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高材生路易吉·曼吉奥内（Luigi Mangione）已被控谋杀美国联合健康保险公司CEO布莱恩·汤普森（Brian Thompson） 。
路易吉被逮捕时，随身带着一纸宣言，上面写道：
“对于联邦调查局，我长话短说，因为我尊重你们为国家所做的一切。为了避免你们进行冗长的调查，我明确声明我没有与任何人合作。这件事相当琐碎：一些基本的社会工程学、基本的CAD计算机辅助设计、大量的耐心。
我的笔记本（如果还在的话）上有一些零散的笔记和待办事项清单，可以说明其中的要点。由于我从事的是工程工作，所以我的技术水平很固定，可能不会有太多信息。我很抱歉给你们带来任何创伤，但这是迫不得已的。讲真，这些寄生虫是罪有应得。
提醒一下，美国拥有世界上最昂贵的医疗保险系统，但我们的预期寿命却排在第42位左右。联合健康保险公司是美国市值最大的公司之一，仅次于苹果、谷歌和沃尔玛。它不断发展壮大，但我们的预期寿命呢？不，现实情况是，这些公司已经变得太强大了，他们继续滥用我们的国家来牟取暴利，因为美国公众允许他们逍遥法外。显然，问题更为复杂，但我这地儿不够写了，坦率地说，我也不认为自己是最有资格阐述全部观点的人。但许多人在几十年前就已经揭露了腐败和贪婪（如罗森塔尔、摩尔），问题依然存在。在这一点上，这不是一个思想问题，明显是在玩权力的游戏。显然，我是第一个如此残酷诚实地面对这个问题的人。”
虽然路易吉枪杀汤普森无疑触犯法律，但是美国有许多人对他的行为高声叫好、称赞他是现代罗宾汉为民除害，要求将他无罪释放，有些人还要出钱帮他打官司、塑雕像，尤其是当媒体报道路易吉出身马里兰州知名望族，家境优裕，学业有成、原本前途一片光明，让更多人认为路易吉枪杀汤普森纯粹出于义愤、是行侠仗义之举。
这一切让我想起很多年前的两起案件。
一起案件也发生在美国。
1984年3月16日，加里·普拉齐在机场爆头枪杀绑架并性侵他儿子的空手道教练杰弗里·杜塞，当时杰弗里·杜塞正被警察从加州押解到路易斯安那州以便受审。
加里·普拉齐受到广泛的同情。
后来他的律师通过心理师证明加里·普拉齐当时刚和妻子离婚、又听闻儿子被绑架强奸因而在精神上暂时出了问题，无法分辨杀死杜塞是对和错，请求法庭轻判，又以判加里·普拉齐入狱对谁都没好处为由申请缓刑。
结果，加里·普拉齐被判七年刑期、五年缓刑以及三百小时社区劳动，一天牢也没坐，在68岁时死于中风。
另一起案件则发生在德国。
1981年3月6日，玛丽安·巴赫迈尔在吕贝克地方法院朝受审的克劳斯·格拉波夫斯连开8枪，克劳斯·格拉波夫斯当场死亡。克劳斯·格拉波夫斯被控强奸并杀害了玛丽安·巴赫迈尔年仅7岁的小女儿。
自然，舆论对玛丽安·巴赫迈尔充满同情。在她被拘留期间，很多人送去支持函、鲜花和礼物。
最初，玛丽安·巴赫迈尔被控蓄意谋杀，随后检方撤销谋杀指控，最终以过失杀人和非法持枪等罪名被判处六年有期徒刑，而且在服刑三年后就获释，出狱11年后46岁时死于胰腺癌。
加里和玛丽安用枪杀人、触犯法律这一点是无可质疑的，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为何不只民众、连司法人员都给予了他们深切的同情，为何都获得法外施恩、只受到极轻的处罚。
我想，也许是因为加里和玛丽安之所为虽然违反了法律，却符合人们心目中的道德观念；从法律角度来说他们错了，但从道德角度看他们却是对的，因而有了一个对冲。
回过头来说路易吉枪杀汤姆森。
路易吉这起案件与加里和玛丽安不同的地方在于，加里和玛丽安杀死的对象大致上是公认的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但路易吉杀掉的汤普森是否有过错、即使有过错是否罪该一死，都是存在极大争议的。
另一方面，除了强奸犯和杀人犯以外，没人会对加里和玛丽安所杀死的那两个罪犯有共情，但是绝对会有大量公司高管、富豪、官员会对汤普森之死如芒刺在背、忐忑不安，普通人当中也会有很多人觉得就算汤普森可恶、把他杀掉也是太乱来了。
所以，路易吉在法律上肯定是错了，而道德上他的行为是否正确则注定存在争议。
其实，关于“义警”（或者在中华语境中“侠客”）的存在，人们一直都有一种矛盾的心理：在审美方面欣赏赞叹，但从理性角度又要担心惧怕。
好莱坞大片《蝙蝠侠大战超人》对此就有一定程度的探讨，美剧《黑袍纠察队》则更深刻。
也许，一个社会里若有太多人期盼“义警”，更凸显了这个社会所存在的问题；期盼“义警”的人越多，社会的问题就越大。
最后要澄清一下，路易吉在法庭外喊的那一句：“It’s completely out of touch and an insult to the intelligence of the American people.”
正确翻译应该是“它已经完全脱离现实，是对美国人民智商的侮辱。”
这里的“它”应该是指“医疗保险体系”，但不知何故被一些简中媒体翻译成“媒体完全脱离实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