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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来源: 中国政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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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古鉴今，当今社会的发展，同样需要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需要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借鉴，共同进步。
文明起源研究是人类历史研究中极为重要的课题。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高度重视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工作，推动实施“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为深化中国文明历史研究提供有力支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从2002年启动预研究开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已开展20余年，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仍然任重而道远，需要不断推进深化。下面，我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及其主要成果作概括性介绍，并浅谈一些思考体会。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缘起
（一）事关中华文明历史的重大问题：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真实，还是“只是个传说”？我们耳熟能详的“中华五千年文明”实际上一直受到来自国内外的质疑。国外学术界曾比较普遍地认为，中华文明的开始应从商代晚期使用甲骨文字算起，只有大约三千三百年的历史。时至今日，我国的古代史学者仍根据《史记·夏本纪》的记载，认为中华文明应从夏王朝的建立开始。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夏王朝大约建立于公元前2070年，据此，中华文明大约有4000年历史。“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主要根据是《史记》等古文献记载，在夏代之前，有一个五帝时代，即先后以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盟主的时代的记载而推定的。但是，这一说法长期以来在国内外学术界都得不到认可，认为“那只是传说”，不足为据。中华文明到底有没有五千年历史？中华五千年文明究竟只是个传说，还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历史？这一问题十分重大，每一位中华民族的子孙对此都很重视。同时，由于中华文明是世界几大原生文明之一，又是其中唯一未曾中断、延续至今的文明，因此，这也是世界文明研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一悬而未决的历史公案？（二）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考古发现为基础的多学科综合研究2000年3月，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即将结束的时候，我在《光明日报》理论版上发表了对开展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总体思路和课题设置的构想：以国家研究工程的形式，组织动员各个相关学科联合攻关，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开展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过程的研究。我的建议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和采纳。2002年春，国家科技支撑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了预备性研究，由我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赵辉领衔。2004年正式启动，到今年整整20年。共有涉及考古、历史、物理、化学、天文、地质、生物等近20个学科、60多个机构、400余位学者参加了研究，是迄今为止自然科学学科参与最多的一项综合研究项目。一是作为世界上几大文明之一的中华文明是何时形成的？是否确有五千年历史？三是导致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的背景、原因、机制是什么？四是中华文明以黄河中游为中心的历史格局是何时、又是如何形成的？为何会形成这样的格局？五是中华文明在其形成过程中是否与外部世界发生过联系？这些联系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在国际上，关于文明的定义有很多。我们对文明的理解是：文明是人类文化与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是在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部分手工业生产专业化；少部分从事集团管理的人脱离生产劳动，成为社会的管理者；社会的贫富和贵贱的分化不断加剧，进而发展成为不同的阶级，出现了具有暴力性质的管理机构——国家。