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 棉 花 开
李春雷
到广东上任的时候，他已经66岁了。面皱如核桃，发白如霜草，牙齿大半脱落，满嘴多是赝品。心脏早搏，时时伴有杂音，胆囊也隐隐作痛。但他显然还没有服老，一米七一的个头，80公斤的体重，敦敦实实；走起路来，风风火火，踩得地球咚咚直响。
省委门口有一个副食店。每天凌晨3点钟，黑黝黝的寒风中，市民们揣着鱼票、油票、糖票等花花绿绿的票证，开始排队抢购。广东产鱼，粤人更喜欢吃鱼，可市民每人每月只有5角钱的鱼票，而且还不能保证供应。副食店7点30分才开门营业，买鱼人的队伍弯弯曲曲、又粗又长。排在前面的阿公阿婆实在困倦了，要回家再睡一觉，于是就放下一个个替身：一把凳子，一顶帽子，或者一只菜篮子……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他又来到了深圳的文锦渡口。放眼望去，河对岸就是被英国政府租管的香港，高楼大厦，灯火璀璨。而自己这边呢，黑灯瞎火，四野无声。
就在一年前，这里曾经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大逃港事件。7万多饥民身背行囊、扶老携幼，面对着荷枪实弹的边防军，冒死闯关、出逃香港。一位村党支部书记向着黑压压的人群哭喊：“跟我回去！跟我回去！”因为在跑过界河的人群中，还有他患难多年的妻子。但隔着界河抛过来的却是一句比石头还要生硬冰冷的诅咒：“死了以后骨灰都不要吹回这边来！”……
黑格尔称中国历来就是一个“灾荒之国”；亚当·斯密则认为中国下层农民的生活状况，比欧洲的乞丐还要凄惨。
枯黄的秋风，吹乱了他的满头白发和满心愁雾。
这一顶白发，这一腔愁雾，就是1980年11月的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
任仲夷与邓小平
一、白发正青春
疯狂的年代过去了，苦难的中国终于重回正轨，而濒临香港、澳门和台湾的广东省还是一片洼地。
长期以来的战争思维，致使国家在这里基本没有大型工业项目投资；农业也掉队啊。广东是全国最大的缺粮省份，虽然国家每年都要调进5亿公斤，但仍是饥肠辘辘、路人相闻；交通同样落后。京广铁路在广东境内全部是单行线，南来北往只能隔日安排。从广州到珠海、深圳，公路不通，必须转乘四五次轮渡，花费一天时间；1979年，全省工农业生产总值人均只有520元，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数字636元。还有一个数字更让粤人汗颜：偌大的广东省，面积是香港的200倍，而每年的创汇总量却不足人家的十分之一；与台湾相比，更是无法同日而语。
海峡对岸的台湾地区领导人蒋经国曾多次宣称，让共产党划给他两个省，看看国民党的治理水平。香港、澳门也像两颗复杂的眼睛，在冷眼观望着这一块积贫积弱的土地。
也许正是这些原因，中央政府才决心在广东试办经济特区，先行一步。于是，在前任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刚刚开局并上调中央工作之后，就选派他南下赴任。
应该说，在共产党的高级干部里，任仲夷是一位少有的政治经济通才。青年时代，他在中国大学攻读的专业就是政治经济学；抗战时期，他曾担任八路军某军政干部学校校长，并主编了党内第一本《政治经济学》教材；新中国建立后，他长期担任黑龙江省委书记，政绩至今仍然传颂在松花江畔；主政辽宁三年，使这个“文革”重灾区不仅政局平稳，经济发展更跃至全国三甲之列。
可他毕竟年近古稀，又是第一次来到广东。
这一片土地，能接受他吗？
省委大院里植满了榕树，这南国的公民，站在温润的海风中，悬挂着毛毛茸茸、长长短短的胡须，苍老却又年轻，恰似此时的他。
但他似乎更喜欢木棉树，高大挺拔，苍劲有力。二月料峭，忽地一夜春风，千树万树骤然迸发。那硕大丰腴的花瓣红彤彤、金灿灿，仿佛一团团熊熊燃烧的火焰；又如英姿勃发的丈夫，用刚健的臂膀傲然挽起娇美的新娘。虽然来去匆匆，却也轰轰烈烈。
他的血液，像珠江一样奔腾起来。
他摸一摸满头霜草，似乎那是蓬蓬勃勃的南国春芽……
查阅《中国统计年鉴》：1978年广东省的经济总量为185亿元，列全国第23位。可仅仅到任仲夷离任的1985年，广东已经赫然位居榜首。短短的几年时间，这是一个怎样超常规的跨越啊！
20多年后的今天，回味那一场硝烟散尽的“战争”，许多故事仍然令人瞠目结舌、不可思议。
放开物价、市场经济、私营企业、出让土地、政企分离、股份制、外资银行……在那个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年代里，这一切都无异于玩火弄险，又无异于雾中疾行，而路途中更是一个个隐蔽的雷区，随时都有可能被炸得人仰马翻。
……
2007年8月，我应邀到广州采访丰田汽车公司，晚上和广东作家吴东峰、鲍十诸位品茶。聊及广东经济已超越香港、台湾地区和新加坡时，话题自然而然地谈到了已故的中共广东省委原第一书记任仲夷。东峰兄喟然长叹：任仲夷是广东的恩公，实在应该写一笔。
此时，窗外桂兰氤氲，室内茶香袅袅。我心内猛然一顿，宛若感应到了一个神圣使命的深沉呼唤。
在哈尔滨，我曾听到关于他亲手研制和推广冰灯的传说，那里的人们习惯于尊称他为“冰灯之父”；我也去过辽宁，他冒险为烈女张志新平反的故事更是妇孺皆知；在北京采访时，我更是数次听到原冶金部部长李东冶对他在粤工作的赞叹。其实，在座各位并不知晓，我与任仲夷本是同乡，相距不过百里，而他的传奇在我们冀南一带，也广为流传。
于是，年底的时候，我再一次赶到羊城，开始了有关任仲夷的采访。
《木棉花开》单行本，含《玉兰飘香》
二、鱼骨天线
很多广东人依然清晰地记着当年的“鱼骨天线”风波。
经济状况稍稍好转，沿海地区的不少家庭纷纷购买黑白电视。可有了电视却没有可看的节目，因为内地电视节目频道少、信号弱，且播出时间短。很快，不知谁发现了一个好看处，那就是香港电视节目。只需一根带有放大器的鱼骨架形天线，用竹竿伸进天空，指向东南方向，就可以直接收看。于是，美味的食品、时髦的服饰、漂亮的歌星、批评总督的辩论、自卖自夸的广告，还有邓丽君的情歌、恋人的拥抱和接吻……哇噻，香港人居然是这样生活的？资本主义社会原来竟是这般模样！
一时间，家家户户效仿，很快就普及到了整个珠江三角洲，甚至广州市中心高高矮矮的楼顶上也发豆芽般地长出了密密麻麻的“鱼骨天线”，像葵花一样，仰望东南。
当时正值全国舆论开始猛烈围攻广东的时候，“鱼骨天线”事件犹如火上浇油，再次引爆了海潮般的谴责声。又赶上中央主抓意识形态工作的负责人正在酝酿发动“排除精神污染”活动，广东更成为众矢之的。
