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中的廉洁故事 | 焦裕禄：廉洁典范人民公仆

文摘 2024-10-11 16:35 山东

焦裕禄

　　焦裕禄（1922-1964），山东淄博博山县北崮山村人。1922年8月16日，焦裕禄出生在一个贫苦家庭，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被任命为尉氏县大营区委副书记兼区长，1954年8月相继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大连起重机厂机械加工车间进修，1962年被调到河南省兰考县，先后任县委第二书记、书记。

　　焦裕禄调任兰考县时，当地正遭遇严重的灾荒，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历史的最低水平。焦裕禄带领当地百姓，全身心投入到封沙、治水、改地的工作中，靠着自行车和铁脚板跋涉5000余里，对全县149个生产大队中的120多个进行走访，把所有的风口、沙丘、河渠逐个丈量、编号、绘图，制定了治理“风沙、内涝、盐碱”的科学规划。他带领全县人民艰苦奋斗，植树治沙，取得了显著成效，使当地的“三害”得到了有效治理。

　　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因肝癌去世，年仅42岁。他被誉为“县委书记的榜样”“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公仆”。斯人虽去，但“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却代代传承。

焦裕禄在泡桐树前

焦裕禄的话

勤俭朴素

　　当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等大家都穿得好时，我自然也就穿得好了。

　　从小养成又懒又馋的坏习惯，长大了就会变成只会享受不会劳动的人，你们应该从小养成艰苦朴素的生活习惯。

　　现在全国上下都搞经济建设，大家都勒紧腰带过日子，我也不能例外啊。这件大衣还能穿，就让它多为人民服务几年吧！

热爱劳动

　　自己能办到的事，应该自己办，不要事事都依靠别人。从小不爱劳动，光想依靠别人的劳动去生活，长大了会变成个怕困难、怕吃苦的人，就不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刚出校门就进机关门，她缺了一堂劳动课，这是不可以的。

　　现在干家务活是为一家人服务，将来长大了就为人民服务，我们不应该一面做着活，一面想叫别人夸自己好，如果有这样思想，就不是老老实实的态度，长大了，也不可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廉洁自律

　　鱼塘是集体的，怎么让我一个人尝鲜？如果大家都不遵守制度，乱尝鲜，集体财产不就变成私有财产了吗？

　　现有国家安排人员是有计划的，我不能利用自己的职权给自己的亲属安排，不能带头违反党的政策！

　　书记的女儿不能高人一等，在学校要尊敬老师，团结同学，在街上对群众要有礼貌，只能带头艰苦，不能有任何特殊。

一心为民

　　我们对兰考的一草一木都有着深厚的感情，面对着当前严重的灾害，我们有革命的胆略，坚决领导全县人民苦战三五年，改变兰考面貌。

　　在这大雪拥门的时候，我们不能坐在办公室里烤火，应该到群众中间去。共产党员应该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在群众面前，在群众需要帮助的时候，去关心群众、帮助群众。

　　咱们是群众的带路人。现在群众都在看着我们，越在困难的时候，领导干部越要挺身而出。

　　我死后不要为我多花钱，省下来支援灾区，我活着没有治好兰考的沙丘，死后希望组织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丘下，看着兰考人民把沙丘治好。

艰苦奋斗

　　要在困难中坚持下去，困难能考验人，坚持就是胜利。

　　事在人为，路总是人走出来，困难总是要人去克服的。

　　在灾荒困难面前，只有团结一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积极向困难作斗争，才是正确的道路。

　　在胜利面前找缺点，在困难面前找出路。

　　要小小气气地过日子，细细致致地做工作。贯彻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把钱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去。（综合整理自《永恒的丰碑焦裕禄的故事》，焦裕禄干部学院编著，大象出版社2014年）

