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阶级立场
《共产党宣言》第一章《资产者与无产者》的第一句写道：“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毛主席曾说：“《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
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至三日，新民学会长沙会员举行新年大会，热烈讨论了一九二〇年七月新民学会旅法会员在法国蒙达尔尼会议上提出的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以及改造的方法、目的等问题。一月二日，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言，“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这是标志着毛泽东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道路的一篇发言。
从此，毛泽东同志坚定地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道路。无产阶级专政的世界观也成为毛泽东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并为此实践终生。
一九三七年七月，毛主席在《实践论》中写道：“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日，毛主席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写道：“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毛主席提出的这些阶级斗争的理论，不仅仅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武器，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武器。社会主义革命，也称“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是由无产阶级领导劳动人民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革命，是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人类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最彻底的革命。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三大改造的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向社会主义公有制，基本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是，毛主席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不代表社会主义革命就已经完成了，因为新社会来源于旧社会，与旧的社会制度相伴生的上层建筑（思想、政治，文化等等）还没得到彻底的改造。“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因此，毛主席认为，在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并且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还有必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在社会主义社会历史中，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必须把政治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理解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和继续革命的理论，才能理解毛泽东对文艺作品的阅读视角。
（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
为了这个目的，有些什么问题应该解决的呢？我以为有这样一些问题，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立场问题，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态度问题，随着立场，就发生我们对于各种具体事物所采取的具体态度。工作对象问题，就是文艺作品给谁看的问题。
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我们的文艺，应该为着上面说的四种人。
我们要为这四种人服务，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
（三）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
一九四四年一月九日夜，毛主席致信杨绍萱[时任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员]、齐燕铭[时任中共中央党校教务处文教科任科长]，毛主席在信中说：
看了你们的戏[指杨绍萱、齐燕铭编导，中共中央党校俱乐部演出的平剧（即京剧）《逼上梁山》]，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指郭沫若在抗日战争时期写了《屈原》《虎符》等历史话剧]，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
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
武训是清末山东堂邑县人，生于1838年，死于1896年。他出身贫寒，青年时因苦于不识字而受人欺骗，决心行乞兴学，以便让穷人的孩子都能读书识字，免受有钱人的欺压，过上好日子。武训经过30年的乞讨，积累了一些钱，在他50岁以后陆续在堂邑柳林集、馆陶、临清办起了3所义学，而他自己仍然乞讨过活，直至死去。武训的行乞兴学活动，受到当时统治阶级的赞扬，清末山东巡抚张曜曾奏准光绪帝给予“建坊施表”。武训死后，其事迹“宣付史馆”，被尊为“义乞”“乞圣”。
1950年，昆仑影业公司将武训“行乞兴学”的故事搬上银幕，是为《武训传》。该片于1950年年底在全国公映。1951年2月，《武训传》在中南海放映，多位领导、首长给予好评。一时间，电影《武训传》好评如潮。
但是，毛主席看过《武训传》及其相关社会评价后，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视角亲自审阅和修改了胡乔木起草的一篇社论，发表在1951年5月20日的《人民日报》——《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这篇社论中，他以一个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视角评论了武训这个历史人物，并引申到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历史和中国革命道路等根本性的问题。该篇社论随即在文艺界甚至全国范围内掀起一场惊涛骇浪！
毛主席认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统治者的伟大斗争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的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
毛主席认为：“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于到了如此之多，说明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予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也不去研究自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和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毛主席还十分严厉地特别地批评了一些共产党员，他指责道：“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电影《武训传》及其它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甚至向这些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哪里去了呢？”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毛泽东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九五一年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毛泽东将该文放在第一篇，可见该文在毛泽东心中的分量！
文中开篇写道：“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
今天，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文艺为谁服务？这些仍旧是重要的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