“香港电视每分每秒都在放毒！”
“广州已经香港化了！”
高层某领导公开批评：“广东变修了，变烂了！”有关部门更将此定性为“反动宣传”，必须“坚决打击，依法严惩”。不少内地城市甚至打出了“反对广州的精神污染”的标语。
“资本主义道路”属于意识形态的高压线，是当时最敏感的政治问题。迫于压力，广东省委、省政府紧急制订措施，严禁收看香港电视，对涉及的党员干部进行严厉处分，并督令各地派出工作组，动用消防车逐村逐户地强行拆除。特别是每每有中央领导人莅临广州，位于东莞某地的一个大功率干扰电台就会施放出强烈的干扰信号，使得整个珠三角地区的电视屏幕里飘满茫茫大雪。
老百姓竟然想出了一个当年对付日本鬼子的办法：空舍清野。工作组未进村，消防车刚出动，家家户户的“鱼骨天线”就快速地撤下来；夜幕降临之后，再悄悄地送上屋顶。当地人称之为“晚上升旗，早晨降旗”。有的党员干部家庭被查住了，也有解释：“孩子老婆不是党员，他们觉悟低，是他们看的”。无法处分，只能收缴。但仅仅是在当天晚上，另一架“鱼骨头”就伴随着恶毒的咒骂声再一次升上了天空。
群众骂声如蝉鸣蛙鼓，“鱼骨天线”似春树满山。于是，全省各地的数百辆红色消防车，像热锅上的蚂蚁，四处出击，疲于奔命，焦头烂额。各地收缴的“鱼骨天线”像柴垛一样堆成了小山，又成吨成吨地卖给了冶炼厂。
外商们意见更大。此时，佛山、南海、江门、中山、顺德、东莞和惠州一带的“三资企业”正渐成气候，无数的港、澳、台客商及东南亚华侨资本，如过江之鲫，纷纷来粤试水。他们都在驻足观望：连香港电视也不让看，还算什么经济特区？我们的生意怎么做？我们的信息哪里来？我们的娱乐何处寻？
“鱼骨天线”，恰如鱼骨在喉，顿时成为任仲夷最为棘手的火辣辣的难题。
采访中，广东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张作斌告诉我，当时的省委真是左右为难：中央三令五申：严禁收看、坚决拆除，而城乡群众怨声载道，情绪激烈。长此以往，不仅进一步激化干群矛盾，而且将严重影响外资的引进。任仲夷苦思许久，终于下定决心。一天，他打电话把张作斌找去，当面布置了一个特殊任务。
1983年5月上旬的一天，张作斌带着两名干事，悄悄赶到深圳，住进了临近香港的一家旅馆。他专门找了一台信号清晰的电视机，三天三夜没有休息，把香港电视的所有节目一一记录下来，并写出了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交给了任仲夷。报告分析：香港两家电视台的电视剧和综艺节目，是为了迎合普通香港市民口味而设计，比起还处于起步阶段的内地电视剧和文艺节目，自然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内地知识分子喜欢的是香港电视台快捷的新闻，尤其是那些转自CNN、BBC的快讯。这些内容，中央电视台要么没有，要么隔一天才能看到；低俗无聊的节目时有所见，而黄色和反动的宣传几乎没有。
几天之后的一个上午，任仲夷来到省委宣传部，召集宣传文化系统负责人开会，正式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
采访时，我想方设法找到了这份当年记录的讲话稿。
在这份约5000字的讲话里，任仲夷主要谈了两个问题。一是不提倡看香港电视，要与中央保持一致；二就是要千方百计办好自己的广播电视节目，丰富群众的文娱生活。
正是在这个讲话里，他第一次提出了那个著名的观点：“排污不排外”。自觉排污是必要的、明智的，但决不能因噎废食，笼统地反对一切外来思想文化；盲目排外是错误的、愚蠢的；排污要分清界限，要排真正的污；对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优秀的文化成果，我们不仅不能排斥，还应当积极地吸收借鉴。
在整篇讲话里，对于拆除“鱼骨天线”和干扰香港频道，他只字未提。
就在此后的不长时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来到广州，住进了珠岛宾馆。
按照惯例，服务员把他房间电视的香港频道全部锁闭了。任仲夷发现后，马上吩咐解除频道锁闭，并把所有的电视频道全部打印出清单来，放在电视机旁边，方便客人选择收看。
连续几天，胡耀邦始终没有提出什么意见。
从此之后，香港电视节目在任仲夷的任期内再也没有受到强行干扰，“鱼骨天线”也成了南粤大地一道独特的风景，在悄悄地却是猛烈地唤醒着传统的岭南意识……
正是这个时候，发酵的珠江三角洲像一个硕大无朋的香喷喷的蛋糕，依靠毗邻港澳的独特地理优势和侨乡众多的人文优势，以较低的土地价格和充足的廉价劳动力吸引了大量外资的直接进入，尤其吸引了港澳台制造业的大规模转移。以“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制作、来件装配、补偿贸易）为主要贸易形式的外向型企业迅速遍布城乡，如春风野火，熊熊燎原，形成了星河般繁密的群落，掀起了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轮经济大潮……
三、深圳是这样崛起的
搬掉罗湖山、填平罗湖洼地，是深圳特区建设的第一项大工程。可刚刚开工，就遇到了种种人为的难题，任仲夷不得不亲临现场疏通。
正是从这个问题中，他又觉察到了一个更大的问题：特区的领导班子还不够强有力，只靠这些干部打不开局面，更别说“杀出一条血路”了。经与省委领导刘田夫、梁灵光、吴南生等人协商，决定马上调整。
经多方考察，他认定省委常委、广州市委第二书记梁湘是最佳人选。
身材魁梧的梁湘是军人出身，新中国建立之初跟随叶剑英南下接管广州。此人不仅是一位具有开拓精神的实干家，还十分熟悉城市管理和经济工作。更重要的是，他身上充溢着一种饱满的理想主义激情。
但62岁的梁湘毕竟是一位老资格的省级干部，而且性情刚烈如火。他明确表示不去深圳，愿意继续留任广州。
反复谈话，梁湘仍然不情愿。不少资料在叙述这一段历史时，都记载了一个相同的情节：梁湘曾为此事与习仲勋大吵一架。这应是笔误或者是以讹传讹，因为习仲勋此时早已离开广东、赴任京城。如果实有此事，吵架的对象应是任仲夷。这的确是一个颇具戏剧性且无比珍贵的文学细节，只是缺少鲜活文字的详细描述。采访时，我曾多方刻意搜寻，但因为两位当事人俱已作古，当时无人在场，笔者又不能妄自虚构，所以只好无奈地望风而叹了。
不过，任仲夷并没有轻易放弃，而是再一次约见了梁湘。
这一次谈话时，任的秘书琚立铭正好值班。