焦裕禄与妻子徐俊雅的合影

家风故事一：铅笔、钢笔、文具盒

铅笔、钢笔、文具盒

焦守凤①

　　我上小学的时候，用铅笔不知道爱惜。每次写字总把笔头削得很细，抄一课书能削好几次铅笔。我还不喜欢用短铅笔，只用大半截就扔了，又要爸爸给买新的。这样要了两三次，爸爸就问我了：“你用过的铅笔头呢？”我说：“扔了。”爸爸说：“以后你要新的得拿旧的来换。”这样我就不敢乱扔了，看看还长，也不敢拿到爸爸那儿去换。用到只有一寸长了，我拿到爸爸那里，想着这次总可以换支新的了。谁知他拿出一个铅笔套，套在铅笔头上，对我说：“看，这不是还能写吗？”我又拿了回来，用了几天，这次用得只剩花生仁那么大了，才拿到爸爸那里换新的。我噘着嘴，很不高兴，嘟嘟哝哝说爸爸太抠索。爸爸听见了，笑了笑对我说：“别看铅笔小，这是经过很多工人叔叔劳动才制成的。别人的劳动成果我们都应该爱惜。再说全国有多少学生，要都象你这样不节约铅笔，一年得多生产多少铅笔呀。”听了爸爸的话，我感到很惭愧，从这以后我就再也不胡削乱扔铅笔了。

　　我们班里的同学几乎人人都有个文具盒，只有我没有。我要求爸爸也给我买一个。爸爸说：“好，爸爸给你做一个。”第二天晚上爸爸下班回来，借来把小锯和锉刀，用木板给我做了个文具盒。做好后还用花纸剪了“好好学习，热爱劳动”八个字，贴在盒盖上。我接过来一看，心里十分高兴。

　　妹妹玲玲上学以后，总吵着爸爸给她买一支钢笔，爸爸没有给她买。爸爸说：“你还小，不需要用钢笔，等大了爸爸给你买。”可是玲玲还一直惦记着用钢笔写字。有一次，她在路上拾到了一支钢笔，回到家里翻来覆去地玩着，后来又放到书包里了。弟弟叫她去交给老师，她说：“爸爸不给我买钢笔，我拾到一支也不叫我用吗？”爸爸知道了，就对玲玲说：“拾到的东西应该还人家。快把钢笔去还给失主，找不到失主就交给班主任。那怕拾到一分钱，咱也要想法送还给人家。”又告诉玲玲，一年级时用钢笔反而不方便，等老师说需要用钢笔时，一定给她买一支。又说：“你不是喜爱钢笔吗？要是将来你能用钢笔的时候，不小心把钢笔丢了，别人拾了也不还，你心里怎么样？现在那个丢失钢笔的同学，该多么希望有人马上把钢笔交还给他啊！”妹妹听到这里，立即拿出钢笔去交给老师了。（摘自《回忆爸爸》，焦守凤编，河南人民出版社）

　　【注释】

　　①焦守凤：焦裕禄的大女儿。

焦裕禄家人的合影

家风故事二：一粒米来之不易

　　一天，焦裕禄下班回家，进门看到地面上有一块杂面馍，便弯腰拾起来，吹了吹沾在上面的土，放在煤火台上烤着。

　　焦裕禄放下手提兜，孩子们立刻围了上来，二儿子跃进抢先坐在他腿上，小儿子保钢爬上背，嚷着叫爸爸讲故事。焦裕禄看着几个天真活泼的孩子，望着忙碌做饭的妻子，心想，现在全家的生活多幸福呀，孩子们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没有受过旧社会的苦，不懂得种庄稼的艰辛，不知道爱惜粮食。这样下去，怎么行呢？

　　他对孩子们说：“现在我们的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暂时配了杂粮。可在解放前，我连橡子面窝窝也吃不饱……”

　　焦裕禄伸手拿过烤焦的杂面馍，接着说：“现在你们的生活和那时比可是太幸福了，没有吃过旧社会的苦，就体会不到新社会的甜哪！掺了粗粮的馍嫌不可口，就随便扔掉。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你们想一想，随便扔馍，对不对？”

　　焦裕禄又进一步启发孩子们，“谁会唱《我是一粒米》？我来配乐。”他顺手摘下了挂在墙上的那把二胡。“我是一粒米呀，大家要爱惜，一粒一粒米呀，来得不容易，农民伯伯早起晚睡，每天去种地。小朋友啊，吃饭要注意。”清脆悦耳的歌声荡漾在家中。

　　五岁多的跃进，自知做错了事，惭愧地说：“爸爸，馍是我扔的，以后再也不扔馍，浪费粮食了。”小跃进接过馍，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摘自《永恒的丰碑焦裕禄的故事》，焦裕禄干部学院编著，大象出版社2014年）

