索纳更明确提出：农民及其经济和社会组织并非短暂的、阶段性的历史现象，而应被看作一种特定的制度和人类经济史上的特定类型。农民经济体制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能够支持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
《南亚的生态和农业区域》的写作和出版被誉为中美两国南亚研究学者合作的一段佳话。令人钦佩的不只是两位学者跨越时空的友谊，更重要的是他们对于农政研究卓越的学术贡献。一方面，《南亚的生态和农业区域》将区位地理视角引入农政研究，依然是当前区域研究重要的文献史料来源。另一方面，陈翰笙和索纳的学术轨迹虽有不同，但是他们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恰亚诺夫主义在农政研究中的应用。这两种传统依然是当下农政研究的重要理论视角，提醒我们将形塑农业农村的阶层和结构性力量与底层农民的行动实践共同纳入理解农政变迁的框架之中。
本期编辑：单敏敏
本期审核：江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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