换言之，文明是人类在国家的组织和管理下，创造出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总和。开展中华文明起源研究，首先面临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准是什么？这一问题至关重要，直接关系到判断中华大地各区域文明形成的时间以及中华文明究竟有多么悠久的历史等一系列关键问题。长期以来，有关文明或国家的定义主要由西方学术界制定，中国学者少有发言权，其学术意见也往往被西方学术界所忽视。在国际上比较流行的判断文明的标志是“文明三要素”，即冶金术、文字和城市。这是欧美学者根据两河流域和埃及文明归纳出来的。放眼世界，人类社会中并非不乏同时具备“三要素”的文明。例如，中美洲的玛雅文明被公认是文明社会，其特点十分鲜明，而该文明就没有制造和使用金属器具。存在于南美洲的印加文明曾繁盛至极，但却没有使用文字，而是采用结绳记事。由此可见，冶金术、文字和城市这“三要素”并不是所有文明都具备的，因此，不能作为判断是否进入文明社会的普遍标准。应当从各个文明中概括出更具有普遍意义的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准。鉴于文明形成的“三要素”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探源工程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根据中国各地早期文明的考古发现，参考国外其他古老文明，提出自己的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的方案。——农业与手工业显著发展，出现了明确的社会分工，部分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琢玉、髹漆、高等级陶器、冶金等）。 ——人口显著增加并大规模聚集，出现了以高等级建筑和大型公共设施为主要标志的都邑性聚落，成为当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社会出现愈演愈烈的阶层分化，形成了不同的阶级和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出现了垄断社会管理权（如军事指挥权、祭祀神灵的权力）的管理机构及其最高统治者——王。出现了反映王权的高等级大型建筑和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兴建的大规模公共设施。——形成了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出现了专门埋葬王及其他高级权贵阶层的专门墓地和随葬表明被葬者尊贵身份的高等级礼器的大型墓葬。——出现了王所管辖的区域性政体和凌驾于全社会之上，具有暴力职能的公共权力——国家。上述列举的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准，可以简化为新的“三要素”，即：一是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二是社会分工和分化加剧，出现阶级；三是权力不断强化，出现王权和国家。国家的出现是进入文明社会最根本的标志。上述方案是探源工程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各地早期文明的材料中概括出来的，但也符合其他地区的文明。探源工程进一步认为，国家的出现可以从考古发现中得到反映，国家的首都——大型城邑、王的居所——大型宫殿、规模大且随葬品十分丰富的墓葬——大墓。制作精美且被作为持有者高贵身份的体现物——礼器、武器的大量出现和壕沟乃至城墙等防御设施的出现彰显的战争和暴力、处于社会底层成员为高等级的建筑奠基或为贵族殉葬。这些特征在埃及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哈拉帕文明、玛雅文明也都吻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探源工程提出的“中国方案”是对世界文明研究理论作出的原创性贡献。杭州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内莫角山遗址中的小莫角山台基 （新华社记者 徐昱/摄）
探源工程最重要的成果是通过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和多学科综合研究，实证了中华文明具有五千多年历史这一事实。工程把对反映各地区文明化进程重要遗址的考古调查与发掘作为工程最关键的环节，组织精兵强将，在黄河上中下游、长江上中下游和辽河流域的近50处遗址有计划地、持续地开展区域调查和考古发掘，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发现，揭示出距今5500年至距今4000年间，中华大地不同区域文明的演进，并最终汇聚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和发展道路。良渚文明出现于长江下游地区并不偶然，是该地区的文明化进程即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位于安徽南部的凌家滩遗址的年代为距今5500年到5200年间，是良渚文化前身的崧泽文化时期的中心性遗址。遗址总面积近200万平方米。这里发现了大型建筑基址区、大面积祭祀遗迹区和近千座墓葬构成的墓葬区。数量众多的小型墓随葬品只是几件日用陶器，而几座大型墓位于墓地中部，随葬品则多达上百件，不仅有数十件陶器，还有上百件玉器。有的大型墓还随葬玉人、玉龙、玉鸟和玉龟。