焦裕禄下乡

家风故事三：谁也不能看白戏

　　在焦裕禄刚来兰考不久的一天，夜已很深了，几个孩子都睡下了，唯独大儿子焦国庆还没回来。正要问，国庆从外面回来了，并愉快地告诉焦裕禄，他刚刚看了戏。焦裕禄问他谁给买的票。国庆说，他说自己是焦书记的儿子，售票员就放他进了门。焦裕禄听后眉头一皱，心想：这么小的孩子，就以干部子弟的身份看“白戏”。于是严肃地问道：“国庆，你看戏不买票，对吗？”

　　国庆说：“我是小孩，没人在意。”焦裕禄说：“年龄小就知道占公家的小便宜，长大了就会贪大便宜，这是很危险的！演员唱戏，是一种很辛苦的劳动，看‘白戏’是一种剥削行为！”国庆听爸爸口气严肃，知道了问题的严重性，表示自己再也不去看“白戏”了。焦裕禄从兜中掏出两角钱，交给国庆，语重心长地教导他说：“从小就要养成公私分明、为人民服务的好品德，不要以为爸爸是县委书记，就要搞特殊。明天把钱送给检票的叔叔，向他承认错误！”

　　在兰考，很多人都知道焦裕禄爱看戏。他不但爱看演出，还爱看排戏，还时不时地给演员提点意见。有一天，他在兰考剧场外排队买票，有人惊奇地问：“焦书记，你看戏也排队买票啊？”

　　焦裕禄笑哈哈地反问：“我怎么就不能排队买票？”他买了一张第27排的票，对号入了座。剧场负责人发现他坐得那么靠后，上前拉起他，抱歉地说：“焦书记，请到前排坐。”

　　焦裕禄和蔼地说：“谢谢！我买的就是这一排的座。乡下群众轻易不进城，看戏的机会少，前排的位置应该让他们坐！”

　　剧场负责人说：“前排有给县委领导留的位置，这是多年的老规矩啦！”

　　这个“老规矩”焦裕禄早就有所耳闻，但不管剧场的负责人怎样拉他，焦裕禄都一动不动，并且清晰地回答道，“过去个别人兴起的‘老规矩’不合理，应当废除。”

　　为了纠正从看戏上反映出来的不正之风，焦裕禄首先从自身开刀，以国庆看“白戏”为例，在县直机关干部会上多次检查自己对子女的教育不够。县委根据他的建议，针对当时的一些不良倾向，发出了《十不准》的通知。（摘自《永恒的丰碑焦裕禄的故事》，焦裕禄干部学院编著，大象出版社2014年）

延伸阅读一：他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他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徐俊雅①

　　我同焦裕禄同志生活在一起已有十多年，他好像永远不知道啥叫“难”。记得我们才从地方转到工业上那会儿，那困难才大呢！他文化不高，从来没有见过机器，别人给他介绍情况，他啥也听不懂。图纸摆在面前，看花了眼也不明白。当时有人就说：“看，拉牛尾巴的人也来学工业！”可他不听这些，还是迎着困难干。在大连起重机厂实习的时候，他担任车间主任。他慢慢学会了看图纸，什么活也能干一些了。工人同志都喜欢他，说“老焦真行，钻劲儿大，是咱们的好主任！”

　　到兰考以后，他经常下乡，时常一去就是十多天。我们见面的机会比过去少了。有时我们在路上遇见，他总是朝我笑一笑，就匆匆忙忙骑车走了。

　　记得那是一九六三年的夏天，一连几天下大雨。他冒着猛雨下乡去了。好几天以后才回来。他对我说：“这雨下得真好。”我责怪他说：“一个兰考县都快淹完了，还好呢！”他说：“俊雅，不下这么大的雨，怎能知道它淹到啥程度？你挡不住老天下雨，今年受淹了；可当你查明了水情，知道了地势高低，就能制住老天，明年咱们就不叫它淹。”经过一年的苦干，一九六四年同样下了很多雨，受淹的地就大大减少了。

　　……

　　他时常对我说，作一个领导人，要处处以身作则，不要特殊化，要完完全全遵照党的政策办事。到兰考后，我们全家搬到县委机关住。院子里孩子很多，他们常常叫着闹着满院奔跑，有时就闯到办公室里，影响工作。县委就作出决定，让家属全部搬出机关。当时我不想搬，住在机关里上班近，用家具、打热水都方便。我想看一看，等别人搬了我再搬。老焦知道我的心思以后，就严肃地对我说：“你光图自己生活方便，就忘了对工作不方便。要是谁都看着别人，就一个也搬不走。我们应该第一个搬。”我们搬家以后，别的同志也一个个搬出了机关。

