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关乎每个人的饭碗

耕地红线保卫战

现如今，中国多数人口集中在城镇之中，农村人口比例在缩小。相对于农村，城市有着经济活跃、产业完善、基础设施健全的优点，对于个人而言，城市化可以说是近三十年来最大的红利。

经济学有种说法叫“近邻效应”，是指在城市生活中，聚集在同一区位的人口、企业、集体，能共同利用该地的公共产品、设施和服务，达到促进经济的作用。

也正因如此，城市生活有着诸多的便利。生产资料和生活物资总是倾向于流动到人口聚集的大城市，城市的医疗、教育、文化方面的资源，又能辐射周边区域，起到带动作用。

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农村和农业的支持。首先是粮食的保障，足够的食物获取，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基础。城市居民不直接投入农业生产，所以这一部分问题，仍需要留在农村去解决。

另一方面，则是在我国城市工业发展的进程当中，无法回避的工农业剪刀差问题。早期为了快速实现工业化，我国推行统购统销政策。低价收购农产品，高价出售工业产品，为工业发展提供支持。

即使我们的工业已发展到如今的规模，但在巨大的人地压力下，农业，仍然是我国立国之本。

中国用全世界7%的耕地，喂饱了占全球人口18%的中国人，这是一个令人赞叹的成就。然而，我们的农业发展也受到严重的制约。主要问题，就出在了这14亿人口，只占有7%的耕地上。

对比世界其他人口大国，美国有166.9万平方千米耕地，中部的小麦带、玉米带农户户均有450亩耕地；印度共有耕地面积高达153.5万平方千米，人均耕地面积为2.55亩，也好于我国人均1.5亩、农村户均不过10亩的数据。

与全世界大部分农业国家相比，我们的耕地比例很低，人均耕地更少。

从清朝中期开始，中国经历了一个人口大爆发的时期。大一统的和平，以及薯类传入中国，让中国的人口呈指数级上升。即使是清末乱世，人口也比历史上的汉唐盛世高了将近7倍。

中国持续了几千年的精耕细作的农业模式，在如此大规模的人口增长下，已经处于极限承压状态。

一方面是尖锐的人地矛盾，一方面是建国初期孱弱的工业，为了解决吃饭问题，中国人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探索，比如过去实行商品粮和农业粮双轨制，农村和农业生产者吃农业粮，也就是自己种自己吃；而非农户口则吃商品粮，由国家按月发放粮票。算是粮食不足时期的权宜之计。

后来的改革开放时期，原先的公社化生产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部分取代。土地由集体耕作，变成了个人承包，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在这个过程中大大提升。

同时，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解决粮食问题最重要的因素，自然是农业科技的提升。农药化肥的推广，以及农用机械的大规模使用，提高了土地的生产效率，极大提高了单位耕地的粮食产量。

天花板，摸到了吗？

城市的发展吸引了大量农村人口的流入，几千年农业社会在现代迎来巨大转折，中国的城镇人口已经超过了乡村人口。但农村农业，仍然是一切产业的基础，这也是农业被称为“第一产业”的原因。

时至今日，我们仍然有5亿人口在从事农业生产。数量庞大的农业生产主体，也就是农村人，在过去对于农产品产量有一定的保障作用。不过在今天，这个作用已经变得不那么显著。过剩的农业劳动力，在很多情况下，也成为了限制农业生产效率升级和技术进步的阻碍。

自从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中国农村农业生产大多以家庭为单位。农户自负盈亏，这本质上仍是一种小农生产。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耕自己家的田，自然有动力。但，也制约了农业科技的提升。

技术进步是通过规模化应用来摊薄成本的，粮食的利润本身极低，10亩不到的土地，如果种的是主粮的话，一年的营收也就几千块。而一台手扶拖拉机的价格就在3000元，搭配上播种、收割等各型号的农机，一套下来动辄2万块以上，使用先进技术对于个体农户并不现实。