那是1981年1月的一天晚上，心事重重、闷闷不乐的梁湘走进了任仲夷的办公室。这可以从他憔悴不堪的脸色中看得出来，也可以从他拖沓沉重的脚步中听得出来。任仲夷微笑着从座位上走出来，与梁湘握手后，又亲自为他沏了一杯热茶，而后就随意地坐在了旁边的一把竹制藤椅上。
琚立铭回忆，直至凌晨时分，任仲夷的办公室才开门。他进去的时候，两人的正式谈话已经结束，原本诙谐幽默的梁湘又回复了本性，似乎刚刚讲了一个广州时下流行的笑话，撩拨得对方猛然“哈哈”大笑起来。任仲夷仰躺在竹椅里，一前一后地晃悠着。雪亮的灯光下，浑圆的银白色的笑声在四壁间清脆地撞击着、回响着，头上的丝丝白发也仿佛是一绺绺导电的钨丝，闪烁着明晃晃的辉光。
1981年2月，梁湘慷慨赴任。
随后，任仲夷又从各地选调一批德才兼备、专业对口的精锐干部，为深圳特区打造了一个特别能战斗的领导班子。
自此，深圳特区建设驶入快车道，开始上演一幕幕惊天活剧！
但是，一切都在试验摸索。樊篱重重，荆棘遍野，跨越常规，冲破体制，特事特办，很多创举连最高决策层也无法明确表态。这一切，就使得深圳道路显得格外的血腥和惊险。
要加快发展，就必须面向世界招商引资；要招商引资，就必须提供诱人的优惠政策。这是一个简简单单的道理。对此，梁湘的“蚂蚁理论”十分明确：只有让第一批蚂蚁尝到甜头，才会引来更多的蚂蚁。无疑，这其中，土地问题最为敏感。梁湘上任不久，深圳特区政府经过相关立法程序，制定了特区土地管理法规，允许外商参与开发土地和兴办企业。这项法规，于1982年1月1日起正式颁布施行。
法规刚刚出台，便引起国内震惊。传统封闭的国民意识如何能够承受这种“卖国行径”呢？一时间，舆论如鞭似刀、黑云压城：“深圳除了九龙关门口仍挂着五星红旗，一切都已经资本主义化了。”“姓梁的把国土主权卖给了外国人，是卖国贼！”……正在这时，中央针对广东开展了大规模的反走私斗争，而深圳又深陷其中。更令人惊骇的是，中央有关部门还专门下发了一个白头文件——《旧中国租界的由来》，矛头直指深圳。政治气氛骤然紧张。在高层会议上，某领导人甚至声言“要收回失地”，“要杀一批头”。果然，不久，广东海丰县委书记和一名副书记就被枪毙了……
向来敢说敢干、敢冒风险的硬汉梁湘，此时也胆怯了。他常常紧锁双眉，沉默不语，缓缓踱步，狠狠抽烟。
梁湘当年的秘书邹旭东清清楚楚地记得，就在这气氛最为肃杀的一个多月里，平时很少亲临的任仲夷竟然连续三次来到深圳，时间分别是2月2日、2月18日和3月6日。每次到来后，他都要与市委领导班子全体成员见面、谈话。
针对北京方面和理论界的质疑，他旗帜鲜明地对大家说：“有的同志怀疑办特区是否有损主权，是不是会变成殖民地？我们要肯定地回答：不会！恰恰相反，只有掌握主权才能办特区，办特区是对主权的运用，是行使主权的表现！”
谈话之后，重点就是与梁湘谈心，消释他心底的顾虑。最后一次谈心是在任仲夷下榻的宾馆房间里，关着门，吩咐谁也不许打扰，一直进行了3个小时。
两人具体讨论了什么内容，谁也不知，但送别任仲夷的场面，大家都印象深刻：两人紧紧握手，相视无言，一个笑靥如菊，一个满面春风。
从此之后，梁湘如释重负，依然故我。
地球人都知道，正是在这短短的几年时间内，深圳以她特有的“深圳速度”，从一片偏僻的小渔港蜕变成为一座繁茂的大都市，成为面向世界的最靓丽的东方传奇！
几年后，67岁的梁湘悄然卸任。站在市府大楼门口，面对着近千名依依不舍的深圳人，他满眼泪花，哽咽着说:“如果我必须生一千次，我愿意生在这个地方；如果我必须死一千次，我也愿意死在这个地方！”那一天，阴云密布、电闪雷鸣，但所有的人都黯然不动，任凭冷雨浇淋。梁湘汪然出涕，猛地扔掉雨伞，双手抱拳，大声鸣誓：“我在此先立下遗嘱：死后骨灰安葬在梧桐山上！”说到这里，整个深圳泪流滂沱、号啕失声。
历史已经证明，梁湘，是这座城市的英雄。
而成就梁湘的人，正是任仲夷！
他们之间肯定有着太多的故事和秘密，只是可惜无法探知了。采访中，任仲夷家属曾透露一个细节，时时让我感慨不已：多年以后，梁湘病重，80多岁的任仲夷不顾年老体衰，多次亲趋探望。病危通知书下达之时，任仲夷正在医院输液。听到消息后，他马上拔掉针头，执意让家人搀扶着，赶到病房。四只大手紧紧相握，无语凝咽、老泪纵横……
在采访中，我还听到一个任仲夷和袁庚的故事。
深圳腾飞的同时，位于其西部一隅的蛇口工业区也以惊世骇俗之举引起社会瞩目。蛇口工业区隶属交通部，管委会主任袁庚也是一位老干部，曾任中国驻印尼雅加达总领事馆领事、交通部招商局常务副总经理。此人有胆有识、敢作敢为。任仲夷经过多方考察后，深知袁庚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干才。考虑到特区工作过于繁重，而梁湘又身兼两职，他便以组织名义向中央推荐袁庚拟任副省长兼深圳市市长。中央组织部经过相关程序后，同意省委意见，并决定颁布任命。
可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袁庚竟然拒不赴任。他表示蛇口的改革试验刚刚全面启动，自己不愿离开。另一个原因是自己与梁湘性格相近，一山二虎，恐生矛盾。更主要的是本人无意为官，决心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做一些实质性的探索。
任仲夷经过慎重考虑后，理解并同意了袁庚的请求。后来又反复向中组部解释，最终收回成命。
不久，任仲夷主持省委常委会，专门为蛇口工业区制定了一个“31号文件”，赋予四大特权，使之成为中国大陆上第一个真正实现政企分离的企业，为袁庚的改革扫平了道路。果然，蛇口很快便成为中国最先锋也是最鲜亮的“改革试管”。
如果说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皇冠，那么蛇口就是这顶皇冠上的明珠。
深圳和蛇口，梁湘和袁庚，相互避让，相得益彰，成为一段历史佳话。
四、“私营经济”诞生
那一年，24岁的青涩男孩郑炎潮还是华南师范大学的一位在读研究生，专修经济学。
这时候，他用自己的眼睛惊奇地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马克思经典著作与广东现实之间竟然存在着尖锐的矛盾！