　　一九六二年冬天，领导上知道我家孩子多，过冬棉衣有问题，决定照顾我们三斤棉花。他一直不让我去买。我一再向他说，他都坚决地回答：“一个领导人，绝不能特殊。”

　　离我们家不远，有一个大坑塘，原来塘里有一些野鱼。老焦发现这个塘可以养鱼，就让人给放了几万尾鱼苗。他非常爱鱼，有时看到捕鱼队去打鱼，就跟同他们一起打鱼。有时他把鱼捞上来看看长多大了，再放回水里。有一天，渔场的同志用桶装了十多条活鱼到我家，说：“焦书记为这鱼塘没少操了心，这几条鱼让他尝尝鲜吧。”孩子们看到鱼喜欢得什么似的，二儿子跃进趴在桶边上捞鱼，直嚷：“俺要吃鱼，俺要吃鱼。”老焦知道后，对孩子们说：“这鱼是叔叔们劳动养大的，咱们不能要。”说罢，把鱼放在盆里，让大儿子国庆送还了渔场。

　　我们来兰考后，我哥哥嫂子不断对我说：“让你侄新太给老焦当个通讯员，不比用别人强吗？那孩子字写得好，算盘打得哗啦啦，当几年通讯员不就提升成干部啦！”我知道老焦的脾气，没敢提。可挡不住他们老是絮叨，有一次就向他提起这事。话还没说完，他就打断我说：“不中！现在农业上需要知识青年，那里的天地很广阔，让他在那里好好干。我是一个县委书记，我不能随便用人，带头违反国家的政策。”

　　在生活上，他从来不感到啥叫“苦”。我知道他有病，有时给他买点鱼肉，他不肯吃，总是说：“咱们的生活比起贫下中农已经好得多了。我过去也是受苦人出身，生活可不要浪费啊！”他的一条薄被子不知盖了多少年，轻轻一扯就是个窟窿。那双袜子，袜底袜筒补钉压补钉，还不肯买新的。有一次，我气得不给他补，他就拿起一块布自己补了起来。

　　老焦非常爱孩子，孩子们也爱他，一见他回家，总是扑过去，一个个往他身上爬。他就背上驮一个，怀里抱一个，胳膊上挎一个，高高兴兴进屋来，他给他们唱革命歌曲，讲革命故事。

　　可是他对孩子们的要求也很严格。有一次国庆要买本子，他先要看看旧本写完没有。买了东西剩一分钱也要向孩子要回来。他说：“应该教育孩子从小养成节约的习惯。”割麦的时候，他就带着孩子们下乡，参加劳动，让他们知道农民种粮食是多么辛苦。

　　……（原载于《人民日报》）

　　【注释】

　　①徐俊雅：焦裕禄的妻子。

焦裕禄在工厂学习

延伸阅读二：我的父亲焦裕禄

我的父亲焦裕禄

焦守云

　　父亲去世已经50年了。

　　1922年8月16日，父亲出生在山东省博山县的小山村自耕农家庭里，小学毕业生，青少年时代他曾逃过荒、要过饭，做过长工、打过短工，还当过挖煤工。

　　父亲1945年参加革命，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随军南下，曾经在河南尉氏县搞过土改，他工作最长的时间是在洛阳矿山机器厂（以下简称“洛矿”），他在那儿工作了9年。

　　在洛矿，父亲完成了从小学生到大学生的深造。厂里把他作为选干生派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毕业后他又到大连起重机厂当了2年的实习车间主任。父亲在洛矿担任过车间主任、调度科长等职，1962年年初，他又调到当年参加土改的尉氏县，当了半年的县委副书记。

　　1962年冬天，他调到河南兰考县，任县委第二书记，几个月后任县委书记。父亲在兰考的那段时间，也是大家最熟知的时期。

　　带头治“三害”，就是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

　　兰考县位于河南东部，与山东搭界，北依黄河，是历史上多灾多难的地方。黄河多次改道，给兰考留下了大片的沙荒地、盐碱地及内涝。风沙、盐碱、内涝“三害”给兰考带来了多年的灾难。

