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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护车是生命线上的传递者，在紧张的救援转运过程中，其自身安全也不容忽视。近日，就有北川羌族自治县片口乡的患者家属反映，其母亲在救护车转运过程中，遭遇交通事故，受到二次伤害。
据了解，车内患者黄义芬是北川片口乡人，发生交通事故的救护车是她当天乘坐的第二辆救护车。那天，老人突然无法站立，发现情况的村干部随即与老人家属商量，决定请120救护车将老人运往片口卫生院就医。接诊的片口卫生院急救人员初步判断，黄义芬疑似存在“腰椎骨质疏松伴有病理性骨折”或“胸椎骨质疏松伴有病理性骨折”。由于卫生院医疗条件不足，建议将患者转往北川羌族自治县人民医院。之后，县医院派出的救护车在开坪乡与卫生院的救护车完成了“接力”。
据老人回忆，无论是在第一辆救护车还是第二辆救护车上，急救人员都没有为她捆安全带，她躺在担架床上，只能用手抓住床的边缘。而当第二辆救护车发生事故时，车辆急停，她当即受到猛烈撞击。“撞在一个硬东西上，我不晓得具体是什么。当时就满口是血，感觉呼吸困难。”老人回忆说。
事故发生后，黄义芬的女儿刘文琼很快赶到现场。从她向记者提供的视频可以看到，老人鼻部肿胀并有血迹，车厢内部也有血迹。刘文琼说，当时她看到母亲只是躺在担架上，身体没有做固定。
对此，院方表示，之前他们与黄义芬家属进行过调节，但他们认为，黄义芬家属提出的15万元赔偿金过高，他们无法接受。况且，老人本来就是有伤病才会呼叫救护车，虽然其鼻骨骨折确实是在事故中造成的，但其胸椎骨折到底是交通事故造成，还是之前就已存在，尚无定论。他们曾在老人入院之初，让老人做核磁共振来判定新、旧伤，但当时老人因身体疼痛没有配合。因此，如果老人家属提出相关赔偿要求，需要鉴定机构做出判定。而记者咨询业内专业人士了解到，距老人发生事故已过去三个多月，伤口已基本愈合，伤情鉴定很难判定新、旧伤。
（近日的黄义芬）
此外，院方告诉受伤老人家属，救护车买有保险，如果由保险来赔偿伤者损失，也需要出具伤者的人身伤残程度证明。如果伤者家属对院方目前的处理方式不满意，可以通过司法途径解决，他们将予以配合。
刘文兵表示，走司法途径会消耗很大的精力，北川羌族自治县人民医院不应该推脱责任，给伤者及家属制造额外的负担。
记者将获悉的情况反映给了相关部门。相关部门认为，院方就赔偿问题与患者方交涉中所采取的处置方式并无不妥，是处理医患纠纷的正常步骤。如果双方经调解无法达成一致，那么，还是建议患者方走司法途径寻求解决。
医患双方在赔偿上的争议，一时难有定论。不过，在急救转运中，如何规范操作，尽量保证病患安全的问题亟需引起重视。
救护车因其职责的特殊性，在执行紧急任务时，可以不受《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行驶路线、行驶方向、行驶速度和信号灯的限制。但正因其速度快、不受限的特点，使其在“争分夺秒”抢救生命的同时，也潜藏着更高的安全风险。
近年来，救护车在运输病人过程中发生车祸，造成二次伤害的事件在全国各地也有发生。2024年5月18日，辽宁大连发生一起救护车闯红灯与小轿车相碰事故，造成救护车上一名工作人员死亡、一名患者死亡；7月13日，湖南岳阳一辆救护车在运输病人的过程中发生车祸，造成人员受伤。
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救护车在执行紧急任务时可享优先通行权，是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而记者从北川这起救护车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书上看到，救护车正是在没有确保安全通行的前提下，违反了信号灯规定。由于该起事故中，身亡的两轮电动车驾驶人员属醉酒和无证驾驶，且没有依法避让救护车，因此，事故双方才被交警部门判定为同等责任。
除了救护车驾驶员的疏忽外，随车的救护人员未将患者黄义芬与担架床进行固定，也很有可能是其在交通事故中遭受二次伤害的重要因素。
交警部门表示，他们只要求驾驶员和乘客系安全带，病患或伤者是否进行固定属医疗领域范畴，不在交警管辖之列。有医护专业人员指出，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将病患或伤者用约束带固定在担架床上，避免其滑落，是急救转运过程中的一项常识。
120急救网络管理科副科长梁栋表示，他们每年都会交替组织针对救护车驾驶员和救护人员的培训，强调安全注意事项。不过，对于救护车在转运过程中是否一定要对病患或伤者进行约束固定，目前还没有成文的规定。后续，他们将与专家进行磋商，视情况出台相关指导意见。
记者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