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和地方的博弈，孤臣干将就是牺牲品
情感
2024-12-16 19:27
江苏
刺杀是中国历史上的保留节目，但明目张胆的刺杀军政要员却不多见，比较知名的只有两起——武元衡遇刺，是因为他力主削弱河朔三镇和淄青镇的势力，遭到李师道的记恨，于是李师道派出刺客，到长安大街上刺杀武元衡。集权与封藩，是李师道和武元衡的核心矛盾，也是此次刺杀的关键点。那天，两江总督马新贻到南京校场检阅清军的射箭训练，结果在返回总督衙门的路上，张文祥自警卫部队中冲出来，一刀刺中马新贻的胸口，马新贻不治身亡。刺杀结束以后，张文祥不逃不躲，立在原地束手就擒，并痛斥马新贻“不仁不义”，对刺杀两江总督的事情供认不讳。而随着张文祥指责马新贻“不仁不义”，各种绯闻快速在南京街头传播开来，主要有这么几种说法——1、马新贻曾任浙江巡抚，期间剿灭了大量海盗，其中有不少是张文祥的同伙。张文祥为了给同伙复仇，便经过数年准备，奔赴南京刺杀马新贻。2、张文祥的妻子被人抢走，张文祥曾向马新贻拦路喊冤，但马新贻不予理睬，张文祥怀恨在心，便通过刺杀马新贻来报复社会。3、马新贻是穆斯林，西北地区又爆发了“陕甘回乱”，于是马新贻接受了西北穆斯林领袖的任命，声称“大兵果定中原，则东南数省，悉臣一人之责。”张文祥得知此事，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考虑，就刺杀了马新贻。这条绯闻是把一起刺杀事件，转化为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两江总督马新贻摇身一变为潜伏卧底，杀人凶手张文祥则成了民族英雄。4、马新贻曾在安徽围剿捻军，但经过一场大败，被捻军军官张文祥俘虏。此时的张文祥厌倦了造反事业，想回归清朝重获新生，便联合捻军军官曹二虎、石锦标归附马新贻，四人结为异姓兄弟，并把所属军队改编为“山字营”。后来，兄弟四人南征北战，成为清朝位高权重的地方实力派，开始享受来之不易的荣华富贵。但就在这个时候，马新贻看上了曹二虎的美娇妻，经常派曹二虎到外地出差，然后到曹二虎家里偷人。经过几番云雨，马新贻欲罢不能，便直接诛杀曹二虎，明目张胆的霸占曹妻。张文祥见结义兄弟受辱，激愤不已，便刺杀马新贻为曹二虎报仇。毫无疑问，这条集合了桃色、兄弟、义气、出轨等要素的绯闻，是各种绯闻中传播度最强的，很快便从南京传到上海，并通过上海梨园的舞台，传向全国各地。以马新贻遇刺为背景的《投名状》，就是根据这条绯闻改编的。马新贻刚刚遇刺，各种绯闻就满天飞，这种情况显然不是巧合，而是故意为之，甚至可以说，这些绯闻就是用来给刺杀事件定性的舆论材料。那，张文祥刺杀马新贻的真相是什么，又是谁编造了这些绯闻，一定要在马新贻死后踩上一万只脚？要解开马新贻遇刺的真相，我们必须简单梳理一下时代背景，以及马新贻的人生履历。1850年代，太平天国起义爆发，那些广西老表们自金田起义到定都南京，杀穿半个中国，席卷东南半壁江山。面对声势浩大的反清起义，年轻的咸丰皇帝惊慌失措，曾经纵横天下的满蒙八旗也战力滑坡，无力二次马踏东南，于是咸丰皇帝便解开地方禁制，允许汉族地主士绅组建团练，协助清朝平叛。在这样的背景下，正在湖南丁忧的兵部侍郎曾国藩，凭借师生、亲戚、同窗、友人等复杂的人际关系，组建了一支湖南地方团练。此后十余年，咸丰皇帝精力枯竭，在承德避暑山庄驾崩，慈禧太后、慈安太后、恭亲王奕䜣、醇亲王奕譞联合发动政变，驱逐了咸丰皇帝留下的“顾命八大臣”，并拥立同治皇帝，掌握了清朝的最高权力。