按照马克思《资本论》的界定，个体经济的雇工不能超过8人，超过这个数目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其性质是资本家剥削。根据这个论断，1980年出台的中央“75号文件”对个体经济的帮工和学徒数目进行了明确限定，不允许超过雇工8人的个体经济存在和发展。但是，广州的现实情况却是大相径庭，几百年通商口岸的历史在这里积淀了丰厚的经商传统，政治气候稍稍回暖，以手工业者和小商贩等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个体户已在街头巷尾星火重燃。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与港、澳地区联系的增多和外资企业的逐渐进入，以服装、皮具、电器、餐饮等行业为主的大量家庭作坊和私营工厂的规模越来越大，雇工数目何止8人，有的已经突破80人。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经济呢？他们都是新兴的资本家吗？
此时，“私”字在中国还是一个让人谈虎色变的名词。官方理论界仍然坚持马克思的说法，言辞甚是霸道，甚至杀气腾腾。他们说，个体企业的再扩大就是私营化，而私营化就是私有制，私有制就是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经济。允许私有制经济发展，中国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正在这时，1981年12月30日，国务院又出台了严格控制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的规定，舆论界更蔑称其为“盲流”。
面对这种现状，郑炎潮特别迷茫且担心，但这个课题却又强烈地吸引着他。于是，这个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研究生在毕业论文里悄悄地列出一章，进行专门探讨。他走街穿巷，对广州市超过8个雇工的个体企业进行了大量调查，并为这种新兴的经济形式定义了一个名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无疑，这个概念太敏感、太越轨了。
论文答辩前夕，导师明确告诉他，这一章必须放弃。如不放弃，答辩肯定不能过关，他也不能毕业，更分配不了工作。
郑炎潮特别痛苦，也特别不甘心。这时候，他偶然听到一则消息：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特别重视个体经济的发展，最近曾要求广东学术界专门研究这个问题。于是，1982年5月的一天，他突发奇想，把这一敏感的章节单独抽出来，用平信寄了出去。
让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仅仅几天之后，任仲夷的电话就来了。
任仲夷的电话，亲自打给学校研究生院办公室，说要找小郑。办公室人员根本不会想到对方就是省委第一书记，就说小郑不在，有什么事我们转告吧。任仲夷说这个事可没法转告，我要和小郑本人见面谈谈。于是，省委第一书记就留下了一个电话号码，请郑炎潮晚上联系。
那一天晚上，这个平时羞与人言的农家小伙子，忐忐忑忑地拨通了省委第一书记办公室的电话。
“您是任书记吗？”
“是啊。”
“我是郑炎潮。您打电话找我吗？”
“是啊。我打电话找不到你呀。”
“您有什么事吗？”
“你的论文，我收到了，感觉非常好。我想约你谈谈这个事，你有没有时间来？”
“好啊，我也想请教您啊。”
“明天来吧。怎么样？我接你过来。”
“不用接，不用接，我自己坐车就行了，我知道您在省委。”
“你不用自己来，我派车接你。是我请你的嘛，怎么能让你自己来？”
郑炎潮的心激动得“嗵嗵”狂跳。他不敢想象省委第一书记的专车到学校接他会引起什么后果，他只是不想让别人知道他的秘密。于是就在电话里结结巴巴地解释着，坚持要自己去。最后，任仲夷只好同意，并约定明天下午3时，省委办公楼三楼办公室见面。
谈起那一天，郑炎潮永远记得。
第一次走进省委大院，而且是面见省委第一书记，对于这个乡下出身的孩子来说，实在是太离奇了、太紧张了。当走进那栋神秘的办公楼时，他愈发地双手颤抖、心如撞兔。他被领进了一间宽大且简朴的办公室，一位满头白发、满脸皱褶的老者微笑着迎了出来，拿住了他的手，用力地握着。当郑炎潮明白这一掌温暖、这一泓微笑就是任仲夷时，心底那一只惊慌的兔子竟然倏忽不见了，他猛地感到面前这位慈善的老者，极像自己乡下的父亲。这位慈善的父亲告诉他，自己46年前读大学时，专业也是经济学，自己也曾对理论感兴趣，后来在战争间隙还写过一本书叫《政治经济学》……
话题，就这样徐徐展开了。
原来，以任仲夷为首的广东省委，对新兴的个体经济和雇工经营不仅没有任何“制止”和“纠正”，而且一直在努力为其争取着合法地位；上一年底，广东省工商局就出台了全国第一个鼓励、支持个体经济发展的具体措施；就在十多天前，佛山市还成立了全国第一家个体劳动者协会。
郑炎潮不知道，此时的任仲夷正在被“陈志雄事件”困扰着。
陈志雄是广东省高要县沙浦公社社员，1980年承包鱼塘141亩，夫妻俩参加劳动，雇请固定工1人，临时工400个工日；1981年承包497亩，雇请固定工5人，临时工1000个工日。广东省委认为“集体增加了收入，承包者也有所得益”，应大力推广。但在1982年初召开的全国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讨论会认为，陈志雄已经不是以个人劳动为基础，而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大规模经营，其资本主义性质明显。于是，新华社某记者以《广东沙浦公社出现一批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承包大户》为题写了一份内参，引起高层重视。几天后，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领导的批示送到了任仲夷面前：“附上材料一份，不知确实性如何。如果属实，不知省委怎样看法？我个人认为，按这个材料所说，就偏离了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做出明确规定予以制止和纠正，并在全省通报。事关农村社会制度的大局，故提请省委考虑。”
这个批示，无疑是下了一道讨伐“雇工”令。
恰逢此时，任仲夷收到了郑炎潮的来信。
郑炎潮结合调研资料和一些具体案例，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阐述。
任仲夷说：“现在对于个体经济，只能扶持，不能压制，但要扶持，首先就要正名，如果头上始终悬着一把‘资本主义’的达摩克里斯之剑，那还怎么发展？马克思关于个体经济有一个‘8人规定’，但是到底超过雇工8人的个体经济应该叫什么？我们也没有想好，刚好看到你的论文，这在理论上是一个重大突破和创新，为我们的决策提供了依据，我支持你！我们还要围绕你的这些观点，制定一个政策，给它取一个正式的名字，就叫作‘私营经济’怎么样？让它发展，让它壮大。”
