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桥|史读桂林 圣人之道，若大路然

张玠这个人的简历有点古怪，他接的是朱晞颜的班，在任时间为庆元二年至四年（1196—1198年），基本上算是个完整的任期，但诡异的是，史上关于他的记载甚少，而且，和应孟明、王卿月等人一样，桂林满目皆是的石刻中，目前为止，居然也没发现他的踪影。这个事情，可能需要更专业的人士去发现，去考证。

张玠这个名字，倒是在史料上出现的几率不小，前有唐朝的江湖高人张玠，在安史之乱的平叛中立下过大功，而且和杜甫是故交，杜甫曾为他儿子写过两首诗；后有明朝的一位著名武将，也叫张玠，名气也不小。而就记者目前所获资料来看，南宋的广西老大张玠，似乎比这两位的历史影响力都要差很远。所以，这也是件挺奇怪的事情，同样的名字，在广西，包括桂林，詹体仁就比张玠好使，詹体仁一前一后做过两届广西老大（前一个叫詹仪之，字体仁，是张玠之前几任的老大；后一个直接叫詹体仁，是张玠后几任的大佬），而张玠这个名字，在广西老大的名录上，只出现过一次，可怜谈不上，但似乎水土方面有些不服，差了点火候。别人用三年时间在桂北大地镀好的金，他用了差不多二十年。

所以，史上记录虽少，但细究之下，我们还是能发现张玠在桂北待的时间倒算长的了，尽管他职业生涯的高峰期在史料上不那么显眼。

按照《全宋文》的记录，“张玠，泽州阳城（今山西阳城）人。淳熙五年（1178年）以承议郎知全州，淳熙末（1189年左右）为夔州路转运使、摄州事。绍熙五年（1194年）除广西提刑。庆元初（实际上任时间为1196年）为广西经略安抚使、兼知静江府。庆元四年除直徽猷阁，再任”。一个山西人，不远万里，从中国的华北来到岭南边陲，为了大宋皇家的宏图伟业，扎根南疆，勤勤恳恳，也算是十分难得。说起来，与张栻、范成大他们那些名臣的蜻蜓点水方式相比，可能张玠对桂林和广西的感情更深，根系更发达。这一点，哪怕前一章所说的朱晞颜也是及不上的，毕竟朱晞颜前后算起来也不过五年时间，而且，并没有像张玠这样在全州这样的四五线城市也深耕过——当然，当时的全州还不属广南西路，而是属于湖南的荆湖南路。但起码现在的全州，就是桂林管辖下的一个县嘛。

不过上面一条关于张玠淳熙五年知全州的记载，还存在疑问，按照雍正年间编辑的《广西通志》记载，里面并无张玠当全州知州的文字，倒是一个叫刘褒的词人，曾经以承议郎身份知全州，而这个承议郎知全州的刘褒，还写过给张玠的词，行文中对张玠极尽赞美之词。

这首词名为《六州歌头·上广西张帅》：

凭深负阻，蠭午肆奔腾。龙江上，妖氛涨，鲸海外，白波惊。羽檄交飞急，玉帐静，金韬閟，恢远驭，振长缨。密分兵。细草黄沙渺渺，西关路、风袅高旌。听飞霜令肃，坚壁夜无声。鼔角何神。地中鸣。〇看追风骑，攒云槊，雷野毂，激天钲。飞箭集，旄头坠，长围掩，郭东倾。振旅观旋凯，笳鼓竞，绣旗明。刀换犊，戈藏革，士休营。黄色赤云交映，论功何止蔡州平。想环城苍玉，深刻入青冥。永诏来今。

该词作于庆元二年。“广西张帅”说的就是张玠，时任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知静江府。

不管什么原因，是《广西通志》里漏了张玠在全州的经历，还是其它的什么关系，至少从刘褒的词里能感觉得到两种很强烈的情绪∶第一，此时任广南西路转运使属官、在张玠直接领导下的刘褒，对张帅的钦佩之情，就如同黄河之水，滔滔不绝……第二，听上去，这张玠打仗也是把好手咧。