反映出距今5500年前的长江下游地区，社会分化加剧，权贵阶层掌握军事指挥权和宗教祭祀权，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将大量社会财富据为己有，形成了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统治者，当时的社会可能已经到达文明社会的门槛，为距今5100年长江下游地区出现良渚文明奠定了基础。良渚古城遗址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年代为距今5100年到4300年。古城由宫殿区、内城和外城组成。内城长1900米，宽1700米，面积约300万平方米，相当于四个北京故宫。内城的城墙宽40米到60米，在城墙底部铺垫一层石块，再在上面堆筑黄土。石块和黄土都是从别处用船运来的。外城面积更为巨大，达630万平方米。为了防止修建于平原地带的古城被来自古城北部低山丘陵地区的洪水侵害，良渚居民在城址以北靠近丘陵的地带，修建了由11条水坝组成的规模庞大、结构完整的水利系统。在内城的中部，人工堆筑起高十几米，总面积达30万平方米的巨型高台，台上发现多组高等级建筑和广场，显然是贵族阶层居住和主持大型仪式活动的场所。在高等级建筑的旁边，发现了多达20万公斤的炭化稻谷，可能是王室的粮仓。在位于城内的反山和城外东北部的瑶山，都发现方形的祭坛。在祭坛上各发现十余座规模大、随葬数十件甚至数百件制作精致玉器的高等级墓葬，部分墓葬随葬刻有神徽的玉琮、玉璧和象征军事指挥权的玉钺等，表明墓主人生前是将主持宗教祭祀权和军事指挥权集于一身的王。这些高等级墓葬的规模、随葬品的种类和数量与当时普通社会成员的墓葬相比，相差悬殊，说明社会的阶级分化已经相当严重。良渚古城是距今五千年前后中国等级最高的城址。同时期的大中型遗址及随葬带有同样神徽玉器的高等级墓葬在浙江北部、江苏南部和上海地区都有发现，只是遗址和墓葬的规模以及随葬玉器的规格和数量逊于良渚古城，说明当时存在一个统一的信仰和统一的社会管理体系，形成了以良渚古城为中心、由多个次级中心构成的层级社会。——发达的稻作农业。发现了大面积的良渚文化的水田，多次出土了木柄石犁，发现20吨的炭化稻谷堆积，反映出发达的稻作农业，是良渚文明的重要经济基础。——已形成有效的行政管理系统，具备动员组织大量人力进行大规模公共事业的能力。综上所述，距今五千年的良渚社会农业发达、高端手工业专业化、社会显著分化、出现掌握军权和神权的王、出现了稳定的区域性政体——早期国家，有理由认为，距今5000年前后的长江下游，以良渚社会为代表，已经进入了文明社会。良渚的上述考古发现，为我们提出判断进入文明社会标志的中国方案提供了极为重要的依据。2013年8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上海市政府联合主办的首届“世界考古（上海）论坛”上，40余位来自十多个国家的顶级考古学家组成的评委会通过无记名投票，浙江余杭良渚古城和近年在陕西神木发现的距今约4000年前的石峁古城的发掘入选“世界十项重大考古发现”，“中华文明探源研究项目”入选“世界九大重要研究成果”。会后，会议主办者组织与会的100多位外国著名学者赴浙江余杭良渚遗址参观。恢宏的良渚古城和长达数公里的巨型水坝使所有到场的外国学者深受震撼，都认为良渚社会应当已经出现国家，进入了文明阶段。西方主流学术界对中国学者的探源研究给予了高度肯定。2009年国际学术界权威期刊《Science》杂志，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做了长篇报道，给予了很高评价。2019年7月6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的第43届世界遗产理事会大会上，良渚古城被批准进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理事会对良渚古城的入选原因做了如下阐述：“良渚古城遗址展示了一个存在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并存在社会分化和统一信仰体系的早期区域性国家形态，印证了长江流域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杰出贡献。”良渚遗址申遗成功表明，良渚社会进入文明社会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可，探源工程为良渚遗址成果申遗作出了关键性贡献，良渚遗址成为向国内外彰显和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圣地。需要指出的是，长江下游地区并不是唯一进入初期文明的地区。距今五千年前后，在黄河中下游、长江中游和西辽河流域等地区，都相继出现了区域文明，呈现出文明之花开遍中华大地，万紫千红、百花争艳的局面。距今五千年前后中华大地上的各个区域文明各自走着自己的道路，形成自己的特点。同时，她们并非“老死不相往来”，而是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相互交流，相互影响，逐渐形成了后来成为中华文明核心基因的共性因素。位于辽宁西部喀左的牛河梁遗址是红山文化晚期的大型祭祀中心和高等级墓地，年代在距今5500年到5000年。遗址位于西辽河流域的低山丘陵地带。经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和进入新世纪后在这一区域开展的区域考古调查，在遗址范围内的40多个山头上发现用石头修建的大型的圆形祭坛和方形积石墓，墓内随葬玉人、玉鸟、玉龟等精美玉器。位于牛河梁遗址群地势最高的第一地点发现了沿山脊由低向高逐层修建的一处规模庞大，由多层砌石台面和建筑构成的大型台状遗迹。台面上残存的石构建筑和出土各型塔形器、筒形器等用于礼仪活动的遗物，极有可能是当时辽西地区红山文明的宗教和礼仪活动的中心。在该祭台南侧坡上，发现一座神庙遗迹，内有大量泥塑的女神像，形体最大的相当于真人的三倍。神庙中还发现龙、熊、鹰等塑像残块。这处遗址极有可能是供奉当时祭祀对象——女神的庙宇。最近，在遗址所在的辽西地区，新发现了面积达100多万平方米的大型中心性遗址，可能是当时该地区的政治中心。这项发现填补了迄今为止辽西地区只见高等级墓地，没有发现大型遗址的空白。