从此，中国改革开放史上正式诞生了一个全新的名词：私营经济。
接着，任仲夷深深地叹了一声：“在中国搞学问不容易啊，有风险。”
“是啊，导师提醒我有麻烦，答辩可能过不了关。”
“你已经超出了马克思的书本，人家说你怎么样你就怎么样，说你反马克思你就成了反马克思。”
“我没有反啊，马克思也主张解放生产力，列宁还有‘新经济政策’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借鉴呢？”
“不过你不要怕。时代在进步，你要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选准自己的研究方向。选准了方向就要坚持下去，坚持自己的学术品格，不要为任何非学术的评价所动。”
……
窗外的木棉树在静静地谛听着、思考着。
谈话时，任仲夷的眼睛一直在慈祥地抚摸着郑炎潮。据不少见过他的人说，任仲夷相貌清奇，最奇迥的就是那一双凸出的大眼：愤怒时猎猎如火，静思时深邃如渊，兴奋时明亮如灯。“文革”期间，造反派画漫画，就抓准了这个特点，三笔五画，就是一幅肖像。多少年后，郑炎潮依然铭记着那一双慈祥的眼睛，热热的、亮亮的，像一盏灯，在他的心底温暖了几十年。
这次见面之后，郑炎潮的论文答辩顺利过关。毕业后，他也走上了经济研究之路，直至成为一名优秀的经济学家。
这一年，广东有关部门专门召开了一次关于雇工问题的大型研讨会。由于是国内理论界第一次公开讨论这个敏感话题，立时引起社会关注，中央有关部委也派负责人前来参加。经过激烈争论后，会议认为：在我国现阶段里，雇工经营有利有弊，利大于弊，对雇工经营应因势利导，兴利除弊。会议还进一步认为，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矛盾，要多作调查研究，对一时看不清楚的问题，要多看一看，不要操之过急，更不应动辄指责和取缔。
这一年，广东省进一步出台了一系列支持个体私营经济的措施，并组建广东省和广州市个体私营协会，同时划分皮具、服装、美容、饮食、眼镜等行业分会。于是，西湖路灯光夜市、一德路咸杂干果市场、文园电器城、番禺易发商场等专业市场，纷纷成立。
“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一时间，广州成了个体私营者的天堂，成了试水者、冒险家最早的乐园，大街上挤满了操着南腔北调、提着大包小包的外地批发商……
喇叭裤、牛仔装、运动鞋、电子表、计算器、烫发头、迪斯科、邓丽君……“广式潮流”引发的蝴蝶效应，像春风一样吹绿了全国城乡的角角落落，为正在从动乱和贫穷中走出的10亿国民送上了第一束五彩缤纷的时尚之花。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85年底，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个体私营从业人员已经超过500万人。
这500多万名个体私营企业雇工，连同“三资企业”里的数百万打工仔一起，共同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第一轮中国民工潮，汹涌澎湃，直至今天。
他们为传统的中国带来了时尚，带来了财富，带来了活力，也带来了方向……
五、白天鹅的春天
那是一个乍暖还寒的时节。一棵初试天地冷暖的幼苗刚刚出土，或冻死荒郊，或傲霜凌寒，但只要挺过惊蛰前的冰雪肃杀，她就是天之娇子，她就占领了整个春天。
那是一个意识形态过分敏感的年代，“公”和“私”、“资”和“社”、“左”和“右”，这几个金属般生硬的字块常常在天空中碰撞着，碰撞得火光四溅、铮铮作响、浓雾弥漫。空气中的每一丝颤动，都有可能引爆一场闪电和惊雷……
1981年，广东旅游部门开始组织内地公民香港游。这是中国大陆第一批惊艳的眼睛。
也是在这一年，香港歌星第一次来广州演出。按照多年的模式，歌者只能端庄地站在舞台上，对着固定的麦克风，像做报告一样表演。但是这一次却出现异常：唱到兴奋处，这位名叫罗文的著名歌星，一把抓过麦克风、拉起电线，在舞台上边跳边唱、指手画脚、摇头摆尾，煞是陶醉。这一下，引得舆论大哗。各地报刊纷纷开炮，痛批“资产阶级腐朽台风”。
炮声越来越响，硝烟愈来愈浓。任仲夷不得不出面表态：马克思怎么说的？难道站着唱就是社会主义，走着唱就是资本主义？我们共产党的省委应该只管唱什么，不应该管怎么唱。
东方宾馆最早开设了一家营业性音乐茶座，很是火爆。笙歌悠悠中，霓虹明暗里，青年男女在这里唱歌、跳舞、喝咖啡。新潮的广州人，开始享受一个个温馨浪漫的彩色之夜。
时尚渐起渐盛。街头巷尾处处飘起了港台流行的抒情歌曲。浓浓的情歌情调中，款款而行的是烫发头、喇叭裤、迷彩服、高跟鞋、超短裙……
内地再次传言成虎：广州街头到处是“美军”（因男青年的迷彩服上襻多、兜多，类似美国军服）！到处是妓女！
北方一位副省长来到广州出差，看到种种场面，气愤得在旅馆里擂墙大哭：“没想到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竟然变成这个样子了！”还有一位老将军，更是跺足捶胸、仰天长叹：“靠这一代年轻人当兵上战场，我们部队如何能打胜仗？”于是向中央写信控诉，痛骂广东，坚决要求“收复失地”。
1981年4月，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到广州督导疏港（因广东进出口量剧增，港口吞吐量太小，致使不少外国货轮无法报关，在公海等候，形成国际纠纷）。看到大街上的花花世界，这位中国农村改革的先行者也颇为担心，便以一个老朋友的口吻好言相劝：“仲夷，还是管一管吧，北京议论很大啊。”
任仲夷半开玩笑地说：“万里同志啊，我们要管大事，这些生活小事还是随他吧。留胡子？我们共产党的祖师爷马克思就是大胡子。穿喇叭裤有什么不好？我们老祖先在唐朝就开始穿了。至于迪斯科，不就是蹦蹦跳跳、扭扭屁股吗？男女并不贴身。我们过去跳交谊舞，可都是男男女女搂在一起的。在延安时，我们党的领袖们不是每个周末都举办交谊舞会吗？”
白天鹅，是第一个来粤试水的海外客商。
这是中国大陆出现的第一家五星级宾馆，由香港霍英东先生投资，设计楼高40多层，是当时广州的最高建筑。
可想而知，白天鹅从开工的第一天起，就引起国内舆论热议：“共产党怎么能和资本家签约呢”，“五星级宾馆里允许开妓院”……
