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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奇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 “过去我们太神话革命，革命都是人干的，是人就有人的喜怒哀乐优点缺点，这些都会被带到革命中去”。
文｜施雨华
倪敏勰
编辑｜当代史学
那年高考结束之后，王奇生就一心回家干农活了。自从1977年恢复高考，他们那所公社高中从来没有人考上过大学，他没指望自己成为特例。不想成绩一出来，班上有一大批人上了线，考得最好的还去了北大历史系。
某种意义上说，是他人的不幸成全了他们的好运。“我们那些老师，有很多是被打下来的右派，当时还没来得及回城，几年以后全走了。为什么呢？第一是我们接连几届考上一大批以后，县城中学来挖走了一批老师；然后新政策下来，剩下的右派也回城了。”于是这所农村中学的辉煌也就仅限于那几届，后来还由高中降格成了初中。王奇生考了文科班第二名，第一志愿是武汉大学。“选专业的时候，我一个最简单的判断就是，武汉大学在湖南招生，哪一个专业招得最多、录取的几率最大。（笑）一看，哦，历史，13个，那就报历史系。”对一个农村学生来说，首先是要考上大学。他就这样“现实主义”地走向了后半生的学术路。那时很少有人读经济或法律，主流的学科还是文史哲，许多单位招人也还没有“专业”概念。“不在乎你学什么，我们单位要一个大学生，或者我们要一个理科的就行了。当时大学生太稀罕，它认为你是大学生就非常了不起了。”
本科毕业后，他选择读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生。这一次选择就不是盲目的了。但形势变化很快。1988年硕士毕业时，正好海南成立经济特区，大量招人。“大家一下疯狂了。我的硕士同学百分之七八十去了南方，还有小部分进了中央国家机关。但有些人在中央部委干了三四年也下海了。当时武大历史系想留几个硕士毕业生当老师，没有一个人愿意留，现在博士毕业都很难留得下来。”“我缺乏冒险精神，性格内向，下海和从政好像都不适合。我是从农村出来的，觉得自己各方面能力都不行，不擅长和人打交道，心想，跟书打交道相对简单。”王奇生选择了去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那里集中保存了中华民国1912-1949年中央政府及其直属机构的档案。他与民国史的缘分，就从那时候开始。此后，他又“相对简单”地读博士，做博士后研究，在大学任教，研究的题目大多跟民国有关。在市场经济时代，研究历史的学者多是坐冷板凳，很少受到大众的关注。但2010年，王奇生的两本书竟意外地受到大众媒体的“青睐”。一本是《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这本书初版于2003年，2010年出修订增补本，被香港《亚洲周刊》评为2010年度华文十大好书之一；另一本是《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被《南方都市报》评为2010年度文化年鉴之图书。《党员、党权与党争》引发的评论五花八门。有人说，初看书名，以为是中共党史读物；再看副标题“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才知是讲国民党史；读完书后，觉得既是讲国民党的，也是讲共产党的。这本书提出了“弱势独裁”的概念：“独裁政党亦有强弱之分。……国民党虽然具有强烈的一党独裁和政权垄断意识，但其‘党力’相对于中国的国家规模而言并不强大。党机器长期处于派系纷争和软弱涣散状态，其离散而有限的‘党力’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它‘训政’的力度。国民党只是一个弱势独裁政党。”以往国民党史研究关注“党治史”——国民党控制和行使国家权力的历史；而王奇生着力的是“治党史”——国民党组织建设、管理以及演变的历史。国民党的组织结构、党员的社会构成、党政关系、政治录用体制……在他看来，这些貌似琐碎的内部拆解是理解国民党的必经之路。他努力成为一个“打入”国民党内部的人。《革命与反革命》本是一部论文集。一般而言，论文集的销售预期只有两千册，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它竟然成了畅销书。在王奇生的叙述中，革命是近百年中国历史的主轴。在20世纪上半期，先后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革命：辛亥革命、国民革命与共产革命。三次革命连环而递进，总认为前一次革命不彻底、不成功，还要“再起”革命。于是革命不断推进，一次比一次急进，一次比一次激烈。