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证件”问题频繁成为媒体焦点和舆论热议话题。公安部相关负责人在新闻发言中，以及《公安机关规范执法视频演示片》中均强调了人民警察证的重要性，明确指出民警执法时应随身携带并在必要时出示。着警服的民警在执法对象要求时也应出示证件，而便衣民警则需主动出示。然而，少数民警对出示证件的必要性认识不足，加之现行警察法相关条款尚不完善，致使警务实践中存在应出示而不出示、不正确使用人民警察证的现象。因此，完善立法、严格管理，从规范公安民警表明身份制度入手，是规范公安民警职务行为的关键所在。
许多民警认为不携带人民警察证并不影响认定警察身份，警察的执法权源自其身份，而非证件本身，故不应将证件的证明效力与警察的执法权力混为一谈。按照公务员法的规定，公务员身份的获取途径包括考任、选任和聘任等，其中考任是基层公务员的主要录用方式，通过公务员考试并成功完成一年试用期后，即可正式成为公务员。然而，对于公安民警而言，仅仅被录用并不意味着获得执法资格，还需通过初任民警的培训考核，考核通过后才能取得正式的人民警察身份，并具备基本执法资格。执法资格既是警察的权力，也是其必须履行的法律义务，且因行政职权的特性，该资格不可随意转让、放弃或赠与。
执法资格能否等同于办案资格？很明显，答案是否定的。根据《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资格等级考试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安民警必须通过基本级的执法资格考试。不同警种对专业素养的要求各异，如政工、后勤等部门仅需具备基本公安和法律知识，而刑侦、经侦、治安、交管等执法勤务岗位则需额外具备专业法律素养和职业能力。人民警察的身份通过公务员录用程序获得，基本执法资格随之而来，是警察权力的基础。然而，办案资格作为特殊警察权力，需通过专业考核方能获得，其要求高于普通法律所规定，体现了公安行业的特殊性。办案资格虽属公安内部规定，但符合现代法治精神，旨在约束国家公权力。
一直以来，部分公安民警认为着警服即可代替出示人民警察证，理由是人民警察法规定着装或持证二者其一即可，而《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着装管理规定》要求着装必须携带证件被视为多余。尤其在基层，资深民警普遍持此观点。然而，深入分析可知，警服标识虽能识别民警所属省份、地级市、县区，但详细信息则需口头告知。相比之下，人民警察证则包含了民警的全面个人信息，信息量远大于警服标识，且精确度更高。表明身份制度中的“身份”既包含行政身份，也包含个人身份。出示人民警察证能精确判断民警的执法权，而着警服仅能大致区分行政管辖权。在警务实践中，出示人民警察证有助于确保执法权威。
在法律规范层面，公安民警表明身份的方式存在明显差异，主要集中在着装与出示人民警察证上。《治安管理处罚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在表明身份方面的规定较为科学严谨。然而，一些下位法如《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在文本表述上较为笼统含糊，未能充分细化上位法的执行要求。《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着装管理规定》要求着装民警需随身携带人民警察证，既是出示证件的前提，也是执法身份的凭证。无论警种、部门如何，是执法、执勤，还是办理行政许可、参加公务会议等其他警务活动。出示执法证制度不仅限于行政执法领域，还应作为回避制度的基础，以增强警察职务行为公信力。
在日常警务活动中，向公众展示确切的执法身份，可以增进理解与支持，减少误解与抵触，使执法活动顺利进行。根据现行法律规范，公安民警在实施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措施、场所物品人身检查、查验居民身份证、执行盘查任务、口头传唤及在公安机关以外询问被侵害人或证人等情形时，通常需要出示人民警察证。特别是在行政处罚、行政强制和行政调查等侵害行政行为中，出示证件则是法定要求。相比之下，在执勤、救助、行政许可等授益行政中，民警通常只需着装和佩戴人民警察标志。另外，正确有效表明身份，有助于社会公众及相关职能部门（如检察院、监察委、公安纪检督察等）对警察职务行为进行监督。
2016年，公安部在《人民警察法》（修订草案稿）中明确了表明身份和告知制度，要求民警执法时应当着制式服装或出示工作证件表明身份，并依法告知当事人执法依据和理由，听取其陈述和申辩。该制度强调以明示职务身份为原则，法律另有规定为例外，并适用于警务活动。警察表明身份的方式包括着警服和主动出示工作证件，形式则有静态和动态之分。相较于现行法律的“持有”规定，此次修订强调“出示”，体现了执法理念的根本转变。考虑到新警和军转干部刚入警尚未配发人民警察证，这里使用“工作证件”而非人民警察证。同时，还增设了当事人抵抗权的内容，即执法时未按规定表明身份的，当事人有权拒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