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电影》|《出走的决心》与苏格拉底之问：人应该怎样生活？

《出走的决心》是尹丽川执导的第四部电影，此前的《公园》《牛郎织女》《与时尚同居》等作品虽曾入围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处女作奖、戛纳国际电影节“导演双周”单元，但影响波澜不惊。尹丽川作为“下半身写作”诗人、作家、摇滚音乐人，她的电影似乎有理由被期待延续诗歌、小说和摇滚乐的先锋性，然而，她的电影对伦理题材的偏爱、对朴素的“新现实主义风格”的追求、对“拒绝过度阐释”的践行、对电影表达温暖与爱的认同，皆与她此前的形象相去甚远。同样是伦理题材、朴素的日常生活叙事、沉缓的画面风格、细腻的女性情思、残酷里的温暖和诗意，《出走的决心》保持了尹丽川稳定的电影艺术观念。该片因强度聚焦的女性生存困境话题未映先热，引发网络共鸣和讨论。

一、苏格拉底之问：人应该怎样生活？

在《理想国》中，苏格拉底与特拉叙马克讨论并提出了“人应该怎样生活”这个问题，与之同构的问题是“什么是良好的生活”，这成为苏格拉底伦理学的核心问题。这个问题打破了人们对日常性不假思索的沉溺状态，打破了日常生活的惯性，促使人们返回内心，追问生活的价值与意义。这个贯穿影片《出走的决心》的问题，造就了其强烈的思索气质。

影片片头直抵这一问题的终点，也是叙事的终点：女主人公李红独自在路上驾驶，下车后，她将ETC卡扔下山崖，愤怒地喊出：“我用了那么多年才走到这儿，谁也别拦着我！”“出走”并将继续走下去，这是李红对“这样”而非从前“那样”生活的确认。什么样的生活是良好的生活呢？“良好生活也许可以说成：对人之为人来说，那是正当的生活。”^（1)在所有社会中，人们都认可这样一种伦理观念——因为我处在这个社会环境中，就可以对我提出这样的要求。李红所置身的，是这样一个社会环境——“谁家老娘们不听老爷们的话？”“哪个老娘们不生孩子，不做饭？”正如鲁豫在分享会现场所说的，“女人不仅是一种性别，也是一种处境”。李红在郑州生活了三十年，从来没离开过。在家庭中，她几十年如一日地遭受丈夫孙大勇指令语言的暴力，不被尊重关心，没有自我，如女儿晓雪对父亲所说的，“打我记事起，你就没对我妈说句好听的话”。李红动辄被丈夫责骂“不明事理”“神经病”“就是个懒”“假模假式”，她被要求不能顶嘴，只能“这样”做，不能“那样”做。李红并非逆来顺受之人，相反，她对在道德义务观念中发现的强求和傲慢感到愤怒，她也具有对置身其中的伦理生活反思的能力。

因其如此，她一直处于“自我生成”中。“自我生成”在“我”中展开，在自身内部循环。“我”作为出发点，与“非我”的每一次对抗，都迫使“我”返回自身，而现实本身就在这种重复运动中显露出来。这是一个双重的现实，正在承受的面目狰狞的现实和“良好的生活”的现实。如果说她能知道在她之外的世界，即“良好的生活”，是因为她意识到这一事实，这是回归自我获得的“自为”意识。无论是李红对孙大勇表现出来的愤怒和抗争，不顾亲人之情、执意向大弟要回属于自己的两万元钱，还是最后对女儿坚定地说出“你的事我不管了哈”“我等不了了”，影片已然从心理、社会方面来透视与反思伦理生活。这种批判性反思揭示了某些实践和感情不是我们平常所认为的那样，它们作为伦理惯性，阻碍了人们走向“良好的生活”，理应受到质疑。于是，李红说：“我就想出去看看，看看日子还有没有别的过法？”“为自己，天南海北，可自由自在的”“我都想好了，等我外孙上了幼儿园，我就出去转转，那天地任我行啊”。在描述伦理动机的时候，她对自己的利益采取了精神性的看法，涉及价值、自由、快乐、关于世界的知识等，而这一切建立在过“良好的生活”的考虑之上。“这样一种哲学将去反思我们相信的、感到的、认作理所当然的东西，反思我们怎么对待义务，怎么认识责任，反思罪感和耻感。”^（2）

按照苏格拉底的看法，人们对“良好的生活”的理解是与人对自身的认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良好的生活”是某种实践的结果，而获得“良好的生活”的知识从对自我的认识开始。真正的自我等同于自我的灵魂，而不是肉体。“所谓灵魂就是为了理解和决定自身而回归自我的能力。”^（3）这意味着从外在善转向追寻内在德性、自由与快乐。“良好的生活”必然是正义的、符合德性的。在《出走的决心》中，李红时刻处于丈夫无德性的伦理生活的阴影中。丈夫粗鄙、自私、冷漠、自以为是，李红的婚姻压抑、痛苦、窒息。这是李红想要逃离、出走的前设因果。她想要出去看看“有没有别的过法”。“别的过法”首先是正义的、符合德性的生活；其次，它理应是快乐和自由的，即李红口中的“天地任我行”。追求快乐和自由是自我中心的，与关切义务感的伦理动机相反。如果说李红在女儿的哀求中一步步退让，选择再“等一等”，身上还有着无法割断的传统母亲的伦理人格，那么，从她决定出走的那一刻，到学车、挣钱买车、不顾亲情向大弟要钱，再到最后不顾一切地出走，对快乐和自由的追寻战胜了一切，对“良好的生活”的追寻战胜了一切。当然，过“良好的生活”还意味着一种实践理性、一种行动。如康德所言，只有实践理性中的自由，才能作为道德法则将自身合法化，达至至高的善和幸福。对于李红来说，出走，过一种在路上的生活，其意义并不在于过哪一种值得过的具体生活，而在于“出走”本身。这个行动抵达的是人的精神与自然、世界的同一。