王奇生认为，在业已“告别革命”的今天，不能简单地放弃、淡忘或者否定国人曾经长期沉迷的观念，而有必要追问，那些早已成为我们思想价值观念的革命话语和革命政治文化是如何建构起来的，又是如何演变的？记者：关于国民党，研究党权和党争比较多见，你的《党员、党权和党争》为什么把党员放在第一位？王奇生：这些年来我做的是政治史，跟传统政治史研究最大的差别是我倾向于把政治史和社会史结合起来做。我们过去的国民党史基本上是研究高层，研究中央，研究制度变化，很少关注地方层面、党员层面。一般政治史关注高层，倾向于自上而下；社会史则更关注底层，倾向于自下而上。我希望上、下都能关注到。这本书很多写的是国民党的党员群体：社会构成、地方运作、从政、升迁、录用等等。过去国民党史研究没有关注这些方面，包括共产党史也一样。你看我在另一本书（《革命与反革命》）里写的中共党史，跟过去的完全不一样，也是在普通党员的层面上来写党史。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尝试重写党史。王奇生：除了普通党员的层面，我还从地方和基层的视角来写党史。我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国民党基层政权，这是我的关怀之一。我们过去的党史没有关注到活生生的人，比如他们为什么要加入党，出于何种考虑，是真信仰，还是被裹胁，或者利益驱动？普通党员在党里面的作用，作为党的组织细胞，他们在党内是怎么活动的，白色恐怖下如何生存，真的一个个都是那么坚强或视死如归吗？我曾经写过一篇1927-1931年间中共广东地下党的论文，材料全部来自中共内部文件，内中探讨了党的组织在极端严酷的政治环境下如何应变，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如何具体地贯彻到基层，在贯彻和实施过程中遇到了什么问题，发生了什么变异，党的组织与意识形态如何与底层乡土社会互动？内中提到地方组织“拉夫式”吸收党员，党员被捕后大批叛变，或暴动失败后大批脱党等，是十分普通的现象。文章发表之后，当时我所在研究所的党委书记就批评我，说为什么要写那些，他认为那是中共的阴暗面。我说把这些呈现出来，恰好证明我们的革命多么不容易。这才是革命的真实情形。你都想象不到那时叛党是多么严重。当时广东的组织，不仅是普通党员，也包括各级干部，从省委到下面的县委，被捕叛变严重威胁到党组织的生存。组织不断被破坏，而且很奇怪，那些共产党员跟国民党斗争时，非常勇敢，而被捕叛变后，又立马成了坚定的反共分子，带着人到处去抓过去的同志。这也反过来证明那些坚定的革命者是多么可贵，多么不易。革命也是大浪淘沙，最后方显出英雄本色。我觉得这根本无损于党的形象。过去我们将革命过于神化了。其实革命都是人干的，是人就有人的喜怒哀乐，优点弱点，这些都会带到革命中去。其实革命极其复杂，也极其艰难，包括早期革命经费的筹措都很不容易。记者：你的书里写了钱对五卅运动和之后上海工人运动的影响。王奇生：过去我们只谈革命不谈钱，其实，革命需要巨额成本，没有钱根本就成不了事。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作为革命领袖，一个重要职责是四处筹款，筹到一笔钱，购买一批枪支弹药，暴动一次，然后再筹款，再暴动。中共能够崛起，跟钱有莫大的关系。陈独秀时代，中共的经费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来自苏俄、共产国际，一是来自国民党。当时在国共合作的名义下，一批中共党团员替国民党办党，自然也从国民党党部领取部分经费。相比之下，当时跟共产党几乎同时（1923年）成立的青年党后来没能成气候，因素固然很多，钱是关键因素之一。青年党跟共产党都有一批骨干是从少年中国学会里出来的，而且要说“主义”的吸引力，当时青年党标榜的是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比激进的共产主义有更广泛的接受群体。但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得到苏联的政治指导和经济援助。相比之下，青年党除了勉强办一个杂志进行宣传外，没有更多的钱干别的事。五卅运动是中共领导的第一场具有全国性规模和影响的群众运动，期间数十万工人持续罢工数月之久，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世界历史上亦属罕见。但我们很少注意到，数十万罢工工人靠什么维持生活？主要靠捐款。据统计，五卅运动期间，国内外各方为支援上海工人罢工而募集的捐款，超过300万大洋。300万大洋在当时大约相当于中央政府全年经费开支的一半。记者：章开沅先生在给《党员、党权与党争》写的序言中提到了一个说法：“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一根藤上结的两个瓜”，两党的组织结构都是模仿的苏俄。王奇生：国民党是由同盟会、中华革命党发展演变而来。