　　1962年冬天，父亲到兰考工作，这一年也是三年自然灾害的最后一年。“三害”加上自然灾害，兰考的粮食产量降到历史最低点，亩产只有43斤。当时兰考有36万人，灾民近20万。兰考紧邻陇海铁路，火车一来，大家都哭着喊着往火车上挤，灾民要逃荒到丰收区去。

　　在兰考，父亲组织的第一次工作会议在县火车站召开，因为当时灾民每天都集中在火车站。父亲指着逃荒要饭的人群对参加会议的委员说：“同志们，灾民们背井离乡去逃荒，党把兰考36万人民交给我们，我们不能让他们有饭吃、有衣穿，是我们失职啊！”

　　“三害”不除，兰考就永远摆脱不了贫困。面对大家的畏难情绪，父亲动情地说：“小鸡凭着一双爪子挠食吃还饿不死，我们有党的领导，有36万兰考人民，每人都有两只手，还愁治不了灾，养活不了自己吗？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生产自救的决心。只要我们发扬挖山不止的愚公精神，一定能够挖掉穷根。是共产党员，就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

　　当时兰考的沙土地有24万多亩，风沙非常大，一刮风水井都会被沙填平，晚上关好的门第二天就能被风沙堵住。当然，最可怕的还是兰考的沙丘，一刮风，沙丘就随风滚动，危害很大。

　　“必须查清风从哪来、到哪去，哪儿是风口，不能再让沙丘到处流动。”这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风最大的时候就是父亲他们查风口的时候，风刮得他们睁不开眼，一张口就是满嘴的沙土，合上嘴，嘴巴里就咯吱咯吱乱响。可就是在那样的条件下，他们查清了兰考的风口和风沙走向。

　　查出了风口，如何治理风沙？大家着急。一天早上，父亲在村口看见一个农民拿黏土封坟，父亲问他为何这样做。农民说，这是他母亲的坟，一刮风，坟头就没了，拿黏土封上坟，种上草，再大的风也刮不动，只要一个上午就能封好。当时父亲就想，兰考36万人还愁封不上那些沙丘吗。回去后，父亲立即召开会议，提出“贴上膏药、扎上针”的计划，贴上膏药就是拿黏土把沙丘封上，扎针就是种上树，时间长了再大的风也刮不动沙丘了。沙丘不流动了，沙土地就好治理了。

　　但执行计划时又遇到了困难，大家吃不饱肚子，怎么干重体力劳动？父亲召开了动员大会，他说：“……如果你们留下来治理沙丘，我保证你们能吃饱。”

　　兰考的土地上不长粮食，父亲组织多个小分队用救济款去丰收区采购萝卜干、红薯片、粉条等代用粮。于是，许多村民就留下来勒紧裤腰带干，有了领导干部带头，村民也发挥了冲天的干劲，很快，他们就用最简单、最实用的办法解决了封沙丘的问题。

　　兰考有16万多亩盐碱地，寸草不长、颗粒不收，铁路两边都是白花花的，像刚下过小雪。上世纪50年代，那里的老百姓卖小盐，不交税。要是地里全是盐还好，地里有盐、有硝也有马尿碱，必须区分开来。当时兰考没有盐碱化验器，父亲就说：“我有一个从老农那学的办法，这个设备人人都有，结果准确、携带方便，那就是咱们的舌头，咸的是盐，凉的是硝，又骚又臭的是马尿碱。”父亲领着大家尝遍了兰考的盐碱地，把土地做了一个大致的分类。

　　治盐碱非常难。父亲下乡的时候发现一个农民的菜长得特别好，问其原因，才知道是农民把一米以下的土挖上来翻到上面来种地，土质能维持一两年。“兰考急需生产自救，这样做起码能解决当年的吃饭问题。”于是兰考就开始了土地深翻工作。1963年，在经过改造的盐碱地上，终于种上了庄稼，兰考取得了1958年以来最好的收成。

　　兰考位于黄河最后一道弯的拐弯处，黄河泛滥给兰考留下了许多坑坑洼洼的地方，根本种不了庄稼。更可怕的是一旦下雨，就会造成严重内涝。1963年8月2日到9日，下了整整8天的大雨，兰考人称为“白帐子雨”。雨又大又急，洪水横流。除了留下两位值班的同志外，父亲带着县委其他同志去各地考察水灾情况。