曾国藩则统帅湘军，通过一场又一场血战，于1860年晋升为两江总督、钦差大臣，并管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等四省军务，节制巡抚、提督以下官员，成为事实上的清朝东南王。1864年，曾国藩指挥湘军攻破南京，基本平定太平天国起义。随后，湘军血洗南京，据曾国藩幕僚赵烈文统计，南京死者达2、30万人、几乎成了一座空城。南京的人都死了，那么太平天国留在南京的财富，自然归湘军所有。于是，湘军将领们在南京刮地三尺，然后把金银财宝一船一船的运回湖南，奠定了近代湖南崛起的经济基础。而在慈禧太后和曾国藩高歌猛进的时候，马新贻也不落人后。虽然马新贻是穆斯林，但他其实是山东菏泽人，年仅27岁便考中进士，被朝廷分配到安徽做知县。在知县任上，马新贻整整做了9年，直到36岁时晋升为安庆府知府。升任知府是马新贻的仕途拐点，从此以后，马新贻开始坐火箭一样晋升——马新贻升官这么快，自然是立下了战功，但他的战功不是平定太平天国的战功，而是征讨安徽捻军的战功。从这份履历就能看出来，马新贻是死人堆里滚出来的猛人，但他不属于曾国藩的湘军系统，两人甚至不可能有常规公事往来。做安徽按察使的时候，马新贻在庐州战败，遭到革职留任的处罚，不久后，马新贻的母亲去世，他又得放弃职位回山东丁忧。但安徽巡抚翁同书认为马新贻是人才，便上书朝廷，请求把马新贻留在安徽，不要回山东丁忧。随后，钦差大臣袁甲三也上书朝廷，请求恢复马新贻的官职。慈禧太后见到翁同书和袁甲三的上书，立即就同意了，并安排马新贻到袁甲三营中听候差遣。翁同书是江苏常熟人、同治帝师翁心存的长子，慈禧太后做为同治皇帝的亲生母亲，自然要把翁同书视为亲信人员。袁甲三是河南项城人、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的叔祖，早年到安徽办理团练，受到漕运总督周天爵的重用，周天爵病死以后，袁甲三开始统领淮军，和捻军厮杀。受到这两人的保举重用，说明马新贻早已是淮军骨干、慈禧太后眼中值得信任的自己人。太平天国覆灭以后，曾国藩拥兵十余万，坐断东南，慈禧太后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生怕曾国藩效仿洪秀全，割据东南和清朝分庭抗礼。事实上，曾国藩的幕僚们确实建议他起兵，曾国藩也有心起兵，并和幕僚赵烈文讨论过这个问题。曾国藩说：“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袴，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清朝国势日衰，北京都无法维持体面，你觉得我有机会吗？赵烈文答：“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轴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殆不出五十年矣”——清朝的统治已形成惯性，至少五十年内不会垮台，你现在起兵造反没有机会。曾国藩：“然则当南迁乎”——能不能逼清朝迁都南京，我来做曹操，掌控清朝的实际权力？赵烈文：“国初创业太易，诛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清朝的血债太多，给人民的恩德太少，和汉唐不可同日而已。愿意给清朝效命的人都不多，你做了曹操，又能有多少合法性？听了赵烈文的分析，曾国藩才打消起兵伐清的想法，写下“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的对联，假装对清朝很忠心。尽管曾国藩决定继续为清朝做事，但无论兵力、名望还是势力，曾国藩都是清朝汉臣第一人。