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分化已经相当严重，出现了掌握宗教祭祀权力的权贵阶层，他们生前掌握该地域的种植和宗教祭祀的权力，死后被埋在牛河梁宗教圣地，并随葬精美的玉器。当时的社会已经达到了文明社会的门槛，迎来了辽河文明的曙光。距今5300年左右，豫西地区的铸鼎原遗址群衰落。代之而起的是，在河南中部，出现了数个大中型聚落，暗示出中原地区的政治中心由河南西部移到了河南中部。近年发现的巩义双槐树遗址是此时期河南中部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遗址。这是由三重环壕围绕的大型聚落，整个遗址面积117万平方米左右，为迄今发现的中原地区同时期规模最大的聚落遗址，说明当时出现了人口的增加和人口向中心聚集。在遗址的中心部位，内环壕环绕形成的18000平方米空间中，发现成组的大型建筑，共有三排，由一条中轴线贯穿。这是全国范围内同时期规模最大的高等级建筑，反映出当时中原地区的社会分化已经相当严重，出现了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贵阶层。距今5500年到5000年期间的中原地区可能是全国范围内社会分化最为明显，文明化进程较快的地区之一。长江中游地区也是文明化进程较快的地区之一。至迟在距今9000年前已经出现了稻作农业。大约距今5000年的屈家岭文化晚期，社会分化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时期，出现了天门谭家岭、城河城等多座城址。到距今4800年左右，出现了以湖北天门石家河古城为中心的城址群，规模最大者面积达300万平方米。城址周围有宽达数十米的壕沟环绕。此时期墓葬的规模和随葬品数量比较悬殊，反映出严重的阶级分化。黄河下游地区的史前文化与黄河中游和淮河流域的文化之间关系密切，也是史前文化和社会发展较快的地区。在山东章丘焦家遗址，近几年发现了距今约4800年的公共墓地。墓葬的规模和随葬品差距悬殊。几座规模较大的墓葬中随葬制作精美的玉器和彩陶器等，最多的达近百件。而且男性的大墓中都随葬武器——玉石钺。墓葬规模和随葬品种类、数量差别悬殊的墓葬，表明山东西部地区也和其他地区一样，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分化，墓地附近还发现了距今约5000年的大型城址，说明当时该地区可能已经迈进了文明社会的门槛。上述各地大量的考古发现表明，长江下游并非唯一在距今五千年前后进入区域文明的地区。距今6000年开始，在中华大地各个地区，以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为基础，都出现了社会的贵贱、贫富的分化，并且愈演愈烈。在距今5000年左右，相继出现了集军权、神权及社会管理权力于一身的王，产生了早期国家，进入了区域文明社会。以“三大”（大型城邑、大型宫殿基址和大型墓葬）为代表的阶级分化、王权出现的确凿考古发现证明，中华五千年文明并非只是个传说，而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历史事实。2022年1月26日，“何以中国”展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举行，观众欣赏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西周“何尊”展品。（视觉中国/图）
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的以花和鸟的图案为特点的彩陶在距今5800年到5300年期间向周围地区施加强烈影响，范围所及，南达长江中游、北抵河套地区，东及黄河下游，西至甘青地区，形成了第一次中原文化的强势扩张，其背景很可能与黄帝炎帝集团在中原地区的兴起和向周围地区扩展及其影响有关。2.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大墓与长江下游地区凌家滩大墓出土了相似的玉器东北地区西部的红山文化高等级墓葬和同期的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贵族墓葬中，出土了形制十分相近的玉人、玉龙、玉龟和玉鸟。相距1500公里的两者之间出土的玉器如此相似，应当暗示出两地的社会上层也许发生过某种形式的信息交流，存在着相似的原始宗教信仰。良渚文明的最具代表性的玉器——外方内圆的玉琮和呈圆环形的玉璧，在华南地区的广东石峡遗址、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和陕北榆林神木石峁都有发现。表明当时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明对其他地区的文明施加了强烈的影响。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良渚文明创造的祭祀用玉璧和玉琮，在周代被作为祭祀天地的礼器，战国到汉代仍然被作为祥瑞器物，这也有力地驳斥了国内外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大肆鼓吹“长江文明并不是中华文明，没有为后来的中华文明所承袭”的谬论。中华大地各区域文明之间的交流，形成了相同的文化因素，如三足陶器（炊煮用的鼎和鬲）和三足酒器（鬶和爵）在黄河、长江、淮河、辽河流域广大地区的流行；以从生产工具的石斧演变而来的石钺作为主要兵器，并进而演变为军事指挥权力的象征；距今6000多年出现于黄河中游的龙的信仰在周围地区的传播；凤和太阳鸟的信仰在各地的出现；对祖先的崇拜并由此衍生出的孝悌观念；爱玉的传统（从七八千年前以玉为美，到距今五千年前后的以玉为贵，再到夏商周时期的以玉为礼，到汉代的以玉为瑞，最后隋唐以后以玉为美的回归）等等，不一而足。以这些共同因素的存在为标志，形成了中华文化圈，这些文明因素也成为后来延绵不断的中华文明的重要基因和标识。 尧舜禹时期可以看到中原地区势力集团对周围各地文明因素的积极吸收。夏王朝建立之后，创造出了青铜礼器和玉石礼器的制度向周围施加强烈影响。