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19日，以董其武为首的绥远军政干部和地方各族各界代表在绥远银行包头分行礼堂，举行绥远和平起义签字仪式，宣布脱离蒋介石反动集团，走到人民方面来。至此，绥远获得和平解放。
“绥远方式”
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提出：通过“绥远方式”解放绥远，即先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作报告
1949年初，解放战争已取得决定性胜利。国民党绥远省（今属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华北“剿总”驻归绥（今呼和浩特）指挥所主任董其武等6.5万人驻守归绥、包头地区，处境孤危。北平（今北京）的和平解放，对绥远国民党军政当局产生巨大影响，董其武等主张走和平解决的道路。
中共中央华北局和国民党傅作义经过3个多月的艰苦谈判，反复协商，于6月8日，签订了《关于绥远划界、交通、金融、贸易、派遣驻归绥联络机构等具体问题的协议》，简称《绥远协议》。
“绥远和平起义一波三折”
在实施《绥远协议》的过程中，经过许多艰难曲折。国民政府派军令部长徐永昌等来绥逼董其武率部西撤，采用封官许愿的手法收买上层军官，又以停发政府军队经费相要挟，阻挠起义，遭到董其武的拒绝，绥远省军政当局陷入困境。绥远一些顽固分子为阻挠和平进程，竭尽破坏之能事，国民党军统、中统特务活动猖獗。
1949年8月初，毛泽东亲自与中共绥远省委书记高克林、省人民政府主席杨植霖及潘纪文分析了绥远形势，要求联络处返绥继续执行协议。同时，接见了傅作义，指出“事情总是有曲折的，可电知董其武主席多加注意。”
8月23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委托傅作义、邓宝珊一行在潘纪文的陪同下，从北平启程，携中国人民银行拨付的15万银元及大量布匹抵绥。傅作义等在归绥、美岱召分别接见了归绥、包头驻军官兵代表，发放了慰问金。期间，国民政府制造谣言，派人争夺傅作义。傅作义对此做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9月2至4日，傅作义向包头驻军宣讲了中共“起义有功，既往不咎”的宽大政策，使绝大多数绥远军政人员解除了顾虑，走上和平之路。
董其武在起义通电上签字
绥远和平起义终获成功
1949年9月19日上午，以董其武为首的绥远军政干部和地方各族各界代表在绥远银行包头分行礼堂举行和平起义签字仪式。董其武、孙兰峰等39人在起义通电上签名，并代表绥远省全体官兵和各级行政人员向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出通电，庄严宣布：“我们正式脱离依靠美帝国主义的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等反动派残余集团，坚决走到人民方面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努力学习，自我改造，和全国人民一起来粉碎帝国主义侵华的任何阴谋，消灭反动派一切残余势力，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民主义，和平建设新绥远，和平建设新中国。”
9月20日，毛泽东、朱德给董其武等复电：“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努力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制度，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
起义部队自1950年2月21日起，在人民解放军绥远军区领导下进行整编，至4月10日改编成人民解放军，董其武任兵团司令员。
1949年“九一九”起义签字地（绥远银行包头分行旧址原貌）
绥远和平起义通电电文
绥远和平起义影响深远
“九·一九”起义的成功，标志着绥远获得了和平解放。中共中央、毛主席创造性地提出的“绥远方式”，对当时全国尚未解放的地区起到了独特的示范作用，这对加速全国解放和建设新中国的进程，都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来源：包头党史
编辑：刘佳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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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审：叶永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