刘褒拍张玠马屁的这一仗，说的是庆元二年张玠刚到任时“宜州捕降峒寇事”，说白了，就是平叛也好、镇压也罢，无非就是抓宜州造反的少数民族一事。

在这件事上，前全州知州、当时广西转运司属官刘褒和宜州知州陈表臣显然持完全不同的看法。在知情人陈知州看来，这次动乱中，姓韦的那六十四个被抓的少数民族同胞，完全是被冤枉的，极其无辜，而张玠居心不良，想向上邀功，因此不惜污蔑这些山民是外籍人士，试图侵犯大宋边疆，因此不抓不足以平民愤，不杀不足以摄疆土。

陈表臣很硬，认为这些山民罪不至死，便一直在为他们抗争，甚至还做了无罪辩护，不惜以死明志∶“世事须权重与轻，莫临利害胆先惊。但知折狱他遑恤，便到糜躯也合争。富贵信从生处有，是非只要后来明。若教无罪俱蒙戮，我亦何颜过此生！”

这件事情最后到底如何解决，知道细节的人不多，毕竟当年广西山区起义造反或被裹挟从军甚至留在家里照看老弱病残而被牵连冤杀的数不胜数，这六十几个人按例掀不起什么大风浪。不过，永福（今桂林辖下）的陈姓后代还是留下了些传说，毕竟这个乾道中年考得武举人的永福人陈表臣，最后是硬顶着广西老大张玠把压力扛了下来，从而让韦文仲等六十四个山民尽皆获释。至于张玠和刘褒，虽然落了面子，但似乎受此事影响不大，后面还是一路做官的。刘褒最后还做到监尚书六部的高位，张玠也顺利干完了在广西的这一届。

现在看来，假如仅以这件事的起因来为张玠的官德打分，似乎也有些不妥，这场动乱是如何起来的，都有哪些人参与，中间有何误会，我们现在都不太清楚，而清楚这件事、又敢于直言的陈表臣，是否陈述了全部的实情，我们也不敢肯定，但至少最后，这六十四个人都活了下来，与献上“异族”头颅相比，张玠在朝廷那边的功劳肯定是就此少了很多的。仅从这件事的结果来看，给张玠一个从善如流、尊重事实的评价，应该不算过分，怎么看，张玠都不像个刚愎自用、性情残暴的人。

不过，历史的东西，总是很难直抵真相核心。绍熙二年，也就是1191年，张玠来广西之前，本来准备去当湖北提刑的，结果被人参了一本，殿中侍御史林大中说他骄横阴险，徇私舞弊，是非不分，于是没去成。

骄横阴险，这样的指责没有具体针对任何事情，但既然言官这么正儿八经地提出来了，相关部门也是要给些面子的，湖北那鱼米之乡你就别去了，不如先歇两年，等言官们忘了这事后去广西吧。张玠是不是就此改派广西任提刑，不敢确定，但从时间的衔接点上来推断，此事有很大的可能性。宋朝的政治生态，确实不那么让人轻松，防火防盗防告状，防不胜防。这是不是也是张玠在面对陈表臣的硬顶时，有所顾忌，最后服了软的原因呢？谁知道。

张玠也不是没告过别人的状，庆元四年（1198年），张玠也上过折子，说“克和耽于酒色，以知堡赵琼二女抑为婢妾，凡决民讼，皆付吏手”，在现在的我们看来，这样的指控，其实也是偏于下三路的，让手下人处理政务，这也是罪状？张玠这是在恶心人吧？但当时的宋朝，就是这个样子，不干不等于没错，但干多错多，因为言官更多呀！这些不事生产，自诩正义、专事挑别人刺的言官，也不知道是南宋皇帝的福，还是祸。

