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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若烟
昔日之共学，吾与子之所同勉。同窗三载，情深意重，芝兰之室，莫逆之交，分道扬镳之际，感慨系之。
天下风云，出我辈中，一骑当千，英雄无泪。同窗之情，古已有之，发白齿落，犹未悔矣。
文中表达了王勃对同窗之情的感慨和怀念。在《滕王阁序》中，他描述了自己和朋友们在一起学习、互相勉励、分道扬镳的情景，表达了对同窗之情的珍视和怀念。
我是1974年宝应县中学的高中毕业生，至今仍为在这所学校毕业，把人生起点选在这里，成为他的学子而感到无比自豪和骄傲。
1964年的我踏进了小学的大门，那时正是私塾向公办学校转轨中，老师就是我们本家的一个后生。记得1、2年级的时候老师还由我们各家供（派）饭。所谓供饭，就是每天老师轮流到每个学生家吃顿午饭。这一天不论各家穷富，至少有三样菜，鱼不分大小和品种得要有一条，肉不分肥瘦得要有一碗，豆腐菠叶（也叫千张）得要有一样。那时还有一个规矩，陪老师吃饭的要么是爷爷辈，要么就是有头面的，至少小队长这类人物，我们学生是不能与老师同桌的，只有等老师吃完饭走了才能吃饭，时间紧的情况下也只能在厨房内吃点饭去上学。
刚上三年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膀子上的袖章先是“红小兵”，到了上初中的时候就换上了“红卫兵”。那些年我们的学习除了课堂上老师讲文化课外，还经常参加“忆苦思甜”报告，地富反坏右批判大会，走资派斗争大会等。由于那时动荡不安，光小学我们就搬了三个地方，从严家荡大圩的严荡小学，搬到朱马小学，后又搬到祖庄小学。由复式班（就是两个年级或三个年级在一个教室）老师轮流讲课，到分班授课，从语文、算术两门课逐步转变为语文、数学、体育、音乐、劳动等，后来到六年级还开设了画画课。记得五年级到祖庄小学后有10多个教师。
我们小学读了5年半就毕业了（也有读五年的），初中在本村读了两年就毕业了。那时候我们村能有初中班是很了不起的，除我们所在沿湖大队外，还吸引了兴同、春光、金庄等大队的部份学生来上学。
初中毕业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转折，是继续读书还是务农。在那动荡不安的时期，初中毕业时没有中考这一说，除非你不想读书了放弃，想读高中的要服从统一安排。非常幸运的是，当时山阳公社（现在的山阳镇）东南片的沿湖、春光、金庄、兴同等四个大队初中毕业生都被划分到宝应县中学读高中。我知道这个消息的那天是临近春节的一个下雪天，父亲从县城红卫桥北边设在那里的文教局榜上看到的，然后冒着大雪，推着自行车很艰难的回到家里告诉了我们这个消息，从父亲的表情可以看出他是多么的高兴。我们兄弟姐妹5个，我排行老四，前面三个哥哥姐姐因为家境等原因只有哥哥勉强读完初中，爸爸从内心里是多么希望我和妹妹能读上高中啊，现在终于如愿以偿了，喜悦之情难以言表。
1972年春节后，我怀着激动不已的心情和爸爸一起去报到，父亲帮我办理了入学手续，缴了第一学期的学杂费和书本费，户口迁移手续等，把我带到了住宿的地方安顿好就离开了。那一刹间，我感到非常的孤独。我是第一次离开家，离开父母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还好我们新生中有不少是原来的初中同学，环境虽陌生，但人不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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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应中学大门朝西，也就是现在纵棹园红绿灯处东侧，南北两侧都是校区，叶挺西路正对着学校的大门，大门向北有一条可骑自行车的土路，通往县委党校和老淮江公路，大门向南沿纵棹园湖西有一条公路，可到城南、人民医院和宝应汽车站。现在的震丰园南侧是宝应人引以为傲的大会堂，在他的北侧有一个茶水店，我们每天至少要跑一次，最多一手拎3至4个暖瓶，两手可拎8只暖瓶，8个同学每人轮流值日一天，负责全宿舍大家用的开水。