　　面对这样的大雨，有村干部犯愁，写了一首打油诗：吃也愁、穿也愁，住也愁、烧也愁，前也愁、后也愁，黑也愁、白也愁，进门愁、出门愁，愁来愁去没有头。读完后就趴在桌子上哭了起来，一些村干部也跟着哭。平时性情很好的父亲当时就急了：“哭有什么用，天还是要下雨、地还是会积水，哭要是有用，我就带头哭。”于是趴桌子上做了一个哭的样子，同志们看他这样就破涕为笑了。父亲说：“没有抗灾的干部就没有抗灾的群众，群众都眼巴巴看着县委，干部如果不能挺直腰杆，群众就不能充分发动起来。这叫‘干部不领，水牛掉井’。”在父亲的带领下，一支由水利技术人员、当地干部和县委工作人员组成的考察队伍出发了。父亲生前就画了许多兰考地形图，但还有很多没画完。父亲去世时，群众打出的横幅是：“挥泪继承壮士志，誓将遗愿化宏图。”

　　他管村里的大娘叫“娘”

　　在治理“三害”过程中，父亲提出了“深入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工作要求，每次到农村，他都要去最穷的那家人家去吃百家饭。“只有到最穷的人家去，看屋里有没有粮食，床上有没有被子，老人身上有没有棉衣，才能了解这个村到底是什么样的。”为此，他曾经在一个饲养员老大爷的牲口棚里住了三天三夜。

　　一个风雪交加的日子里，父亲和同事到了一个五保户家里，那家里一共两口人，老大娘是盲人，老大爷是个病人，躺在床上不能动。父亲到了他们家，习惯性地看了一圈后，就坐到老大爷床头问寒问暖。这时候，大娘摸摸索索地走了进来，拉住父亲的手问：“你是谁啊，大雪天，你来干什么？”父亲拉着大娘的手喊了一声娘：“娘啊，我是您的儿子，毛主席派我来看望您老人家。”父亲喊人家娘，不是到兰考的习惯，在解放初期参加土改运动时，他看见村里头和他母亲年龄相仿的女同志，都喊人家“娘”，一是出于他亲近群众，二是他离开他娘的时间太长了，也一直没时间回家，他把这种感情寄托在老百姓身上。

　　当时，一个农民的孩子病得比较重，因为没钱给孩子治病，家里已经准备等孩子咽气了，送到村外去掩埋。父亲下乡的时候知道了这事，赶到孩子家里，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这孩子还有呼吸呀，这是咱农民的孩子，赶快把孩子送到县医院去，想尽一切办法救活他。”后来这孩子被救活了。父亲去世后，孩子就改名叫张继焦，今年继焦已经50多岁了，一直在兰考县焦裕禄纪念园工作，他经常对别人说：“我这辈子就做好一项工作，就是为我的焦裕禄爸爸守坟，焦裕禄爸爸的坟，我是离不开了，只要我能动，我就守在这里。”

　　父亲在兰考就留下了4张照片，那时候，照相是奢侈的事。4张照片中只有一张是他自己愿意照的，是那张他站在泡桐树下掐着腰照的相，其他都是别人偷着拍的。在兰考他没有一张工作状态的照片，他当时总是对搞宣传的同志说：“你应该把镜头对准群众。”镜头对准群众，群众干劲就更足了，他们说：“使劲干哪、使劲干哪，你看他们给咱照相呢！”

　　……

　　他身边的物件，都成了与疾病斗争的见证

　　到了1963年11月，父亲的病越来越重，肝疼得也越来越厉害。他越来越瘦，脸色又青又黄，颧骨高高耸起，变得憔悴不堪。他身边的一切物件，都成了他与疾病斗争的见证。

　　刚开始，父亲肝疼时，就用茶杯盖上的疙瘩使劲顶肚子里的疙瘩。如果在写字，父亲就会用钢笔伸进去摁着；如果两只手都被占用，他就用刷衣服的刷子一头顶着肝一头顶着藤椅工作，时间长了，藤椅上就被顶出个窟窿。

　　有好几次，父亲工作结束了，还没站起来，就倒到了地上，那么大的个子，半天起不来，那是肝太疼了。母亲哭着劝他去看病，他说：“别着急，我把该安排的工作安排好了，就会去看的。”后来发展到肝疼得睡不着觉，他就把那些平时用的钢笔、杯盖搬到床上。母亲说那段时间父亲睡觉都是趴着睡，如果不趴着，那些东西就顶不住肝。

