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故人冯友兰，梁漱溟感叹道：
中国知识分子既无独立人格，更无独立的地位，真是最深刻的悲哀。
对于这番话，冯友兰也只是沉默不语。
1985年，北大为冯友兰举办90大寿，梁漱溟拒绝参加。但是很快他又找上冯友兰，解释说道：
北大旧人，如今惟我二人，应当会面。只因足下曾经对江女士谄媚，因此我不愿来参加寿宴。如您愿到我处来谈，必当以礼相待。
就这样，冯友前来梁漱溟家里做客，老友相见，两人感慨万分
面对同样年过九旬的冯友兰，梁漱溟悲叹道：中国知识分子既无独立的地位，更无独立的人格，真是最深刻的悲哀。
对于这番话，冯友兰默默无言，但是没有反驳。
1893年，梁漱溟出生于一个官宦世家，24岁那年，他被蔡元培邀请前往北大担任教授。
因为课上得精彩，他被允许上课使用大讲堂而不是教室。要知道，在同时期的北大能够享受此种待遇的，除了他，也就只有蔡元培和胡适。
六十年代，随着时代浩劫的爆发，梁漱溟作为学术权威在劫难逃。他也被各种特殊对待，但是他依旧保持着风骨，不随波逐流，保留着士人最后的底线和尊严。
他多次给最高层写信说：
此番抄家，一切文稿都被收走，不能写书，无异于宣告我的死讯。
但人生一日必工作一日，失去意义的生活，虽生有死，生不如死。
时代浩劫平息后，伤痕累累的知识分子们战战兢兢，不敢随便发表自己的意见，唯有梁漱溟又是他第一个在全国大会上对时代风暴进行开炮。
猛烈抨击这是民族灾难，人治取代了法治。
1988年，梁漱溟去世，享年95岁。葬礼上，冯友兰为他写了一幅挽联：
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
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直言。
这幅挽联上篇说治学，下篇说为人，无疑就是梁漱溟争取知识分子独立之人格的鲜明写照。
梁先生是一位兼通中西、知行合一的智者。他的《如何才能合理痛快地生活》一书对比了中国人和西方人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既批判了中国文化的病诟，也揭示了中国民族精神的要旨。书中充满着“问题意识”，他的见解精辟而犀利，为我们指明了通向合理、痛快生活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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