站在清朝统治者的角度来看，曾国藩是否造反，重要的不是其主观意愿，而是客观条件。此外，清朝经历一场伤筋动骨的大战，到处都是用钱的地方，急需太平天国留下的财富来填补窟窿。但湘军攻破南京席卷了所有财富，然后向朝廷汇报说南京没有财富，直接打破了清朝的希望。做为清朝的实际统治者，慈禧太后就对曾国藩有些不满，而要解决这些不满，她就必须削弱湘军，并找人制衡曾国藩、查找南京财富的下落。削弱湘军是曾国藩自己做的，他向朝廷上书，主动提出裁军。毕竟决定不造反了，与其留这么多湘军引起猜忌，倒不如顺水推舟提出裁军，以忠臣的身份留在史书里。这些裁撤的湘军，一部分回到湖南买田置屋，成为湖南的军功地主，另一部分习惯刀头舔血的人，则加入青帮、哥老会等江湖会党，成为体制外的一股强悍势力。早在1861年的时候，翁同书招抚捻军苗沛霖部，但不久后苗沛霖再举义旗，攻破寿州城。见“剿捻”出现挫败，曾国藩立即上书，要求将翁同书革职，严肃处理袁甲三。慈禧太后为顾全大局，只能同意曾国藩的意见，罢免翁同书、逼袁甲三回籍养病。从此以后，翁同书、袁甲三的淮军逐渐日落西山，出自曾国藩幕府的李鸿章淮军成为淮军正统，而湘军大将李续宾得到安徽巡抚、钦差大臣的职位。这次人事任免，其实是清朝汉臣武装的一次内斗，结果曾国藩和湘军大获全胜，慈禧太后及其亲信淮军铩羽而归。曾国藩用一封奏疏逼退马新贻的两位恩主，意味着马新贻根本不可能和曾国藩合流，而且有为恩主复仇的充足动力。正是处于这个政治生态位上，马新贻开始了新一轮的职位晋升——1864年3月，左宗棠攻克杭州，随即又奉命调往江西，马新贻跨省调到浙江，出任浙江巡抚。同年，马新贻到南京履新，出任两江总督兼通商事务大臣。如果没有慈禧太后的提拔重用，马新贻不可能晋升的这么快，不过，马新贻出任两江总督的代价，便是做慈禧太后的利剑，刺破湘军的脓包。农业经济方面，因为战后有大量的荒田，严重影响政府税收和社会活力，于是马新李宗羲、江苏布政使应宝时拟定了“江苏开垦荒田酌拟办理章程”——荒田有主无主，均宜厘清（清查田地数量，政府掌握确切数据）。未垦荒田，宜先勒限原主认业（原地主回乡重新耕种，保护地方利益）。无主荒田，方可由官招垦（没人认领的荒田，政府招人开垦）。垦户不论土著异籍，皆准认垦（不限制户口，来了就能做江苏农民）。马新贻一针见血的指出江苏经济的弊病，又有针对性的提出符合江苏实际的政策，放到现在，他也是个优秀的省委书记。如果把“荒田”换成“房地产”，你就发现，马新贻这个人的思维非常超前，对他的评价可能要更上一层楼。社会治安方面，马新贻调来淮军庆字营，在徐州、海州一带缉拿土匪、扫荡退役兵痞，然后顺势驻防徐海，占住这块兵家必争之地。吏治方面，马新贻带着候选道孙衣言、山东候补道袁保庆、安徽候补知府桂中行到南京上任，组建了自己的亲信班底。稍晚一些，马新贻下令，各州县都要清查钱粮亏空，向巡抚衙门和总督衙门提交结算报告。军事方面，马新贻一方面严格执行“裁撤湘军”的任务，另一方面从绿营中挑选精壮，在南京成立四营新兵、徐州成立两营新兵，并配备了洋枪、抬炮、长矛等精良装备。从这些新政可以看出来，马新贻凭借清朝朝廷赐予的尚方宝剑，在江苏地界大杀四方。他的每一项政令都符合清朝朝廷的利益，但他的每一项政令都在摧毁湘军的根基——马新贻，事实上做了慈禧太后的孤臣，清朝朝廷派到南京的沙瑞金。马新贻的新政仅维持了两年，1870年7月26日，马新贻便遇刺身亡。消息传到北京，慈禧太后大吃一惊：“这事岂不甚奇？”随后，慈禧太后命江宁将军魁玉、漕运总督张之万到南京审理刺客张文祥，希望借两人之手，将马新贻遇刺案件查个水落石出。然而，不论魁玉和张之万如何审问，张文祥都一口咬定，刺杀马新贻是个人行为，背后没有主使人。