　　父亲的病越来越重，可他依然坚持工作。有次，父亲到农村听大队领导汇报工作，因为肝疼，冷汗一个劲地出，用来做记录的钢笔，两次从他手里掉了下来。在场的同志看到这种情况，非常紧张，立即把他送去开封地区人民医院。

　　到了地区人民医院，父亲被诊断为肝癌。当时大家不相信，送他到河南省医学院附属医院和北京协和医院去诊断。父亲最终被确诊为肝癌晚期，皮下扩散。据医生说，父亲肚子里长满了大大小小的瘤子，大的有鸡蛋那么大，小的像黄豆那么大，父亲的生命最多只有20多天了。

　　他们带着父亲回到了河南省医学院附属医院，那20多天里，父亲遭受了最大的苦、最大的罪。开始他还打止疼针，满怀希望自己能好起来，再回到兰考领着大家除“三害”。当他觉得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时，开始拒绝打止疼针：“止疼针只能止疼，不能治病，这个药这么短缺，我能省一针就省一针，把药留给最需要的人吧！”

　　不打止疼针怎么办，父亲有时趴在床上，有时跪在床上，甚至还会把香烟点燃来烧自己的胳膊，他说这是他发明的肝疼转移疗法：“我其他地方疼了，肝疼就会稍微好一点。”胳膊上的皮肤没用了，他又开始烧肚子上的皮肤，大家见了都扭头落泪。

　　当时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和地委组织部副部长来看他，他拉着两位领导的手说：“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完成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我没有达到兰考人民对我的要求，我心里很难过。”这两位领导说：“组织上对你的工作非常满意，你对后事有什么安排、对组织上有什么要求，你就和我们说吧。”父亲沉默了一会说：“我对组织上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我死了以后，把我运回兰考，埋在兰考的沙丘上，我活着没有治好沙丘，我死了，也要看见兰考人民把沙丘治好。”

　　父亲临终时，把母亲叫到身边，说：“没有想到，我这么快就要走了，我走了以后你会很难，你一定要教育好孩子，你再苦再难，都要把孩子抚养成人，把他们培养成对社会有用的人。你还要记住，再苦再难，也不能向组织伸手要钱要东西要救济。”这是他对母亲最后的交代。母亲当时才33岁，需要照顾两家的老人，还得抚养6个孩子，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父亲还是给她约法三章。

　　1964年5月14日上午9时45分，父亲永远停止了呼吸，那一年，父亲42岁。父亲走了，我们家的天也塌了，母亲领着我们6个孩子，谨遵父亲临终前的嘱咐，艰难地生活。我们的日子是在母亲的泪水中度过的，父亲走了她没有了精神支柱，母亲流了许多泪，老了后还留下眼疾，不哭也流泪。

　　父亲不是苦行僧，但在兰考他舍弃了一切爱好

　　父亲不是苦行僧，也不是天生就喜欢吃苦受罪，实际上他在生活中也有许多爱好与追求。

　　他身高一米七八，皮肤黝黑，但长得非常英俊。到兰考前，父亲一直在哈尔滨、大连、洛阳等大城市工作，接触的都是新潮的东西。当时父亲有些文艺范儿，他二胡拉得非常好，舞也跳得好，还是个出色的男中音。早在南下工作队的时候，他就在文工团工作，他们工作队排练了歌剧《血泪仇》，由父亲出演男一号。

　　父亲对生活是很热爱的，工作再忙，胡子也刮得干干净净；衣服再旧，也洗得干干净净。父亲的文章写得非常好，还爱钻研。他在大连起重机厂时，给他们的厂报、广播电台写了很多文章。父亲这辈子穿的一件最好的衣服，就是母亲用他的稿费买来的。

　　但在兰考艰苦的环境下，首先面临的是解决民众温饱的严峻问题，父亲只能舍弃了他一切的爱好，一门心思带领兰考人民除“三害”。就像兰考一位领导干部说的：“焦裕禄在兰考的475天，是跑步度过的。”

　　……（综合整理自《人民日报》2014年7月1日）

END

来源 |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编审｜安然

责编｜卢立飞

技术｜颜宗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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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中的廉洁故事 | 焦裕禄：廉洁典范 人民公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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