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应该和世界接轨
从邓小平时代起，中国才逐渐承认和服从一些全球规则，先后加入了联合国等世界组织，由此真正变成了全球的一个国家。当然，中国和世界接轨的并不是一帆风顺，而且恐怕还得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完成。我不知道中国现在喜欢不喜欢和世界“接轨”的说法，但是作为一个学者，我认为中国是应该和世界接轨的。
（二）一个国家长治久安，还是要实行法治
中国还处于过渡时期，应该增加法律规则。现在中国发展模式的好处是，如果一个领导人想做得好，效果很快显现，比重视法律的欧美国家效率高。不过，虽然欧美国家因为法律规则的制约而效率可能比较慢，但是能够给公民比较稳定的、满意的社会预期。我觉得一个国家长治久安，还是要实行法治。我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三）关键是建立约束权力的制度
在过渡时期需要政治权威，因为要保证社会的基本秩序。不过这种权威本身也是过渡性的，它的方向应该是指向建立一套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换句话说，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应该转向制度建设……一个人领导的权力应该是有限制的，不过要做到很不容易。因为在很多具体的问题上，掌权者还想说了算，这不是中国的特殊情况，全世界都是如此，关键是建立约束权力的制度。
（四）狭隘爱国主义是很危险的
对世界负责，也是对中国负责。因为和外国搞好关系对中国也有利，也是为中国也好。爱国主义当然还是需要的，美国、日本都有爱国主义，但是狭隘爱国主义还是很危险的，应该更广泛地考虑问题。邓小平那种能考虑全球事务的眼光和心怀，现在仍然没有过时。中国需要善于和世界打交道的领导人。
（五）理解历史，直面历史
中日两国间存在一些基于历史的严重问题，两国人民对历史有着复杂难解的感情纠葛。如果不先讨论历史，就无法对中日关系有一个公允的评判……我深信，理解历史，直面历史，对那些愿意改善两国关系的领导人是有用的。他们可以善用共同的文化遗产，一起来解决问题。
《邓小平时代》哈佛大学傅高义教授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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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日应该互相学习，互相合作
如果中日关系处理不好，将会导致严重后果。幸运的是，双方都努力防止冲突失控，没有酿成不可挽回的事端。经过数年的克制和调整，双方逐渐适应，并逐渐平静了下来……在我看来，（中日）两个国家轮流称为亚洲最具影响力的强国，塑造了对方的命运。两国关系比人们意识到的要密切得多。以史为鉴，为了两国利益，今后应该互相学习，互相合作。
（七）学习日本经验，汲取日本教训
中日关系已经进入新时代，从近代以来主要由日本主导，变成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主导。中国经济发展成就很大，但还面对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需要继续向发达国家学习。比如全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覆盖全民的社会服务安全网络、转型为消费导向的服务经济、建立世界级的高科技部门，等等，日本都做的不错。人们不得不承认，社会保障、社会治理、社会和谐度，日本依然是世界第一。另外，日本在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也给正在崛起中的中国提供了一面镜子：国家富强后，一旦支持军事扩张的力量强大到无法约束时，最终可能会导向灾难。
（八）研究如何做“好邻居”
中日关系的诸多情绪归根结底来自对历史的看法，除非处理好由历史问题造成的情绪反复，否则两国很难建立在一个更坚实、稳定的基础上。既然中日两国是谁也搬不离的“永远邻居”，那么双方就应该学习和研究如何做“好邻居”的方式方法。历史本身不是问题，而是被政治利用成为问题。在20世纪，政治家在寻求更广泛的民众支持时诉诸爱国主义和历史恩怨的做法，可谓根深蒂固。希望新世纪的政治家面向未来，抛弃落后的做法。
（九）向本国国民提供更完整、更准确的历史叙事
当下关于中日关系的讨论，都集中在两国关系中不幸的一面，对于积极的一面却关注较少，比如两国间大规模文化借鉴的时期。如果国家政策允许，这些共同之处可以成为两国未来继续合作的基础。通过向本国国民提供更完整、更准确的历史叙事，以及对当下的两国关系进行更持平的讲述，专家们可以帮助国民更好地了解中日间长期的、互相交织的历史，以此方式承认彼此学习的程度之深，并呈现彼此合作的正面经验。
（十）应努力争取中日“政暖”
中日之间因为历史问题所产生的不满情绪如此之深，迅速滋生信任感并成为亲密朋友是不现实的。这可能是未来几十年的目标。接下来十年的合理目标，一方面要用新的、建设性的视角看待历史，另一方面应该是以直接、坦率、务实的方式处理两国关系，使两国可以成为可靠的合作伙伴。我们不必奢望中日两国能够迅速享有“政热”。但如果两国能继续扩大合作，达到“政暖”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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