1924年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主要有两大任务：一是联俄，师俄，一是容纳共产党。孙中山学苏联，谁帮他运作呢？是共产党帮他运作。孙中山的党原来长期在海外，一直到1924年改组时，除了广东以外，其他省，国民党的组织根本就没有建立起来，这时共产党就很有远见：趁国民党改组，赶紧加入，先帮它把地方组织建立起来。像湖南、湖北、北京这些地方全部是共产党帮国民党建立组织。等到1924年国民党召开一大，有一半代表是指定的，另一半由地方推选。很多地方是共产党建立的组织，当然推上来的是共产党。所以，毛泽东参加了国民党的一大，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不久还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代理）。此外，孙中山还任命中共党员谭平山做第一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所以国民党1924年改组后，用陈独秀的话讲，“国民党的地方组织，我们替他包办了”，大部分控制在中共手上。王奇生：第一，因为孙中山自信。他觉得不管你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只要我在，就会听我的，他不担心谭平山不听他的；第二，他也觉得国民党暮气沉沉，共产党朝气蓬勃，想找一批年轻人来帮他做事。改组之后，那些国民党元老都想在中央谋职位，中共就在地方上迅速发展组织，国共合作形成高层由国民党控制，地方由共产党控制的局面。群众运动也是这样，国民党人都想做官往上挤，中共中央就命令共产党员往下钻。早期共产党确实有一批非常有理想的青年，真想干事情，就一头扎进去搞群众运动。到1926、1927年，局势就发生了逆转，这哪是国民党容共，整个颠倒过来，成了共产党容国。当时蒋介石说，我再不分共的话，国民党就会被共产党吞并掉。事实确实如此。记者：当时两党各自有多少党员？为什么国民党容共会变成共产党容国？王奇生：1927年国民党党员号称100万，共产党将近6万。但国民党的100万是有很多水分的，这些人都是共产党发展过来的，来者不拒，进来以后我再选好的加入共青团，在共青团里再选好的加入共产党，层层选拔。所以当时国民党自己也承认，一个共产党抵得上国民党十个都不止。为什么后来中共还是失败了？失败就失败在没有武力上。苏联根据自己的经验，认为没必要建立职业性的军队，革命党建立职业军队负担太重，养不起。所以中共一开始也学苏俄搞暴动式的革命，陈独秀时期中共根本没想建立自己的军队。但群众运动再厉害也经不起武力的镇压。记者：从孙中山去世到蒋介石上台，这里面也有许多变数。王奇生：孙中山去世是1925年3月12日，“中山舰事件”是1926年3月20日，这一年零八天，对国民党最高权力格局来说，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孙中山死的时候，蒋介石在党内的排名最多是第5，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许崇智都排在他前面。这时候他没什么野心。孙中山北上时，让胡汉民代理大元帅，所以孙中山死后，国民党内论资排辈，胡汉民接班是最合理的。但胡这个人性格不好，国民党内很多人不喜欢他，共产国际和中共方面也觉得他上台的话会很难控制。所以跟胡汉民交恶的廖仲恺，乘机联合其他人把汪精卫推上去。胡汉民手下的人就把廖仲恺干掉了。国民党中央认为胡汉民要承担连带责任，就让他去苏联“疗养”。死一个走一个，老五成老三，蒋介石就有野心了。军队里许崇智的权力比他大，他跟汪精卫联手把许赶走了。赶走许崇智后，党内排座次，汪精卫第一，蒋介石第二。这时蒋的心理就复杂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既高兴又害怕。他本来疑心病就很重，再加上党内有人散布谣言，说汪精卫想用对付胡汉民的手段来对付你。结果蒋介石心理紧张得都快崩溃了。最后他决定先下手为强，发动“中山舰事件”。而汪精卫是书生，不仅没有对蒋介石采取反制措施，反而一气之下跑到欧洲去了。蒋介石轻而易举地夺得国民党的最高权位。记者：掌握政权后国民党要实现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但按照你的说法，国民党实际控制的面积和人口是很有限的，我们在什么意义上说它是执政党？王奇生：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严格说来，国民党从没有真正统一、控制过中国。抗战前它真正能控制的也就是江浙，湖南、湖北、安徽、江西等只算是半控制，广东当时也有地方实力派，长江中下游这些省也算是基本控制，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基本上是名义上服从而已。抗战时期，大半个中国沦陷于日本，还有相当部分成了中共的根据地，国民党实际只控制西南数省。