特别是以玉璋的分布最具典型性。西起陕北，东达东南沿海，南到香港和越南北部，西抵成都平原，表现出各地对夏王朝的软实力的认可与接受，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历史格局开始形成。 放眼世界，距今5000年前后，是世界各古老文明形成与初步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各地区域文明之间的交流最为活跃的时期之一。在这一时期，原产于西亚的小麦、黄牛和绵羊及冶金术经由丝绸之路传入我国西北地区，后传到黄河中下游地区。冶金术在西亚地区是制作小件的青铜工具、武器和装饰品，而在其传入中原地区之后不久，中原地区的先民们利用在此之前已经熟练掌握的高温烧制陶器的技术，发明了用陶范铸造青铜器容器的技术。在极有可能是尧都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了最早的青铜容器残片和铜铃。到了商周时期，青铜容器铸造技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王室所掌控的工匠们制造出很多精美绝伦的青铜容器，成为贵族身份地位的象征。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重达800多公斤的商后母戊鼎就是突出的代表。这一事例表明，中华文明对外来先进文明因素并非只是照搬，而是在吸收的基础上加以创新，是中华文明包容性和创新性的最好体现，也是其生生不息、永葆活力、延绵不断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距今5000年前后，距今一万年前起源于我国华北地区的粟、黍的栽培技术经由这一路线向西亚地区传播。此时期经由丝绸之路的东西方文化交流比汉代张骞通西域早两千多年。还有水稻和丝绸的向外传播，也都远远早于汉代。记述西周穆王游历四方的文献《穆天子传》记述了周穆王游历到西域的女王国，赠送给该国国王西王母大量丝绸。在古希腊的文献中，可以见到希腊的贵族以拥有一件中国产的丝绸衣物为荣的记载。由此可见，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之间的交流源远流长，对于两地区文明的产生和发展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的论述是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精辟总结。知古鉴今，当今社会的发展，同样需要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需要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借鉴，共同进步。第一，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指导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指导思想决定工程的成败，这是工程最根本的成功经验，必须真正加以坚持。第二，把探源工程研究引向深入，必须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同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等重大问题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第三，继续加强对中华文明研究和阐释，特别要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参与，仅仅靠自然科学的参与，是无法完成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深化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和阐释这一重要任务的。第四，必须加强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成果的国内宣传推广。创新传播形式，力求入脑入心，增强民众特别是青少年对中华文明的认识和认同，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和底气。今年9月，探源工程和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的研究成果已经写入初中历史教材。我也出版了两本面向大众，介绍中华文明研究成果的通俗读物——《听首席专家讲述探源工程》和《源来如此——跟着考古学家去探源》。央视开设了《寻古中国》系列节目，系统介绍各地与文明起源相关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第五，要大力加强中华文明的国际传播，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举办线下和线上的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成果展，继续办好世界考古论坛（上海）和良渚论坛、太湖论坛、北京文化论坛、尼山东山论坛等，做好充分准备，尽量邀请高端外国学者参加，务求办出高水准，形成较大的国际影响。第六，继续大力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加大对中外合作考古的支持力度，以实际行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原标题：《何以中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主要成果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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