进入学校大门，一边是保卫室和医务室，一边是小卖部。校区中间有一条南北路，也是学校的一条主路，横贯整个校区。我们高中部10个班位于南北路西侧，在5至10班前面有一个很大的水塘，四周长满垂柳，塘中夏天有荷花和菱角、芡实等水生植物。南北路东侧从南至北有几排带走廊的教室全部是初中部，直到东围墙。围墙外是一个很大的操场，好像跑一圈是500米。操场的东侧就是烈士陵园，也就是现在的花场广场，南侧靠西是纵棹园的河塘，北侧是一条很大的河，也就是现在的花城河。我们的宿舍在校区的东北角，与篮球场和食堂在一起，紧挨着花城河。那时的花城河夏天水很大，到冬天水位很低，水面也就是2、3米宽，我们刚去时还没有自来水，洗衣服，涮碗都用的是河里的水。我们的教室位于大门南侧，是一排带走廊的平房，由西往东是高一（一）班至高一（四）班，教室的南边约10米就是纵棹园的池塘，河边两岸是垂柳，河里有荷花等好多植被。在我们这排教室的西头就是厕所，厕所的旁边就是一个八角亭，我们经常会爬上去玩耍或聊天，这里的学习环境非常惬意。
高一（一）班至三班基本上是以农村生源为主，包括山阳、中港、沿河、城郊、黄浦等几个公社，城区的生源基本上是城镇中学的初中毕业生。有个别调皮的城上同学称谓我们农村学生为“老二”。后来我们才知道学校这样分班是有道理的。因为，当时城乡教育差距太大，不仅生源有差别，而且优质师资力量都在城里，特别是当时的教材城乡没有完全统一，课程设置差别很大，除语、数必开课程外，其他是根据师资力量开课，象我们初中阶段外语、生物和理化等课程都没有开。所以，我们进入高中后先要将初中阶段的课程补上后才开始学习高中课程，教我们的老师是非常辛苦的。至今我还记得高一的几位老师。一直陪伴我们到毕业的班主任、数学陈老师，鲁迅风度的语文陶老师，举重大师、运动员身材的物理王老师，不厌其烦教我们俄语的张老师，化学的吕老师等。尽管后来老师调换很大，但对高一的几位老师仍记忆犹新。由于我们来自农村，加之文化大革命，小学、初中阶段我们缺的课程太多，基础差，明显觉得学生学得很费劲，老师们教得很吃力，但师生都没有泄气。我们从高一第二个月就自觉的进行早自习和晚自习。我们这些寄宿生一般早上先到操场跑两圈后到教室看一个小时书或做作业，然后才去吃早饭。除星期六我们放假回家外，晚上吃完饭就回到教室，一般9点才回宿舍。我们的行为也感动了老师。班主任陈老师家住在大众电影院南边，基本上每天晚上都要到教室看看我们，凡他值班基本上全在教室陪我们。其他课目的老师都经常在我们早、晚自习的时候看望我们，耐心地辅导我们的作业，师生的共同目标，就是要把文化大革命耽误的知识补回来。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师生共同努力下，我们圆满地完成了学业。用班主任陈老师最后一次在讲台上的话，恭喜各位同学，你们都出色的完成了学业，你们毕业啦！
那时师生情是很浓的。好多同学走上工作岗位，甚至结婚生子后与老师都有往来。我的老师还辅导过我的孩子。我在徐州工作期间，还特地邀请老师和师母去徐州和连云港观光旅游，以报答教育之恩。记得有一次我感冒发烧睡在宿舍里，班主任得知后，特地到宿舍把我带到医务室给我看医生。在西门农具厂学工时，我不小心将左脚踩在了一节已断的钢锯条上，钢锯条扎穿解放鞋底后直接插入脚底板，拔出钢锯条后鲜血直流，鞋子里全是血，班主任知道后先是把我带到厂医务室处理一下，又将我带到人民医院打了破抗针。为不影响上课，同学们轮流背了我好几天。
除了学工，每学期都要去位于沿河乡河西的宝中农场学农一次。我会开手扶拖拉机就是在农场学会的，印象深刻的是发动柴油机，有的同学不是力气小摇不动，就是摇起来后摇把拿不下来，弄得大家躲得远远的。
高中两年半，不仅是学知识，更是学做人，对一个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形成起到很大的作用，也对自己走上社会的行为起着关键作用。
我的同学基本上都是从农村来的，绝大多数同学家境都不佳，如果家中没有一个拿工资的，生活费都是很困难。有的同学搭火费都是靠自己上街卖农产品换来钱，有的同学从家中带咸菜就饭，连5分钱蒸鸡蛋、8分钱的肉圆，甚至连1分钱的菜汤都舍不得吃。个别同学甚至连5分钱一瓶开水都舍不得买，冬天坚持用冷水洗脸。我注意到不少同学很少穿新衣服，好多同学穿的是打补丁的衣服。记得有一次，我们三个宿舍20多个同学因夜里门未关好同时被偷，除了穿在身上的内衣外，上下身外衣都被偷走了，只丢下了我们的裤带。更倒霉的是好多人的饭菜票、零花钱都在衣服口袋里，一个月的伙食费全没了，导致好多同学不得不请假回家向父母再要伙食费。因为我的父亲在粮食部门工作，每周两元钱的生活费基本上是稳定的，在农村同学中是比较幸运的一个。