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书与“大礼仪”之争
作者：殷平/诵读：追忆
明朝嘉靖年间的“大礼仪”之争，不仅是一场皇权与礼制的深刻较量，更是文人士大夫忠诚与智慧的一次集中展现。在这场风波中，一位名叫席书的官员以其坚定的立场、卓越的才能和非凡的胆识，不仅赢得了嘉靖皇帝的赏识，更在政坛上崭露头角，最终荣升礼部尚书，成为一时之俊杰。
嘉靖元年（1521年），明武宗驾崩，因其无子嗣，遗诏迎立其堂弟朱厚熜（即嘉靖帝）继位。嘉靖帝即位之初，便面临着如何确立自己正统地位的问题，尤其是关于其生父兴献王朱祐杬的尊号问题，成为了朝野上下关注的焦点。按照传统礼制，嘉靖帝应尊奉明孝宗为皇考（即先皇），而自己的生父只能被追封为“皇叔父”。然而，嘉靖帝坚持认为应尊生父为皇考，这一主张立即遭到了以首辅杨廷和为首的文官集团的强烈反对，一场关于礼仪与皇权的激烈争论由此拉开序幕。
席书，字文同，号元山，四川遂宁人，自幼聪颖好学，精通经史，后步入仕途，以清廉正直著称。在“大礼仪”之争爆发前，席书虽已官至南京兵部右侍郎，但并未引起广泛关注。然而，随着“大礼仪”之争的深入，席书以其敏锐的政治嗅觉和坚定的立场，逐渐崭露头角。席书深知，这场争论不仅仅是礼仪之争，更是皇权与文官集团权力博弈的体现。他坚定地站在嘉靖帝一边，认为“孝者，百行之首”，嘉靖帝尊生父为皇考，乃天经地义之事，不应受到任何阻挠。席书不仅私下里向嘉靖帝进言，还公开上疏，阐述自己的观点，赢得了嘉靖帝的信任与赏识。
在“大礼仪”之争中，席书展现出了非凡的智慧与策略。他深知，仅凭一己之力难以撼动强大的文官集团，因此他积极联络朝中同僚，尤其是那些同样支持嘉靖帝尊生父为皇考的官员，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同时，席书还巧妙地利用舆论，通过撰写文章等方式，向朝野上下宣传嘉靖帝的正当性，逐渐扭转了舆论风向。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席书在坚持原则的同时，也展现出了灵活变通的一面。他深知，直接对抗文官集团并非上策，因此他多次上书，建议嘉靖帝采取温和手段，逐步推进改革，以减少阻力。这一策略不仅赢得了嘉靖帝的认可，也为他赢得了更多的支持者。
经过数年的激烈争论与斗争，嘉靖帝最终在这场“大礼仪”之争中取得了胜利，成功地将生父朱祐杬追尊为“恭睿渊纯圣献皇帝”，并改孝宗之庙号为“睿宗”。这一胜利不仅巩固了嘉靖帝的皇权，也标志着文官集团的一次重大挫败。在这场争议中，席书以其坚定的立场、卓越的才能和非凡的胆识，赢得了嘉靖帝的青睐。嘉靖十五年（1536年），席书被任命为礼部尚书，成为朝廷重臣。这一任命不仅是对席书个人能力的肯定，更是对他在“大礼仪”之争中坚定支持嘉靖帝、维护皇权的奖赏。
“大礼仪”之争，是明朝嘉靖年间一场影响深远的政治事件。在这场风波中，席书以其坚定的立场、卓越的才能和非凡的胆识，不仅赢得了嘉靖皇帝的赏识，更在政坛上崭露头角，最终荣升礼部尚书。关于席书，他和贵州颇有渊源，当年他任贵州提学副使（相当于今分管教育的副省长），他邀请王阳明来贵阳书院讲学，理解心学的真谛后，席书亲率众多黔籍学子拜王阳明为师，王阳明开始有规模收徒就始于贵州，之前王阳明只有少数弟子。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心学理论就是在席书的大力支持下得以推广。
席书的故事告诉我们，在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中，只有坚持原则、勇于担当、灵活应变的人，才能最终脱颖而出，实现自己的价值。同时，“大礼仪”之争也深刻反映了明朝中后期皇权与文官集团之间的权力博弈，以及传统礼制在皇权面前的脆弱与无力。
作者：殷平/诵读：追忆/审核：荒原（主编）/统筹：追忆（副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