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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张枕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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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前排左一）、吴玉如（后排左一）及南开中学同学
吴玉如，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五月生于南京，名家琭。原籍安徽泾县茂林村，早年号茂林居士，中年以后自署迂叟。其父早逝，母顾氏出身南京名门，通经史，擅诗文。外公顾云,字子鹏（一字石公），江国垣《光宣诗坛点将录》评曰“诗笔健举，醉中命笔，颇多伟观。”工古文辞，与郑孝胥交契。有《盋山诗录》传世。吴老中学时代曾与周恩来同班，周擅白话，吴长古文，皆南开奇才。1915年入北京大学预科，后转朝阳大学，因父去世而辍学。1916年赴吉林、哈尔滨等地谋生，先后任黑龙江交涉局秘书、中东铁路局监事会秘书长等职，这期间多与成多禄、陈浏等吟坛名家诗和酬唱。“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举家入关，途径长春，拒绝了郑孝胥的加意挽留。1932年回到北平，供职税务机关，因对官场蝇营狗苟厌恶至极，愤然离职，徙居天津，执教南开大学。“七七事变”后，抗日军兴，家馆授徒，鬻字自给。1938年赴昆明西南联大执教之际，接到张伯苓来信遂改赴重庆，张时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吴任参政会秘书。后以洪灾侍母为由，避开蒋介石接见，脱身党争，返回天津，先后在天津志达中学、天津工商学院（后改为津沽大学）等校任国文教员。1942年在天津永安饭店第一次举办“吴玉如先生书法展览”。解放后任津沽大学中文系主任，1951年因设置课程分歧辞职后，一直以教书、鬻字、校点古籍、编撰《辞源》《辞海》条目等为生。文革期间三次被抄家，生计益窘，在周总理帮助下被聘为天津人民图书馆特别顾问。1978年被聘为天津文史馆馆员，担任天津市政协委员。1982年8月病逝于天津，年八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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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末、民国到新中国成立，经历各种运动直到八十年代初，在吴老近一个世纪的人生经历中，其历史观、人生观一直也在相应地调整与变化。《念吾年少日》忆道：念吾年少日，自惭学不至。矻矻及于今，白发被耳际。东西南北人，飘零敢谁懟。尝闻孟轲言，独善不得志。又闻穷益坚，不妨目掩袂。惟教无愧人，无令心地愧。富贵何为者，侯门羞裾曳。如此年复年，宁肆志于艺。一艺安足论，莫使心神悸。 少年读书志于学，几经浮沉，雄睨岂无振翮心，掉头耻向公卿揖。现实中既不能戈鋋拯世，又不能尽瘁国事，儒家思想的根深蒂固与骨鲠生性，更不肯偃于一己之谋，最终还是只能回归读书中来：“水深火热寇降后，达官威武国脉枯。此生太平殆无望，隐忍时还读我书。”从吴老常用诗题《书愤》《书闷》《大道》《失途》《示诸生》等亦可窥见其有志难伸的胸中抑塞。“一生贱齿官，谁真为民瘼！”“儒冠百代羞，孰癒生民疾！”“有家与无家，天地等空花。一身何足道，莫妄兴咨嗟。”字里行间可以读出其心有不死、愤俗疾时的熬煎。“诗文复何济，不值二亩芹”听来很讽刺，但是作为一介穷愁书生，也只能在炼字捶句中寻找些许内心慰藉。吴老诗句里，那一种难白的苦衷、焦灼与无奈，隔着文字都让人歔欷不已。吴玉如草书《离骚》局部
作诗亦何为，风花雪月丑。描头与画角，到处垢埃厚。輘轢千载上，独出在无苟。脱尽凡枝叶，言言避俗口。岂为故作态，不肯随牛后。傲岸见妩媚，始是个中手。他对诗的态度是：“从诗求诗诗逼仄，心从诗外求其全”；“刻意为诗未必好，偶然写来转工巧。偶然得之非偶然，寝馈以之意无了”；“雕饰矫作累已甚，水流花放天然中”；“有意作诗诗恶拙，无心拈句句清新。行云流水天然境，活许心源无尽春。”诗源于心。不独诗文，作人作字皆然。“作文、作诗、作字、作词，皆须胸中一尘不滓，清气盎然。否则纵有十分功夫，终难超凡脱俗。”吴老强调脱俗尚真。作人以刻励守真为贵；诗句，更是说不了假话：“忧来惟有诗真率”；从艺作字：“人各笔端有本真”，“粉泽已乖天真样”，“一涉雕饰营外物，则天趣泯而真意失”……吴老逝前两年，写下《了彻》诗，真是言语道断：十二学诗今几七十年，诗成头白思祖心酸然。庸庸一世究何托，有悟谁与论后先。纵尔贤愚自当知，必求他知己可怜。闻道嘿嘿终无言，方是人生莹莹了彻真心田。