白天鹅本来是涉外宾馆，主要服务对象是港澳台境外客商，可是为了汇聚人气财气，1982年试营业时，霍英东决定向全社会开放。于是，门童的斑马裤、礼仪小姐的旗袍、银制的餐匙、精致的牙签、室内的瀑布等等，都惊爆了广州人的眼球。
可好景不长，尴尬事接踵而至。原来不少广州人此时还没有见过牙签、餐巾等一次性用具，顺手就牵走了。当时卫生纸在普通市民中尚未普及，因此酒店卫生间的厕纸也成了抢手货，一天就要补上几百卷。更让店方痛惜的是，一些男青年穿着时髦的带有铁掌钉的皮鞋，在大理石地面上随意踢踏，留下了难以修补的斑斑点点。
宾馆不得不有所规定：衣冠不整者禁止入内，皮鞋掌钉者禁止入内，并在门口专设了拔除铁掌钉的工具和工作人员。
这一来，引起举国诉讼。羊城内外，南北媒体，口诛笔伐，气势汹汹地围攻这一只刚刚出巢的白天鹅：根本不合中国国情，倡导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歧视国人，是旧中国“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翻版。
霍英东忧心如焚，悔恨自己投资内地过于冒险了。
苦恼中的霍英东决定在白天鹅宴请任仲夷，于是便试探着发出了一份请柬。
身边人员劝说任仲夷，这种场合还是不要去了吧，一旦出席，明天的香港报纸就会刊登，北京也都知道了。你吃一顿饭，人家就会说你与资本家穿连裆裤，是“把兄弟”。
他一边打领带，一边哈哈大笑：“广州和香港不是‘把兄弟’，而是亲兄弟；不仅合穿连裆裤，还同吃一个奶（指同饮珠江水）。今天亲兄弟请客，又是一个出名的好机会，我为什么不去？况且，谁规定共产党的省委书记不能去五星级酒店呢？”
席间，面对着境内外的新闻记者，西装革履的任仲夷与港澳各界商人谈笑如故友，满堂生春风。
霍英东喜出望外，唤来纸笔，请他题词。
任仲夷环视大家：“题什么好呢？”稍稍构思，援笔立就，是李白的浪漫诗句：“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白天鹅起飞之后，李嘉诚、胡应湘、郑裕彤、利铭泽、李兆基等港商投资的中国大酒店、花园酒店也先后落户羊城。接着，连官方的东方宾馆也扩建成了五星级。
1985年，中国公布了大陆第一批五星级酒店，共5家。而前4家，全在广州。
20世纪80年代的广东
六、二进宫
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几乎击碎了广东的春天。
那是1982年的早春二月。
广东率先放开物价等几项大胆的经济体制改革措施，引起了各地恐慌。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国内流通渠道里原本十分匮乏的商品物资纷纷流向广东。周边几省惊呼“广东成特区，我们变灾区”，于是在省界各路口设立岗哨，严查过往物品和商贩。财政部、经委、计委、税务总局、工商总局、外贸部、物资部等国家机关也叫苦不迭，因为当时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而广东的市场经济是对全国一盘棋的巨大冲击。还有意识形态的开化和自由，也让内地省份视若洪水猛兽、瘴氛瘟疫。这一切，都使得中央高层屡屡震怒，甚至严厉斥责：“任仲夷还是共产党员吗？”
风暴，在云层里剧烈地酝酿着。
的确，伴随着经济的突飞猛进，广东沿海也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走私现象。于是，走私事件便成了这场风暴的导火索。
1982年1月11日，中央以“2号文件”形式下达了一个紧急通知，矛头直指广东，言辞之烈，让人心惊肉跳：“对于这个严重毁坏党的威信，关系我党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全党一定要抓住不放，雷厉风行地加以解决。对那些情节严重的犯罪干部，首先是占据重要职位的犯罪干部，必须依法逮捕，加以最严厉的法律制裁。”
文件下达后，中纪委主要领导立即带队进驻广东，调查办案。
不难想象，此时的南粤大地已是山水颤栗，群鸟惊飞。
事态还在继续恶化。2月上旬，中央书记处紧急电令广东（还有福建）所有的省委常委立即进京开会，集中整顿。接到通知，任仲夷大惊失色：本党针对某一个省委班子采取如此特殊的严厉措施，在“文革”之后还从未有过。
会议气氛极为紧张。中央领导纷纷发言，认为这是“资产阶级又一次向我们发动的猖狂进攻”，“宁可让业务上受损失，也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因为“文革”后已经宣布不再搞政治运动，所以就讲这场斗争是“不叫运动的运动”，“决不能手软”；由于过去对走私罪没有规定死刑，会上就有人提出要修改刑法，要准备枪毙一批人。某领导人在讲话中明确表示，广东已经变了颜色，过去的租界就是糊里糊涂送给外国人的，经济特区就像当年的租界。还有人说，广东这样的地方，是资本主义的熟门熟路，不应当用思想解放的人，必须用“金刚钻”。广东出了那么多事，任仲夷为什么见怪不怪？甚至提议免去他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同时参加会议的福建省委书记项南附在任仲夷耳边，善意地提醒：“开了两天会我才明白，原来福建是来‘陪绑’的，（这次会议）实际就是针对你们广东。”
会议结束后，他扛着一颗覆满白发的沉重的脑壳，踉踉跄跄地回到了广州。刚刚坐下，胡耀邦的电话又急急火火地追了过来，说书记处将会议情况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作了汇报，政治局常委认为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的思想还是不通，有些问题还没讲清楚，明确指令任仲夷一个人马上再次回京。
这就是社会上传说的所谓“二进宫”。
见面后，胡耀邦代表政治局常委再次对广东进行严肃批评，并希望他站稳立场，明确表态。最后，责成他给中央政治局写出一份书面检查。
任仲夷，呆若木鸡。
胡耀邦摊开双手，同情却又无可奈何地说：“我都（口头）检查了啊。”
当天晚上，任仲夷回到宾馆后，枯坐无言，感慨如海。参加工作近50年，他还从来没有写过检查。“文革”中，他曾受到过2300多次大大小小的残酷揪斗，鞭鞭见血，唾液满脸。一年冬天，红卫兵把一桶臭臭的墨汁兜头浇下，棉袄棉裤全湿透了，他彻底被涂成了黑人。虽然皮肉受苦，脸面受辱，可他的心底是坦然的、清白的。但这一次写检查，他是违心的、扭曲的。作为一个历经政治运动的省委第一书记，他清楚这份检查意味着什么。但是，如果不承担这一份责任，不仅自己过不了关，整个广东的干部都难逃一劫啊。