有的同学偶尔有困难，借个3角5角钱是常事，所以，同学们对我还是非常照顾的，加之，年龄也是最小的，都把我当小弟弟。而我知道同情别人，帮助别人。那时学校有助学金，每季度评一次，班上有几个指标，每当评到我时，我都主动让给了别人，高中两年半时间，我一次都没领助学金，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好评，在高二第一学期我就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离开家后，慢慢的产生了对父母和兄弟姐妹的思念之情，家的意识特别强烈。哥哥姐姐也偶尔接济我，给个一两元钱，大姐还经常用玻璃瓶给我带萝卜干和咸蚕豆，那时觉得自己很幸福。每个星期六下午放学后就急急忙忙回家。我家离学校大约7公里路，全靠两条腿走回去，还要过大运河摆渡，有时一个拖队接着一个拖队，春秋天日天长还好，冬天每次回到家天早已黑了。那时严家荡大圩因防汛需堤顶仅有2米左右，两边全是树，杂草丛生，晚上很少有人走路，天黑一人走在路胆战心惊，特别是走到一个叫韩家沟的地方，这里有一年夏天曾经雷打死过一个人，每次走到这里白天都怵怵地，更何况漆黑的夜晚。母亲知道我这天回家，有时蒸鸡蛋，有时蒸咸肉，最差的也要买块豆腐。非常想念父母，父亲那时在黄塍工作，平时见面更少，大多通过书信联系，有时他到粮食局开会，都会叫我去粮食局食堂吃饭，改善一下伙食。每周回家都会用节约的生活费给母亲和上小学的妹妹买上两个烧饼或面包之类的食品。宽裕的时候也买过猪肉之类的菜，那时猪肉七毛六一斤，但凭票供应，我就跟城上同学要，一张票能买个半斤。不管带不带东西母亲脸上都露出高兴的笑容。星期天总要帮母亲干半天活，不是替母亲到生产队上工，就是在家里忙家务。干得最多的就是“出猪脚”，就是把河泥、草等放进猪圈里，让猪尿、猪粪经猪反复踩踏后就变成了肥料。一般两个星期要从猪圈内挖出来放到旁边的粪堆塘，然后再将河泥和草放进猪圈，家里种地的肥料全指望这个。一般星期天晚上就回学校，家中事多，也有星期一早上5点半左右就起床去学校，一般都能赶上早读课。到高二学会骑自行车了，那时有租自行车的，有时父亲休假在家，他的自行车我就可以骑了，这样回家就方便多了。
那时班级的集体意识特别强，遇到班上搞活动，如出黑板报、搞文娱演出、运动会等，和其他同学一样都能积极参加，为不影响正常的学习，都是利用早晚时间，有的放弃星期天放假时间，那时班费一个学期每人只有几角钱，我总是多缴点。有时买张红纸或彩色粉笔等都是自己拿钱。那时看电影是一件很奢侈的事，不但要有钱，而且还要有人，否则，电影票是买不到的。班上有个同学家亲戚在大众电影院，经常为大家搞一些票，虽然看一场电影需要一角钱，但大家都争先恐后去抢票，有时全班同学要分个把星期才能看完。
我们高中毕业是1974年7月，那时高考停止了，农村户口的只能回乡务农，叫“回乡青年”，而城市户口的同学们从这一届开始也不再下乡插队了，变成了“待业青年”。那时同学们都很迷茫，但又无奈。毕业前同学们搞了好多活动，两年半的同学情难舍难分，难断难离。记得最清楚的我们13个同学每人1元钱到车站饭店（就是现在亚细亚的地方）聚了唯一的一次餐，每人一瓶2两5的双沟大曲（当时3毛钱一瓶），这是我第一次喝白酒。有几个年龄大一点的同学还流了眼泪，我当时才17岁，他们最大的22岁左右了，将面临娶妻生子的问题，那场别离的场面至今还记忆犹新。
高中毕业50年，我在外地工作生活了35年，因为工作与少数同学有了交集，有合作关系，有系统内关系，还有的一个单位的同事关系，非常高兴的是，我和班长在一次县委县政府“双文明”表彰大会上分别代表各自企业同台领奖。2004年我和几个同学牵头组织了毕业30周年聚会，那场面感慨万千。这一晃又是20年过去了，当时，我们这些年龄最小的都已接近70岁了，那几个年龄比较大的老大哥都已奔8了。我们这帮人虽未扛过枪，渡过江，但吃过草和糠，我们亲身经历了文化大革命，错过了中考和高考，我们经历了改革开放40年的全过程，不少同学的身份 发生了重大改变，金饭碗、铁饭碗中不少人成了打工者，也有人成了老板，但不论怎么变，大家都努力了，奋斗了，地位和财富对我们已不重要，只是我们大家都变老了。
走过了岁月的风风雨雨，那些美好的记忆如同明亮的珍珠，熠熠生辉。怀念老同学，怀念那份纯真的友谊和青涩的岁月。仅以此文献给74届高二（三）班的全体老同学，祝你们人人身体康健，万事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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