张玠曾经为灌阳的一座桥写过一篇文章，是他为数不多留下的和桂林有关的东西。

全文如下：

《会湘桥记，淳熙五年十月》

州之南，舂陵通道也，距城五十里。越清湘之境，界于灌阳、昭义驿之间，环山屈折，有支川西流入于灌水，旧为桥，迭兴迭废。当春涛奔注之时，逆旅往来，颠踣腾藉，咸以病涉告。淳熙五年，邑人范逵、邓宁民合两族及里中之士，葺而梁之。经始于夏五月，既事于冬十月。凡袤六丈有六尺，广二寻，作两门以导搏激之势，仍架屋其上，以芘风雨。靡钱五十万有奇。落成，人用利涉，不褰不濡，朝夕以济焉。乃以记为请。余闻而心善之，因语之曰：“人与天地万物同体，其得于秉彝者，本相与流通而亡间。人惟有私欲之害，故自局于彼己之见，而失其流通之理。则其所以处己处人者，如断港荒溪，所向辄碍，卒归于不可行。殊不知圣人之道，若大路然，无往而不达。扩而充之，可趋乎正大之地，夫岂有自局之患哉！君子谓是举也，其知处己处人者，亦必有道矣，乌得而不书”？遂题其额曰《会湘》，盖取其水自灌而北，会于湘流故也。范子从余游，邓子与之同舍，二子偕试礼部，有志于世。余既以此相勉，又将以观于异日，故述余所闻以发云。

淳熙五年，是1178年，这个时候，离张玠来桂林当老大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很有可能是在全州当官，因别人之邀而写下关于会湘桥的文字，这不能不说，他和桂林确实是有些缘分的。

从文中叙述来看，当地修桥的范逵、邓宁民两个人，和当时不知在哪就职（极大可能就是在全州）的张玠是有交往的，而且，当时张玠在地方上的声望不低，不然范、邓两人也不会邀请张玠来写文章。一边是做善事，一边是成人之美，锦上添花，可谓一拍即合，自然成就一段佳话。此外，范、邓二人，后来都进了礼部为官，那也不是一般人，这说明张玠也是个识趣的家伙，熟谙官场那一套，至于是否和林大中所说的“阴险狡猾”相合，仅从行文来看，似乎也很难就此下结论。

读历史，就是这点好玩，千万不要轻易下结论，你淳熙年间记录下的东西，很可能会在雍正年间给你翻了个底朝天，该如何判断，这很考智慧。

这里面还有件好玩的事情，就是按照《南宋制抚年表》一书的记载，张玠在桂林的最后一年，同时出现了另一个接班人宇文绍节的名字。通常来说，只有当年完成交接班的两位大佬，才会同时出现在名单当中。但诡异的是，第二年的广西老大其实是另一位叫李大异的人。那宇文绍节干啥去了？而且，从其它地方得到的资料显示，宇文绍节根本就没有在桂林的任何记录。真的挺儿戏，估计是任命后，宇文绍节尚未走马上任，皇帝又反悔了。这个宇文绍节是原广西老大张栻的外弟，他要是来了桂林，会不会再传一段佳话呢？倒是有些可惜了。

不过，这样莫名其妙的事情，宋朝历史上并不少见，比如说，“淳熙元年三月十九日，右文殿修撰、新知静江府史正落职，提举隆兴府玉隆观。以言者论其巧求进用，聚敛残酷故也”，也是还没上任就被言官扳倒了，离宇文绍节的名字忽闪那一下，也不过二十多年而已，还都发生在桂林的静江府，真让人有些哭笑不得。

按照记载，淳熙五年（1178年）张玠在全州当了主官，1189年左右离开，绍熙五年（1194年）张玠回桂林当上了广西提刑，这是省部级官员了。然后庆元二年（1196年），他按部就班当上了广西老大。刨去在四川当转运使的那段日子，看上去，这将近二十年的时间，他根本就没怎么离开过广西。一方面，这说明张玠没出过大问题，一直在奔往封疆大吏的路上冲刺，由提刑而经略使，要比那个当过提刑却未再寸进的王正功运气好（这个王提刑我们后面再讲）；另一方面，在岭南和西南这边兜兜转转二十年，说明他的后台似乎不够硬，终究是未能迅速返回中央权力枢纽机构，哪怕是稍微富庶点的省份都轮不上他。就南宋的官场生态来看，如果没有诗词歌赋的加分项，又没有抱上条粗大腿，他想在史上留名确实不那么容易。

就他个人来说，当然有些遗憾，但就桂林来说，却未尝不是幸事。毕竟，永福人陈表臣硬顶一下，张玠能够及时收手，不再为面子执着于要将韦文仲等六十四人杀头请功，说明张玠的心里，其实还是有着很柔软的一块地方，对于当时民族矛盾十分复杂的广西来说，这确实是件好事。文进士养浩然正气，武举人凭浑身胆气，两人能达成妥协，其实并无高低之分。与唐朝和北宋初年朝廷大员的肃杀手段相比，张玠的执政至少要人性化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