夜色如铁，冷月似冰。昏黄的灯光，映照着任仲夷乱草般的白发和乱草般的愁绪：47年前，就是在这里，就是在北京，自己还是中国大学的一名学生，秘密加入了共产党，从此舍生忘死，投身战火；新中国建立后，从最北端的黑龙江，到最南端的广东，兢兢业业为党工作了一辈子，总还算是一个合格的党员吧。难道，中央真的要开除自己的党籍吗？
他的心在颤抖，在泣血。
他，哆哆嗦嗦地拿起了笔……
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一直在挂念着这一份沉痛的检查。退休后，他曾多次向有关部门申请，希望复印一份，留作永远的纪念，但至死也未能如愿。
书面检查交上去了。所幸邓小平、胡耀邦等领导人并没有表态处分。
但另一道难关，却在广州等待着他。
如何向全省传达会议精神呢？广东的各项改革刚刚开始，正是如火如荼的时候。现在不少地方墙壁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文革”标语还没有洗刷干净，人们对那一场刚刚过去的大灾难仍然心有余悸。如果把会议实况全部传达下去，势必会浇灭大家的热情。还有，会议明确提出要查处一批、杀掉一批，但他坚信，广东的干部除极个别害群之马外，绝大多数是无辜的。面对这些披荆斩棘、冲锋陷阵的亲爱的、可敬的勇士们，他怎么能忍心下手呢？
几天之后，全省三级干部大会庄严肃穆地开幕了。
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各路诸侯早就闻知了中央会议的内幕，不少人战战兢兢、如临大难；有的人干脆带来了行李，准备接受随时可能到来的询问和审查。
但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是，在会上，任仲夷仍然镇静自若、谈笑风生。他在检讨自己对“走私犯罪”重视不够并申明将加大打击力度的同时，反复重点强调的仍然是“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并正式提出了“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的“三放”政策，希望大家进一步放开手脚，加快发展。
省委班子里一位年龄稍长的老干部闻听此言，心内暗暗吃惊，在会议休息时间悄悄地拉住他，提醒说：“现在都是什么时候啦，你怎么还讲这些话？最近北京的报刊都不讲了。”
任仲夷盯着这位好心的老友，看了一会儿，又故作轻松地反问道：“中央文件并没有不让讲啊。”
讲到大家最为关心的干部处理问题时，任仲夷霍地站了起来，深深地注视着在座的各位，双目炯炯似火，然后，慢慢地却是庄严地、斩钉截铁地承诺：“只要没有往私人腰包里装钱，而是按照省委部署抓工作的，即使出些问题，也由省委负责，主要由我负责！”
这时候，整个会场鸦雀无声。旋即，掌声雷动，泪飞如雨。
广东的那一批干部至今都在感谢任仲夷。他们说，如果任仲夷是一个明哲保身的官僚，或者是一个胸怀野心的政客，他完全可以顺着高端的旨意，严厉清查干部队伍，进行人人过关，撤职一批，判刑一批，甚至杀掉一批。他自己不仅可以金蝉脱壳、顺利过关，而且还可以博取上悦、邀功讨宠。如果那样，广东肯定会是另外一种样子，广东就没有今天！
这一场风暴总算过去了。但是，有谁知道任仲夷为此付出的是一个怎样沉重的代价？
那一年的秋后，中共十二大即将召开，以他的资历、能力、政绩和威望，本来已经被列入国家领导人的考察人选，并很有可能出任重要职务。但他到广东后的所作所为，在社会上引起了太多的是是非非，更惹恼了一个庞大的官僚群体。他的名字，最终被删除了，而且永远地被删除了。
历史上的改革者大抵如此。他们在冒险革除社会痈疽的同时，往往也革除了自己的前程。
改革开放初期的广东工厂
七、不是爱石头
香一年、臭一年，香香臭臭又一年。
在这香香臭臭、坎坎坷坷的雾途中，是任仲夷和岭南人倔强的背影。
走私事件之后，中央政府及有关部门把下放给广东的外贸进出口权收了回去，在许多有关经济政策的文件中也特别注明“经济特区也不例外”或“经济特区也要执行”的字样。内地一些省市也采取措施，把广东运往各地的许多物资当作走私物品扣压、冻结。广东的供销人员到外省市进行正常的业务活动，也受到冷落，有的还被当作走私分子看待，轻者搜去证件，重者无理扣押。有些省市甚至明确表示，不准供销人员去广东做生意……
全国各地的邮政部门对来自广东境内的邮品也格外虐待，随意拆封检查。在他们的意识里，广东就是全国黄货、毒品的老巢，精神污染的源头。
这种现象也渗透到了意识形态领域。在那些年拍摄的电视和电影中，几乎形成了一个固定模式，大凡经济领域的反面人物都被刻画成了广东人，讲一口半生不熟的粤港普通话。此类流风余绪，直至今天。
一段时间，北京曾纷纷传言，要将任仲夷撤职，开除出党。
经济特区的思路最早由邓小平提出，但几年来他一直在观察、在思考，不否定，也没有肯定。他只是说：“深圳经济特区是个试验，路子走得是否对，还要看一看，搞成功是我们的愿望，不成功是一个经验嘛。”
境外不少媒体就此大肆渲染，夸大中共高层的分歧，说深圳只是一个试验品，很可能是牺牲品，最后肯定还要斩马谡。
那些年，中国的经济改革正是全面探索时期，连国务院的官方文件中也表示“要摸着石头过河”。的确，在那个复杂的年代里，在那个特殊的环境中，处在那个敏感的位置上，任仲夷需要摸的石头太多了，不仅有经济的，还有政治的、文化的。稍不小心，这些石头们就会突然飞起来，无情地砸破他的头颅。
他的秘书琚立铭告诉我，年岁的逐渐增大，工作的极度繁忙，心理的重重压力，再加上生活习惯上的巨大差异，使得任仲夷的健康状况频频亮起红灯。他的牙齿们很快地全部下岗了，满口假货，吃东西很不方便，且极易损坏，常常要去看牙医。
1983年春天，任仲夷明显感到心律不齐。去医院检查，心跳竟然每天早搏3万次。医生大惊，规劝他马上动手术。他笑一笑，说自己身体好，能抗得住，拒绝了。医生又建议他半天工作、半天休息。可这无异于与虎谋皮，怎么可能呢？
任仲夷的工作量之大让人难以想象。有一个细节可窥一斑：他在任期间极少乘坐轿车，他的专车就是一部12座的丰田面包。为什么？就是为了利用路途时间听取汇报和讨论开会。面包车就是一个流动的办公室，而他就是一台永远不知疲倦的机器，每时每刻都在高速地、高效地运转着……
驾驶着羸弱的身躯，背负着繁重的压力，任仲夷像一个无所畏惧的孤胆英雄，高擎着自己的灵魂之火，透支着全部的生命能量，义无反顾地行走在广袤的岭南大地上。他在探求着一条道路，他在追寻着一个梦想。
那是百姓的福祉，那是文明的微笑，那是人类的大道！
……
他的胆囊又开始隐隐作痛了，愈加剧烈，发展到腹胀、厌食、疼痛难忍。