再加上粮价问题不只是一个商业问题，更是民生问题，粮价很难交由市场调控，所以农民收益存在着“谷贱伤农”的现状，三农问题突出。

另外就是，在农业生产的过程当中。农户对于未来的生产缺乏远期规划，也缺乏环保意识。往往会采取“竭泽而渔”式的发展方式，形成了中国版的“公地危机”。

公地危机最开始由英国的加勒特·哈丁教授提出，指的是农业生产者面对公共资源的态度。比如河流、森林、水源等等，每个人都能预见到资源的减少和环境的恶化，但都无能为力，而且抱着“沉船之前捞一把”的心态，加剧事态的恶化。

比如经常被讨论的过度使用农药、化肥，正在制造出现实的《寂静的春天》。农药、化肥本身是为了正常的农业生产服务，用好了不仅无害，而且还能造福于人。

但是如果不规范使用农药和化肥，就会酿成一些不良后果。比如在农田中大量施用单元素化肥，养分不仅不能让作物吸收，反而还有可能造成土壤有害金属和病菌含量超标；再比如化肥和农药施用量过多，其水溶性物质可能会随降水渗入地下水当中，或者进入河流。造成水体富营养化，或者其它水资源污染的恶果。

大家对农药化肥认知的偏差，是造成过度使用化肥、低端药充斥市场的重要原因。

农药和化肥一定不好吗？答案是否定的。人类使用农药的历史已经有几千年了，古代的除虫菊、草木灰，都属于农药范畴。而化肥的施用，则更是解决了困扰人类数万年的饥饿问题。

人类前进的脚步从未停止，时至今日，各种农业高科技不断涌现。多重创新技术的加持下，人类研制出能够解决田间种植的病虫草害问题的创新、高效、绿色农业投入品，更好满足农业生产和消费者需求。如何规范和正确使用现代科学技术，才是我们应该要关注的。

农业元宇宙

关于农业技术使用的争论，由来已久。植保和种业，由于有获得巨大技术效益和利润的潜力，这两项产业已成为食品、饲料产业的关键。

植保就是通过对农作物进行检测、预警等技术，采取有效的生物和物理措施，来防灾减灾、保障农业生产安全，达到增产增收的目的。

拜耳的目标不仅仅是成为农业投入品和解决方案的供应者，输出其技术和服务，从规模化生产到小农户可及与经济可负担，同时兼顾环境效益，才是完成企业蓝图的重要拼图。

第三届进博会期间，拜耳作物科学事业部宣布，要对受疫情影响的中国小农户给予帮助。截止到今年4月底，捐助已完成“爱心小麦包”植保产品发放，约20万农户直接受益，防治面积达118万亩。小农户是全球粮食生产的主体，亚非拉的5亿小农户，完成了80%的全球粮食生产。

立足小农户的需求，开发应对如农事操作和安全用药等农业问题经济适用的解决方案、提供培训等等工作，拜耳正在路上。

可持续发展是拜耳企业战略的核心要素之一，拜耳计划到2030年，将农业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30%；作物保护产品对环境的影响减少30%；为全球1亿小农户提供创新工具和培训课程，提高小农户的整体耕作能力。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向全世界展示，如何运用绿色、创新的现代技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拜耳发起了一项全球项目——耘远农场。

北京昌平新建的耘远农场，为我们展示了数字农业和物联网技术如何塑造未来农业：通过拜耳的Plantect®系统，用户可以24小时实时监测温室土壤和小气候，通过大数据平台对采集来的数据进行分析，在水肥、病虫害防治、环境调节等方面，都有助于用户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定。既保护生物多样性又能进行可持续性生产、提高粮食生产率，耘远农场为我们展示了未来农业发展道路的一种可能性。

人工智能也是数字农业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拜耳计划推出基于数字解决方案创造新价值的工具，就像一个忠诚的管家、职业的会计一般，帮用户计划如何挑选上游种子、肥料等商家以及下游的农产品收购商。

农资行业是最古老、最传统的产业。但配备上数字化、自动化的系统和全新的标准，农资行业依然可以走在时代的前沿。

就如同人类从工业时代步入到信息时代一样，农业技术发展的下一个时代，也必将是信息化、数字化的时代。作为农业领域的全球创新领导，拜耳所倡导并实践的数字农业，也会为中国农业的技术迭代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