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
毛主席关于发起这个运动的最初思考可以从他写给江青的一封信中得到一些解答——致江青（完整阅读请点击链接）。
他在信中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吧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霉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1967年上半年，毛泽东同一位身边工作人员的一次谈话中说：
“你总说乱。你没有看到最根本的一条：这个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不要怕。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现在看来，群众是发动起来了，我很高兴，他们是同意我的做法的。跟随我南征北战的老同志，我没有忘记他们对党对人民的贡献。周总理跟我讲哪些人有困难，我都让周总理去保他们。”
1968年10月13日下午，毛主席主持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开幕会议。谈到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时，毛主席说：国内问题，就是要总结一下上一次全会到现在两年多的工作。无非是有两种看法：一种，说还不错，十一中全会这个决议基本上是正确的；也有人说，不见得。那个时候我们就讲过，十一中全会通过决议的时候，我就打过招呼的，特别是后来十月的工作会议。不要以为通过了决议，以为大家都同意了，实际上呢，举手是一件事，真正同意又是一件事。招呼是打了，但是后头证明有许多同志没有过关，以致不能到今天这样的会。究竟这个文化大革命要搞还是不要搞？搞的中间，是成绩太少了、问题太多了，还是成绩是主要的、错误也有？我的意见，错误是有，而错误的主要责任在中央，在我，而不在地方，也不在军队。过去我们搞南征北战、解放战争，那种战争好打，容易打，敌人清楚，就是那么几个，秋风落叶那么一扫，三年半就差不多了。这回这个文化大革命比那个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搞不清楚。所以，有些问题拖长了。也只能一个问题一个问题、一个省一个省解决。主要的我看是思想问题，就是所谓人民内部的问题，这中间隐藏了有一些敌我关系，那是少数。我们的工作做得好，问题就好解决。我是提出问题，作为讨论的建议，现在不能做结论。谈到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经验教训时，毛泽东说：有些工作是我们没有做好。比如徐海问题，你完全怪徐州的同志我看不行，要怪南京、济南两个军区我看也不行，主要还是怪我们中央，就是没有做工作。现在搞起一个学习班，就跟他们谈，一连谈了四次，就开始好转了。我看主要是怪我，我这个人工作不好，没有抓紧做。比如广西吧，那么乱，还不是军队里头有两派？野战军一派，两个地方部队一派。只要把军队问题解决了，群众问题很好解决。军队里的问题，也就是我们的工作问题。不是有一个“七三”布告吗？就是为着广西的。开头一个八条、后头一个十条，也没有这么大张旗鼓在群众里头做宣传。你不宣传，群众就不懂得，那你怪谁呀？就是要造舆论。没有群众也就没有军队，也就没有党。训练班这个问题也是学来的，从内蒙古问题开始，在北京附近办个训练班。那么对立，训练班一办，一个月解决问题。这些问题，同志们一定有很多经验，这次可以谈一谈。还有个多中心的问题。一个学校分成两派，一个工厂也搞两派。现在不是很多工厂都团结起来搞革命委员会吗？现在可以说掌握了局势，在几个月以前没有。谈到文化大革命下一步的进展时，毛泽东说：这个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这也是一个问题。究竟什么叫到底呀！就是包括建立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下放科室人员、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