《出走的决心》通过李红这个人物，提出了“人应该怎样生活”“什么是良好的生活”这个苏格拉底之问。导演尹丽川说，这部影片表达了普遍存在的女性困境。影片不断通过具体事件呈现李红在伦理、精神生活上的困境，但李红“出走的决心”并不来自哪一个具体的事件。这个大写的问题与任何具体的场合无关。“它不是眼下直接的发问，它问的不是我现在或接下来应该做什么。它是关于生活方式的发问。”这个问题关乎人的一生。“这个问题本身就促使我采取更一般的，实际上也是更长远的眼光来看待生活。”⁽⁴⁾李红身上呈现出来的已经不仅仅是普遍性的女性困境，也是人的普遍性精神困境，即“人应该怎样生活”。

二、奇点、事件与递归运动

就题材而言，《出走的决心》并不新颖。20世纪纪20年代，“娜拉出走”问题已在知识界引发普遍关切。这一题材在文学和电影中被反复表达。在中国电影史上，《恋爱与义务》《女权》《前程》《自由神》《遥远的爱》《关不住的春光》《青春之歌》《伤逝》等讲述的都是娜拉出走的故事。可以观察到，这些影片在描述“娜拉出走”原因的同时，以更多的篇幅表现了娜拉走后的生活。有的经历爱情与婚姻的失败，如《恋爱与义务》《伤逝》；有的走向事业的成功，或革命或“良好的生活”，如《前程》中的苏兰英重返舞台，《遥远的爱》《青春之歌》中的余珍、林道静走上革命道路，《关不住的春光》中的梅春丽过上“良好的生活”。这些影片为出走的娜拉提供了明确的出路，或是对鲁迅“娜拉走后怎样”的回应，或是对马克思主义“根本解决”的想象式处理。《出走的决心》则不然，如尹丽川说，这部影片讲的是“她为什么上路”以及“如何上路”。这或许是因为，“打了半辈子零工”的女主人公已无需考虑“出走”后的生存问题，谋生已不是当代娜拉的根本困境。现代生活与伦理经验之间的关系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出走”作为一个突兀的事件，由于它在话语意义上强有力的占位而具有了本体论内涵。无论“出走”之后怎样，“出走”本身作为一个打破了既有平静的行动，不仅成为李红伦理生活与人生的转折点、感染点，更留下伤口与痕迹，即德勒兹所谓的“奇点”，产生出事件的意义—效果。⁽⁵⁾于是，“出走”作为这个故事的本体论内核，撕开了生活虚伪的表象，提醒我们去反思这个看似井然有序的社会，重新审视过去的生活，思考未来的生活应当怎么过。

《出走的决心》将叙事重心放在李红“为什么”以及“如何”上路。“为什么上路”这条线索通过回忆与现实双线交叉叙事形成递归运动，清晰地呈现了李红“为什么上路”的全貌。双线交叉叙事，意味着个体不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历史性的存在，由此通往有机性和社会性。在回忆的叙事线里，原生家庭冷漠，上学梦想破碎；为了逃离，她匆忙结婚，随后快速陷入另一个令人窒息的深渊。丈夫跟别人不屑一顾地说“她是家庭妇女”；下雨天打伞，根本不顾及她；对日常开销斤斤计较、不信任她；为了面子，逼她喝酒，骂她假模假式，嫌弃她，粗暴地拒绝她。在现实部分，丈夫羞辱她的语言和行为已然在千锤百炼中特色鲜明：一系列指令性语言——来碟儿醋、烧点水、沏点茶、熬鱼汤······；一些攻击性断语——我还不了解你，就是个懒！你图些啥，你自己知道！你就是不明事理；在行为上，不允许她犟嘴，强迫她杀鱼，最耐人寻味的侮辱性动作是敲玻璃······使人触目惊心于这爱情和亲情繁衍出如此之“恶”。一边是繁重的、永远干不完的家务活，一边是丈夫打乒乓球时发出的沉闷声响和水滴的声音，互为映衬地叠加出李红的厌倦和绝望。一系列弱因果关系事件在回忆与现实的交叉叙事中盘旋、增殖，形成递归运动，直抵“出走”这个“强奇点”事件。 

在漫长的光阴里，李红半生退让，一等再等——等弟弟长大、结婚，等女儿长大、结婚，等女儿的孩子出生······最后，她满怀希望地说：“我都想好了，等我外孙上了幼儿园，我就出去转转。那天地任我行啊。”“等一等”，演变成时间和心理的递归运动，直到最后“我等不了了”的爆发。事实上，李红一开始就处于亚稳态状态，是家庭、社会稳态的反面。她的自我意识与被外在意识形态强加的“非我”一直处于对抗状态。这种不相容性是个体化的动力。“它迫使我们说的这个存在采取行动，以化解迥异性产生的张力。行动意味着提升和亚稳态化。每一次成功的个体化都像一次量子跃迁，它从一个离散的能级跃升至另一个，······它是体现着精神运动的递归运动的过渡性产物。”⁽⁶⁾无论是逃离原生家庭，奔赴婚姻，不断打零工，谋求经济独立，还是决定不顾一切“出走”，李红的个体化都在与“非我”的对抗中不断跃升。在外在的内化和内在的外化的递归运动中，超个体性得以最后生成。在家人三喜临门之际，她再一次被漠视，最终愤怒地喊出：“我也想有我自己的事，我跟你们是一样的！”“出走”作为一个事件，构成一种朝向终点的自我认知。尽管终点不知所踪，它本身仍然通向一种无目的的合目的性。

三、感知：一种新的编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