求真耻俗，是吴老立身处事之本。“乾坤陆陆一常儒，争敢高张与俗殊”，“终年矻矻少许可，我耻媚俗俗笑我”是其自况。书法方面，更是不会随俗宛转。他直言作书最忌俗与熟，亦忌乖谬与潦草；又言“作字首重结构。一入俗样，便无意味。”譬如对于经典小楷《洛神赋十三行》的结构，吴老亦有不满：“多有须商量处。有许多字即写成一如其貌，亦不佳也。……又大小悬殊，虽非病，盖不能大小中以算珠列也，然终是病。”他指出其佳处在用笔，赏其快刀斫阵之意态。吴老学古人强调要学出“真精神”，皮毛众可袭，精神不可夺。《书法》诗中讲得很明了：千枝与万叶，淋漓在元气。元气一凋丧，形骸土木累。于焉争唐宋，优孟真儿戏。吴老正是在与古人不似亦似间走出了自己的学书道路。七十多年的书法生涯，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少年弯路、青年探索、中年转折和晚年化境。“忆我十二三，读书苦羸弱。书喜苏长公，涂抹未脱俗”；“当时习尚耳，不知究晋唐。及冠见乃多，不作辕下僵。”吴玉如自言早年习字走过一段弯路，晚年他说苏字赵字并非不好，但不宜初学，上手以后容易落俗。确实，苏字或赵字本身并不俗，关键是后人善学与不善学。赵孟頫所言“用笔千古不易”，旨在在古法渐澌的元代树立一种易于掌握和接受的用笔规律或言规范，有其特殊的时代意义，此外，以前赵氏真迹罕觏，赝书之乱亦为后世造成流俗。但是反过来想，从另一角度看这却是赵孟頫胜人高筹。赵孟頫将古人多变的笔法用一种易知易见易掌握的形式表现出来，领悟其用笔，实际上是开悟古人笔法的法门。陈石汀《书法偶集》云：“赵子昂书，乃古今一大关键也。子昂能集晋唐以来众家之长以为长。若留心书道，从此入手，稍觉易也。”以其入手稍易，被后世视为学王津梁。理解到这些，或许可以明辨吴老所言容易“落俗”的深层原因。为了医俗，摆脱弯路，吴玉如改学米芾《方圆庵记》、李邕《麓山寺碑》，由练白摺子小楷改写《黄庭经》《乐毅论》《洛神赋十三行》，由颜楷转学北碑。《吴玉如书法集·序》中吴小如忆道：“直到我二十二岁开始教书以后，先父才对我说：要想熔南帖北碑于一炉，体会其相通相承而不相反相悖之理，还须细绎《元略》《龙藏》，同时也允许我写褚《圣教》和赵子昂诸帖了。”吴老对《元略墓志》最为宝爱。他将《元略》之险绝变平稳，散淡变紧结，放逸变收束，狞厉变柔和，不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楷书风格，更玩味出北魏递承晋人作楷之法：吾最喜《元略墓志》，虽收拓非精，然用笔结构深能体会二王脉息。……领会其如何运用二王行草之法参诸楷则之中，必可见其矩矱。
中年潜心篆隶，是吴老书艺的一大转折点。当时“七七事变”爆发，全家自南开大学避居北京，这一年他蛰居租界，闭门谢客，天天写字，百张元书纸数日即尽。所写以篆隶为主，上自《散氏盘》《毛公鼎》《张迁》《曹全》，下至邓石如、赵之谦等清代书家。1964年吴老在一段跋语中阐明篆隶与行草的关系：“能从隶书中得楷法、草法变化之端，起落转折之迹，庶不负古人之研精也。然习篆隶者多薄楷则与行草，每不能通之，是诚习书者之憾也。”从其实践和论述看，重帖不轻碑，强调取舍与融合：魏碑非不可学，弩张剑拔，切齿裂眦，无真力于中，惟貌肖于外，于求笔法翰墨，乖矣！然模习晋人，真迹罕觏，木刻展转，神索形滞，上仅软熟，下甚瘿肿，为世诟病，亦其宜也。能挺不失润，韵而神超，则学魏学晋，同条同贯，亦何轩轾云哉！
习魏碑最好能撷精华，弃糟粕，能熔《崔敬邕》《张猛龙》《张黑女》《郑文公》《元略》诸碑志于一炉而无斧凿痕。令方圆相济，纯任自然，不拘一人一派之沿袭，则言书法庶乎可矣。更要能冶晋、隋、唐为一炉，庶几得纵横如意，不囿于滞而沦于怪癖。清末从事魏碑者多矣，然蛇神牛鬼，能造悲盦之境者已不多见矣。![]()
吴玉如作书
六十岁以后，吴老书艺臻于化境。对笔墨纸的挑剔也一改从前，如早年声明“玉版宣不书，宜生宣、料半”，中年以后则用绵连。墨喜用淡，《临池自咏》言：“淡墨书硬黄，是中有深趣”，爱其“水净沙明”之感。有问习书如何选纸选墨者，吴老答曰：
作字必纸墨相发，而后可以骋怀。墨佳纸亦须佳，纵墨好纸不发墨，英雄亦无用武之地。旧纸质固好，多年而后，火性退尽，墨过，真是水乳交融之妙。大字则见屋漏痕，以生纸绵薄者为佳。墨注于纸而不光，装成如绒制，今人多不知矣。蜡笺或硬黄作小楷均见双钩，此皆迹象可见，非虚构徒为说者也。研墨清水用之称意，过时则胶沉水浮，屋漏之痕不匀。墨不鲜活或非研墨，咸不可以语是。关于执笔，孙过庭《书谱》云：“执，谓深浅长短之类是也。”执笔太近，腕肘伏案而势屈。临书当以慢为胜，慢较快难。当习字之日，笔惟恐其不到，惟恐其不似，铺毫墨到，久自见功，轻踢轻跳，弊难言矣。又结构每字皆有向背阴阳，习之既久，神与笔化，速似云卷，迟如山停，无全目、无全牛，至矣！
吴老晚年书小楷亦是高捉管，他讲莫以形小而忽视其用笔：“虽毫发之细，亦须如狮子搏兔、香象渡河之用，明乎此而后可以言书法。”笔则擅长锋羊毫，也使短颖狼毫，长锋短颖都无碍其迤逦从容的书写。时而古拙，时而绵丽，真朴之气无不自在。吴小如《先君吴玉如先生诗词钞校后题记》赋诗一首，概括最真切：同光遗响到迂翁，峻洁冲和晚更融。诗外功夫书共老，最难及处是清雄。
吴玉如书陆游《海棠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