抗战胜利后，很快国共内战，3年下来，国民党就被共产党打垮了。所以，国民党自始至终没有真正统治过全中国，实际只是一个局部政权。记者：不管这一国领袖是名义上的还是实质上的，蒋介石必须去考虑怎么治理这个国家。面对割据的局面，他有什么办法？王奇生：应该承认，蒋是一个非凡的政治家。他很现实，手段很灵活。他对付地方军阀，最常用的手段就是收买。他在日记里说，凡是用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所以很多地方军阀都是被他用钱收买的。他对付地方军阀确实还是有他的本事。但他运气不好，他遇到共产党、毛泽东这个强劲对手。记者：1927年3月，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稚晖跟中共总书记陈独秀闲谈。吴问陈独秀，你估计中国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还要多少年，陈说20年。他为什么这么说？王奇生：这跟共产党的理论有关。两个党的革命理论、革命目标、革命计划不同。国民党当时的目标就是推翻北洋军阀，统一中国。但共产党另有一套成形的革命理论，最终目标是共产主义，认定国民党是代表资产阶级，我是无产阶级，先帮你完成第一步革命，然后我无产阶级再来推翻你资产阶级。第一次国共合作，我共产党帮你国民党把天下打下来，然后我再来推翻你。1949年国民党确实是被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当时也有些失人心的地方，但它即使不失人心，按共产党的革命目标还是要把它推翻。不是因为你腐败我才要推翻你，而是我共产党的阶级属性和革命计划就注定要推翻你。因为你代表资产阶级，我代表无产阶级。记者：从蒋介石来说，一定是要一党执政，完全没考虑过跟其他党合作吗？抗战结束那会儿，他是有机会搞一党主导下的多党合作的。王奇生：国共关系要是划分为三个大时段来看是非常有意思的：20年代是党内有党（指第一次国共合作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30年代是国中有国（中华民国之内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40年代是一国两制（中共承认国民政府的领导，国民政府承认中共及其边区的合法存在）。这需要政治家的智慧，但主要还是两党实力互动的结果。两党合作不可能是个简单的设想，要双方都能接受，任何一方很强大的时候不可能与弱势的一方分享。1937年抗战爆发初期，蒋介石有过一个设想：我不要国民党了，你们也把自己的党取消，咱们另外成立一个新党，共产党、青年党，还有其他小党，全加入这个新党，然后这个新党听我蒋介石。其他党都同意了，共产党不同意，这个事情就没搞成。国共两党有没有可能和解，划江而治？这需要对双方实力对比作出判断。只有双方都判断对方实力相当，才有可能达成和解。但在蒋介石的意识里，一直到1948年都没有把共产党放在眼里，很长时间里他对共产党的实力是有误判的，认为凭武力，国民党绝对比共产党强。所以很难达成和解。记者：1940年代初阎锡山就对周围的人说，将来取得政权的可能性共党是3/6，而蒋介石只有1/6。蒋介石对此怎么看？王奇生：阎锡山对共产党的认知应该比蒋介石更清楚，山西跟陕甘宁边区是紧挨着的。对共产党根据地的发展情况，阎锡山早就有判断了。蒋介石就是低估了共产党，他当时只把这话当作一个笑话写在日记里，觉得是胡说八道。记者：事后来看，蒋介石的失败跟国民党的虚弱有关系，国民党方面军队是最强的，政府其次，最后是党。这完全是蒋的责任吗？王奇生：实际上也有现实的因素。在孙中山之后，国民党内是胡汉民跟汪精卫的地位最高，蒋介石很长时间里只被看作一个军事领袖。一直到1930年代，他在日记里写，党内有一种很奇怪的说法，“无胡、汪不成党”。那就是说胡、汪两个才是党内的领袖，蒋介石在党内的地位还不如他们。所以蒋介石对党是有看法的。而且他毕竟是军人出身，更信任、欣赏军队。他甚至认为如果能把国家按照军队的编制组织起来是最理想的。他认为军队是最好的组织，即使是列宁主义的组织体系也不如军队有效率。他认为只要掌握枪杆子就行了。他有重军轻党的倾向。记者：蒋介石是个基督徒，对中国的儒家传统也比较尊重。他对自己在历史上的角色是怎么定位的？王奇生：他的自我期待是成为圣贤。到1936年西安事变前夕，他甚至认为自己就是圣贤了。这大概是他状态最好的一个阶段。他没想到会发生西安事变。如果没有西安事变，没有日本打过来，他和国民党的历史可能要重写。〇 原文发表于《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第42期，如需閱讀原文，請移步《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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