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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铃铃……”办公室电话如常响起，我拿起话筒，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喂，余法官吗？我是李勇（化名），你方便下楼一趟吗？”我还没来得及发问，电话已经挂断。我握着电话想，这个案件不是已经结案了吗？
一下楼，就看到李勇怀里抱着一面锦旗，和一块贴有一大封“感谢信”的木板，他看到我便一路小跑而来：“余法官，谢谢你，谢谢你啊，真是多亏了你！”他还是那样的真诚而质朴，就如我第一次见他时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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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谎，与四根手指
2024年4月，我收到一个刑事案件，公诉机关以赵磊（化名）涉嫌过失致人重伤罪提起公诉，同时，被害人李勇也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请求除依法追究赵磊的刑事责任外，还要求赵磊对其受伤后果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赵磊是一名长途货运司机，因为着急赶往别的地方送货，就向老板谎称自己会开叉车，也能卸货。老板信以为真，让其自行操作叉车，并让住在附近的员工李勇一起帮忙卸货。
赵磊在向李勇示范完如何用绳子绑好货物后便进入了驾驶室，此时李勇还在系绳子，但赵磊误以为李勇已经系好绳子，没有观察确认便启动了叉车。随后，一声痛苦的惨叫传来，李勇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被叉车完全削断掉落在货车货舱内，小拇指最上面一节也被削断不知掉落在何处……经鉴定，李勇右手2-5指离断伤，构成重伤。
事发后，赵磊承认自己并未取得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资格，只是以前自学过驾驶叉车，会一些基本的操作。
“法官，我相信你！”
被害人伤势如此严重，却一直都未获得赔偿，究竟是何原因呢？庭前我像往常一样打电话询问情况，赵磊略显无措与焦急地解释着，自己绝非故意伤害李勇，非常后悔，但现在无力支付赔偿款。
紧接着，我又约见李勇，了解其伤情和恢复情况，老板垫付医药费后，李勇的右手食指、中指、无名指已经被重新接上，小拇指还少一节。我注意到他右手手掌和手指根处仍留着一道触目惊心的疤痕。在我与他面谈时，他总是下意识地保护手指，签收法律文书时更是几乎用整个右手攥着笔，一笔一划，艰难地写着自己的名字，看上去非常吃力与窘迫。
李勇在交谈过程中始终谦和有礼。还没听我说完对方赔偿的事，他便主动握住了我的手：“法官，我相信你！”这是当事人对法院的信任，也是法院人肩上的责任。
首次庭审时，为了让李勇全面了解案件进度情况，我请他来旁听。庭审中，赵磊认罪认罚，本案事实已然清晰，但是基于赵磊未能积极赔偿等情况，公诉机关建议对他判处实刑。
“一判了之就是那个最好的答案吗？”我问着自己，赵磊的人生和家庭将发生巨大变故，而李勇的损失也无法得到经济弥补，后续索赔还要另行起诉……法槌之下，不仅是案子，更是人生。
初次约见时李勇那真诚的、无条件的信任一直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如石头般压在我心上，让我更清晰地感觉到了那份责任感。
我还是想努力尝试再调解看看！
尝试：两处无奈，调解如何推进？
为了让被告人和被害人获得更加客观、中立的调解视角，调解当天，我邀请了人民调解员共同参与。
初次调解并不顺利。“我愿意赔钱，但没钱赔。”面对着李勇骇人的伤疤，赵磊满脸歉意，却还是那句话。
作为一名刑事法官，我见过不远千里为儿子减刑奔波的父亲，坚信丈夫改造归家的妻子，当然也见过不少逃避赔偿的借口。起初我以为赵磊是后者，所以冷静地向他释明了赔偿与不赔偿可能面临的法律后果区别，让他审慎决定。
没想到，审理中一直沉默寡言的赵磊却在此时向我敞开了心扉，这位黝黑瘦削、一看就常年奔波的汉子，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一样，一字一句道：“法官，不是我不愿意赔，实在是我没能力赔。家里老人生病，两个孩子上学，老婆平时负责照顾老人和孩子，全家就靠我一个人挣钱。我手里仅有的一万块钱，还是老板的运费。这个事情都到法院了，我也想尽快处理好，之前的办案人员就和我说过赔偿，要是家里条件允许，我之前就赔了。”
那一边，看到李勇受伤的右手，调解的话我一时不知怎么说出口。虽然断指勉强接上，但事故留下的伤害难以磨灭，日后的困难与挑战也可想而知。“我知道对方不容易，但你们看看我的右手，后几根手指像没了知觉，治疗花了很多钱，也耽误了挣钱。我还有两个孙子要养。”猜到我的用意，被害人无助地叹了叹气。
是啊，都是养家的“难”人。两处无奈，是否就只能等着两处伤害？调解就这样陷入了僵局。
“司法真能救助我？”
为了打破僵局，也为了核实当事人的说法和实际情况，我委托了赵磊户籍地司法局进行调查，结果显示赵磊家庭情况确如其言，而李勇也提交了村委会出具的家庭情况证明，家庭情况亦属实。
我始终坚信，法律是原则，但法官不能成为冰冷机械的执法者。依法办案是底线，同时也要充分考虑个案实际情况，让当事人在案件处理中感受到司法的公正、温度与关怀。
针对被害人受到犯罪侵害，造成重伤，因加害人没有赔偿能力，无法通过诉讼获得赔偿，陷入生活困难的实际情况，我查看了相关规定，发现李勇符合规定的司法救助情形之一。但是，只有小学文化的他并不知道该如何申请司法救助，于是我又一次约见他，针对性进行了详细的指导与释明。
“法官，司法真能救助我吗？”我知道，李勇的疑问背后，是对未来的深深担忧。
“只要有一丝可能，我们就会尽百分之百的努力。”找到解决问题的新路径后，困难都显得渺小了起来。我把法律规定、申请要求，向他作了详细的解释。
“余法官，你放心。你说怎么弄我就怎么弄，我相信你！”面前的李勇依然又一次向我交付着真诚的信任。
不过，作为我院首例在刑事审判阶段引入司法救助的案件，并无前例参考，对于最终是否能够成功为他申请到救助，以及救助金额，我也没有十足把握。在后续申请过程中，我一直保持着与李勇的密切沟通，既是为了让他安心，更是希望他保持合理的期待，对案件调解做出务实且理性的抉择。每次沟通，李勇总会以那句简单的话结尾：“没事，余法官，我相信你的。”
终于，李勇依法申请到了一笔司法救助金。有了这个基础，在人民调解员的共同努力下，赵磊也在家人帮助下，多方筹措，终于成功向李勇进行了部分赔偿，获得了李勇的谅解。
李勇申请撤回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我院予以准许。
公诉机关因被告人赵磊庭审后赔偿被害人，并获得谅解，将量刑建议调整为缓刑。公诉机关调整后的量刑建议适当，我院依法采纳了该量刑建议，最终对赵磊判处缓刑。
宣判后，公诉机关未抗诉，赵磊、李勇亦未提出异议。判决生效后，赵磊主动按时至社区矫正机关进行了报到并积极进行社区矫正。李勇在感谢信中写道：“承办法官给了我们极大的欣慰和希望，体会到了承办法官办案中的公平、公正、人情、人品。”能得到当事人的认可我很高兴，但更高兴的是，他们的生活也在逐渐回归正轨。
主审法官
余厚海
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四级高级法官
来源丨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
高院供稿部门：刑事审判庭
文字：余厚海、郭丽娜、金慧（实习）
责任编辑：张巧雨
编辑：孙小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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