与此同时，马新贻的各种绯闻，陆续从南京传出，再通过上海传到全国各地。11月2日，魁玉和张之万汇报了初审结果，称“无另有主使各情，尚属可信。”堂堂两江总督，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刺杀，就这么草率结案？马新贻位高权重，安保肯定是非常严密的，张文祥到底是如何接近马新贻的？马新贻是清朝的封疆大吏，几乎没有机会见到张文祥，他们两人的恩怨完全经不起推敲，背后的隐情是什么？魁玉和张之万为什么草草结案，不愿意追查下去？于是，慈禧太后驳回魁玉和张之万的初审结果，又命直隶总督曾国藩、刑部尚书郑敦谨到南京，继续查案。曾国藩到南京以后，态度非常消极，每天读书见客，绝口不提查案的事。郑敦谨独自查到次年正月底，也决定维持原判，认可张文祥因个人原因刺杀马新贻的结论。连续派出四路人马，就查出这么个结果，慈禧太后的心情可想而知。但见到郑敦谨的汇报，慈禧太后也明白了，马新贻遇刺案件的水很深，各路官员已经同气连枝，再派人马到南京查案，结果也是一样的。于是，慈禧太后决定退让，认输了，随即承认郑敦谨的汇报，并以官方名义给案件做了定论：“凶犯张文祥曾从发捻，复通浙江海盗，因马新贻曾在浙抚任内，戮伊党伙甚多......着即将张文祥凌迟处死，并于马新贻柩前摘心致祭，以彰国法而慰忠魂。”1871年2月15日，张文祥在南京凌迟处死，并摘除他的心脏，祭奠马新贻。张文祥受刑以前，郑敦谨便离开南京，但他不敢返回北京复命，而是在半路告病辞官，直奔故乡湖南长沙。孙衣言、袁保庆等马新贻亲信，则不认可这样的审理结果，拒绝在审判书上签字画押，以示抗议。马新贻遇刺案件，因为凶手和受害人的地位悬殊、审案人员的异常反应、案件结论没有得到社会公认，故而称为“晚清四大奇案”之一。其实梳理了晚清时代背景、相关人员的履历以及案件审理过程，我们可以做一些合理的推断——马新贻颁布新政，严重损害了湘军的既得利益，那么从“利高者疑”的角度来看，湘军做为马新贻遇刺的最大受益者，有极大的概率是马新贻遇刺的幕后主使。张文祥的真实身份不重要，他只是湘军推出去的挡箭牌，极有可能在刺杀马新贻之前，湘军已经安排好张文祥的身后事。魁玉和张之万不能深入查案，是因为他们两人的势力远远不如湘军雄厚，江宁将军和漕运总督的工作，又和两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了身家性命和政治前途，他们只能站在湘军一边，认可张文祥的供词。曾国藩的态度消极，事实上是保护湘军旧部，并以此警告郑敦谨，你老兄要认清形势，不要做无谓牺牲。马新贻做为慈禧太后的孤臣，是慈禧太后指向两江地区的利剑，马新贻遇刺，便是斩断慈禧太后和两江的直接联系，慈禧太后折了一臂。正因如此，郑敦谨结案之后不敢回北京，生怕成为慈禧太后的出气筒。总的来说，马新贻出任两江总督，标志着朝廷和地方开始激烈博弈，而马新贻遇刺身亡，说明地方势力已经尾大不掉，朝廷成为博弈的失败者，削弱地方势力并恢复中央集权的进程，由此受到严重挫败。事后，慈禧太后无法继续插手地方，曾国藩和湘军无法问鼎朝廷，便互相妥协保留了一份体面，唯独马新贻做为慈禧太后的孤臣，成了地方和朝廷博弈的牺牲品。但话说回来，地方势力壮大到一定程度，势必会产生割据的因素，不愿意再和朝廷一起吃大锅饭。数十年后的“东南互保”和“辛亥革命”，事实上发轫于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湘军刺杀马新贻、曾国藩保护湘军，然后用不到五十年的时间耗尽清朝国运，也算是另一种形式的曲线救国，间接实现了赵烈文的预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