1984年元旦过后，他被送进医院。胆囊结石、严重发炎，必须马上切除，否则腹背受敌，危及生命。
手术开始，所有的医生惊呆了：做了这么多例手术，还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畸大的胆囊。畸大的胆囊被撑得鼓胀胀、红艳艳，像一个熟透的桃子，随时可能爆裂。打开“桃子”，医生们更是目瞪口呆：里面塞满了16枚疙疙瘩瘩、圆圆滚滚的结石，大的像杏核，小的似黑豆、豇豆……
哦，怪不得老家伙如此生猛，原来他的胆囊里揣满了石头！
今日广东夜景
八、政治是什么
哈维尔说：政治是求得有意义的生活的一种途径，是保护人和服务人的一种途径。
但在中国，政治是一个复杂、危险而又甜蜜、高贵的特殊职业，大大小小的官员们大都只是在使用和享受着政治的特权和舒适，而很少去理解和履行真正的政治责任。当群众的根本利益与上司的私家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往往不敢坚持前者，而是乖乖地选择后者。这种传统、落后而又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不能不说是我们中华民族政治文明的一个大悲哀。
其实，真正的政治家，并不仅仅是那些手握国柄、经略风云的股肱巨擘，而是每一个公务员，他们是不是在各自所处的岗位上尽到了应尽的社会责任。
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说，绝大多数的官员都有所欠缺，而任仲夷则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在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任职上，竭尽全力、敢踩逆流、不避斧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岭南开太平，尽到了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能尽到的几乎全部天职。
但他又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啊。他阅尽沧桑、大彻大悟、洞察世事，知其能所为，亦知其不能所为。这就注定了他的一生是一位奋勇的开拓者、冒险者，同时又是一位豁达的孤独者、失落者。
任仲夷离休的1985年，广东省的经济总量已经跃居全国第一位。
岭南大地已经全面发酵，物阜民丰，山河肥美，而只有他自己在日渐萎缩。他的体重比上任时减少近30公斤，身材也矮小了5厘米。
他，瘦弱成了一个干巴巴、颤巍巍的岭南阿公。
卸任前，他又一次去了深圳。站在文锦渡口，眺望着两岸星河般灿烂的灯光，他笑了。笑容，一如这星河般灿烂。
挥挥手，他要告别这一片灿烂的星河了。
这是一次隆重而平静的谢幕……
任仲夷离休时，中央本已安排他到北京定居。但是，他的感情已经在这里深深扎根，他决心把自己的余生交给这片土地了。
生为岭南人，死亦岭南土！
他的身体在一天天地衰老下去，像一株粗皴枯朽的木棉树，但他思维的枝叶依然滴青流翠，激情的火焰仍旧时时喷薄迸溅。而且愈到晚年，其情愈殷，其心愈烈，殷殷似血，烈烈如火。他用颤抖的双手高捧着自己滴血的心脏，向他的后人、向这个民族奉献着最后的真诚……
他惋惜邓小平的人生憾事主要是没有利用自己的崇高威望，在经济体制改革基本成功之际适时地启动政治改革。
他大胆建议，中国可以借鉴经济特区的成功经验，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试验，然后再逐步推广。
对于“和谐社会”建设，他也有着自己独特的慧解：从字面上看，“和”左边一个“禾”、右边一个“口”，表示老百姓张开口要吃饭，首先要解决的是温饱问题，也就是民生问题；“谐”字左边一个“言”、右边一个“皆”，表示人人皆言、言无不尽，也就是实行民主。一个民生，一个民主，这两个问题解决好，社会和谐就不难了。所以，和谐社会的基础应该是经济发达、生活富裕、社会民主、言论自由。
……
哦，人之将死，其言亦善。让我们理解这位可敬的老人的一颗大爱之心吧！
今日深圳航拍
九、遗憾与凝望
任仲夷晚年交往的多是思想界人士。
2004年3月的一天，他突然吩咐儿子把家院的门槛锯掉。原来，北京的好朋友于光远就要来了。于氏小他一岁，已经瘫痪，出行需乘坐轮椅。
于光远终于来了。90岁的任仲夷，颤巍巍地推着轮椅上的老友，慢慢地在东湖边散步、聊天。哦，两个历尽沧桑的思想者，他们的躯体已经垂垂老矣，但他们的心理依然青春。他们思想的羽翼，像两只轻灵的鸟儿，在高远的天空中自由地飞翔着、鸣啭着。走不动了，就坐下来，静静地看着湖畔晚霞般漫衍的猩红的木棉花。
那是生命的火焰，那是岁月的叹息，那也是他们永远的遗憾和隐痛啊。
2005年4月5日，在广东省中医院住院的任仲夷，再次约见郑炎潮。
他仰躺在危重症病人监护床上，浑身插满了导管，喘着粗气，竟然交谈了3个多小时。临别时，他语重心长地说：“大胆地想问题，讲的时候要谨慎。我们过去批评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但他是对的。鲁迅和胡适都是伟大的，鲁迅是揭露黑暗的人，胡适是在黑暗中点亮蜡烛的人。”
……
公元2007年11月，我去广东采访的时候，任仲夷已经去世两周年了。
我穿过繁华的广州街市，去银河公墓凭吊。
浩瀚的碑群中，静静地矗立着一块普通的石碑。如果不注意的话，来往的人们根本不会联想到他。可他的碑石似乎是一块奇异的磁铁，吸引了几乎所有人的目光和脚步。人们站在他的面前，垂首弓身，默默地致敬，或上前抚摸一下石碑，仿佛在与主人对话，似乎在与主人握手。而那块幸运的碑石，早已被摩挲得光光亮亮，宛若老人慈祥的笑脸。
他的儿子告诉我，临终时，任仲夷早已不能言语，但意识里仍然半明半昧。交代完遗言后，他显然仍有牵挂，便用手指为笔，在儿子的手掌心哆哆嗦嗦地写字，让把生前所用的老花镜、放大镜、收音机、钢笔与他的骨灰放在一起。
哦，可爱的老人，即使在天国里，也在惦念着这片土地，凝视着这个民族。
我相信，千年之后，当广东的后人们在数念起20世纪时，仍然会敬重他的名字。
岭南的疆土上，肃立着数不清的木棉树，像一支支硕大的火炬，默默地燃烧着、燃烧着……
（发表于《广州文艺》200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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