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注意：以产业投行为载体，为营收或估值介于千万级至亿元级，具备强技术、好产品、高成长性的"出海"企业提供全要素重度赋能服务。金融机构跟企业一同“走出去”是至关重要的，既是“首席风险官”，又是资金“弹药库”。在混乱的世界里，聚志同道合者，不仅去实现属于我们的复兴，更去开创一个新型的协作体系。
弗朗西斯·福山曾说过：“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
去年的经济大环境，想必大多数人都感受到了寒意。
经济环境的变化对心理的冲击就像是一颗慢慢滚大的雪球，股市下跌、裁员潮起、消费欲望降到冰点，这些都是可见的现实，不可见的是，压力在无形中渗透进了我们的生活。
经济的发展，简单来说看的是两个维度：一是，企业敢不敢投资，二是，百姓敢不敢消费。
去年12月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定调2025年经济发展方向，提出要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扩大国内需求，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稳住楼市股市，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和外部冲击。
《经济学人》就说，“2025年将是冷战后最危险的一年”。
随着特朗普卷土重来，世界乱象和“美国影响力赤字”将成为2025年的国际政治关键词。
增量改革大家都好说，因为往往能使大家都受益；而中国改革一旦进行到绕不开的存量阶段，那么，附着在存量上的人群势必就不得不成为牺牲品，这是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
有的经济学家私下里说得更白，称这一代人就是三千万老工人。
在解决你和解决问题之间，他宁可解决你。
回顾1990年底，日本股价和地价一起跳水，企业利润也跟着大跳水。到1992年，日本企业的利润下降了20%，公司规模却没缩减。于是，企业要节约成本，但终身雇佣制度又让老员工无法被裁，结果就是新员工的招聘计划被砍了。企业也不再培训和培养新员工，依赖老人和临时工成为主流。
结果，大学生成了这波裁员潮的最大受害者。
而且一缩就是10年。
当下我们国家GDP增长速度维持在5%上下，已经没有了十几年前10%左右的增速，处于缓慢发展的阶段，且这一现象还有可能不断地趋于下降，这也是客观规律。
而所谓的一些中南亚国家，比如马来西亚、比如印度尼西亚等，他们的发展速度正处于高速增长阶段，是投资的最佳时期。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地产机构都跑到马来西亚地区考察，看项目的原因，那里充满机会，比如万通的创始人冯仑等。
根据统计，目前中国有9.6万家企业在海外有相关业务，海外人才招聘需求达到450万人。到2026年，仅海外人才招聘的市场规模就会达到84亿美金。
2025年，中国企业出海面临的环境将更加复杂，逆全球化潮流背景下，中国企业需要重新定义全球化并调整自身出海策略。
如果想让自己的企业出海，企业老板要沉下心来去海外生活一段时间——我的建议是，至少三个月，来“沉浸式”感受当地，作为决策的基础。
只进行一个星期的“考察”，能看到、看清的事情有限，什么都做不了。
想起了一位企业家曾经说过的话：“要做对的事情，难的事情，需要付出巨大的时间成本才会拿到结果的事。”
这其实就是成事的规律。
所谓对的事情就是选择，需要付出巨大时间成本就是将事情做对。
如此而已。
日本当年泡沫破裂后，同样的内需消费低迷，国内市场陷入同质化的残酷内卷，破产和失业让日本人失去了希望。
而出海成了日本失落经济下的少数黄金赛道，自1994年开始大规模出海，到2000年日本企业利润重回到1989年的高位。
回顾1994年推出的日本国策《新技术立国战略》包含三步走战略：
第一，围绕优势产业抱团出海扩展影响力；
第二，利用优势产业带动全产业出海;
第三，打造品牌文化壁垒提升产品溢价。
截至2022年末，日本的海外净资产已累积至惊人的418万亿日元，这一数字与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额545万亿日元相比，堪称“海外再造日本”的经济奇迹。
在这一轮海外资产的扩张中，众多企业与民众把握出海机遇，成功从海外市场获取了丰厚的利润。
所以说，1994年是日本的全民出海元年。《新技术立国战略》中提出了全产业链升级与加大对外贸易两大国策，目标是要实现国际影响力提升与生活水平提升。
日本对外投资总量从1908年起增长迅速（数据来源：中金）
签署广场协议后，由日本内阁官房长官领导成立了由17名委员组成的中曾根首相私人咨询研究会，简称经构研，他们于1986年4月7日提出了著名的《前川报告》，正式启动了体制改革，将促进海外直接投资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举措。
我们一位著名经济学家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
这种观点不久前在经济学界很有市场，很有代表性。附和者纷纷发表文字，公开或隐晦地论证这种观点的合理性。
他们认为，改革是一定要付出成本的，总得有人承担。
下桌轻松上桌难。
下桌可能需要几年，但上桌要几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