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ychoanalytic Perspective | 一个有攻击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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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7月30日，面对法西斯和纳粹暴力在欧洲的蔓延，爱因斯坦给弗洛伊德写了一封充满焦虑的信。信中他问道，“有没有办法使人类免受战争的威胁？人类的好斗性是否可以被引导，以帮助人们抵御仇恨和毁灭的冲动？”

面对和平主义者爱因斯坦的提问，弗洛伊德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出发，认为人类的攻击性本能源于一种名为“死本能”（Thanatos）的驱动力，这是人类本性的一部分。死本能与生本能（Eros）相对立：生本能促使人们追求爱与创造，而死本能则促使人类倾向于破坏和死亡。战争是死本能在群体层面的表现，而个体的攻击性倾向则在战争中被放大和利用。

此外，弗洛伊德在回复中也提到，和平主义也掩盖了人类侵略性的一面，以至于找不到真正问题的核心。他认为应该从人类具有侵略性特质作为思考的起点，即人类本身拥有攻击性是正常的，而非作为一个异常的问题来看待。

当一个孩子展现出攻击性时，这可能是他内在紧张的外在表现，或试图这些本能的驱动力。他体验到未处理或难以承受的情绪，如沮丧、愤怒或恐惧。这些情绪产生的心理能量可能会积聚并通过攻击行为得到释放。

例如，一个在环境中始终感到无能为力的孩子可能会通过攻击来释放内心的紧张或象征性地重新获得力量感。而攻击可以作为一种防御机制，来帮助这个孩子控制与死亡冲动相关的破坏性冲动。这样孩子不会将攻击转向内心，避免导致自我伤害或内疚；而是将其投射到他人或物体上。这种外向攻击有助于孩子暂时缓解内心的紧张，但不能解决潜在的心理冲突。

比如，一个在学校经常与同学发生争执、甚至打人的孩子，可能因为同学不允许他的文具而愤怒的推到对方，可能看到同学受到更多欢迎时而故意打碎他的文具。渐渐的，同学和老师都认为他是一个“问题学生”而渐渐远离他，这也让这个孩子变得更加孤立。

当进一步去了解这个孩子内心世界发生了什么时，可能发现父母总是在忙于工作和出差，他主要由爷爷奶奶照顾。他在家庭中总是感觉到自己的需求被忽视；而且，他没有办法去提出自己的需求。所以，他将这种压抑的情感带到学校，试图通过攻击性的行为重新掌控局面。当他推倒同学或破坏他们的物品时，这是一种象征性的力量重获行为，帮助他短暂地感到自己是“有力量的”。

当他将自己的愤怒外化为对同学的攻击，而不是内化为对自己的自责或无价值感，通过这种外向攻击，他暂时避免了可能引发自我否定或自我伤害的情感。虽然这种攻击性行为为他提供了短期的情感释放，但并未真正解决他的内心冲突。他的根本问题是无法获得父母的认可和关注，而他的攻击性行为只会进一步疏远他与他人的关系，加剧他内心的孤立感。

当一个孩子的攻击性更明显时，我们或许也可以从其心理成熟度有待发展的角度来理解；假以时日，他可能发展出更加成熟的心理能力将攻击性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然而，当一个成年人的攻击性仍然明显且强烈时，或许我们可以从以下的视角来思考：其早期发展过程中一些内在冲突没有得到解决，仍然持续在影响个人外在行为。

如果童年时期遭遇了反复无常的父母，时而呵护备至，时而忽视不管，那么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感到焦虑和缺乏安全感。成年后，如果他们感到被抛弃或受到批评，即使没有真正的威胁，他们也可能做出攻击性行为。这种具有攻击性的成年人在儿童时期就学会了不能依赖始终如一的照顾。这导致他们形成了不安全的依恋方式，从而加剧了情绪敏感度，并导致负面情绪调节不良。当面对人际压力时，他们的攻击性行为是一种控制或避免的行为，以此来应对幻想中遭到拒绝而带来的痛苦。

同时，一个孩子为了吸引父母的注意力，可能会产生强烈的竞争或嫉妒心理。如果这些情绪得不到解决，那么当成年人感到自己的主导地位或身份受到挑战时，例如在职业或恋爱关系中，他们可能会表现出攻击性。例如，一些成年人可能会为对权威人物莫名的产生敌意。具有攻击性的成年人可能会因不安全感而挣扎，并利用主导地位或对抗来抵御自卑感。

此外，在道德要求过于严格的环境中长大的人可能会产生根深蒂固的罪恶感。他们可能会将这种罪恶感转化为对外的攻击性，指责他人犯下的错误。超我的惩罚性促使人们将类似的严厉标准施加于他人，从而将内心的冲突投射到外部。攻击性成为缓解内心紧张的一种方式。然而，如果父母对孩子放任自流，不设任何限制，那么孩子可能会形成不受约束的本我。成年后，他们可能会冲动行事，一旦欲望受挫，就会变得具有攻击性。如果没有强大的超我来调节冲动，成年人就会难以延迟满足感或控制挫折感，从而导致频繁的爆发。

从精神分析的视角来看，攻击性往往与个体对内在冲突的反应密切相关。这种反应通常表现为对外部世界的抵抗或防御行为，其背后潜藏着深层次的心理动因。提到攻击性，人们容易联想到困难、战争、创伤、霸凌和不公平等外部事件，这些负面现象常被认为是我们生活中亟欲摆脱的因素。根据精神分析理论，个体面对这些情境时，可能试图将其所感受到的痛苦、威胁或焦虑投射到外界，以通过“分裂”或“投射性认同”等心理机制减轻自身的内在负担。这种将攻击性“丢出去”的过程，可以视为一种无意识的自我保护策略。

进一步分析，攻击性不仅仅是伤害他人的行为表现，更是个体在面对感知到的危险或失控感时，为了维持心理平衡所采取的应对方式。弗洛伊德在其本能理论中指出，攻击性既是一种“生的本能”（Eros）的对立力量——“死的本能”（Thanatos）的外化，也是个体试图在紧张状态中释放内驱力的一种体现。同时，克莱因学派的理论强调，攻击性可能源于早期母婴关系中的挫折经验，尤其是在客体关系不稳定或无法满足时，个体可能通过攻击性来表达对失落或威胁的回应。

当我们尝试进一步观察和理解攻击性时，会发现许多情况下，它并非单纯地指向外部世界，而是体现了个体对自我边界的保护。这种保护本质上是一种自我保存的机制，旨在防止更深层次的无助、恐惧或羞耻感的暴露。从精神分析的视角来看，攻击性因此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无意识的语言，它诉说着个体试图重新掌控内心秩序和对外部环境做出反应的努力。通过这样的分析，我们或许可以更全面地认识攻击性，看到它背后所承载的心理需求与情感意义，而不是单纯地将其视为需要排除的“破坏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