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道文化⑭】《大运河传》孙善旭、侯延凯读后感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这是乔羽先生为电影《上甘岭》创作的主题曲《我的祖国》，至今仍深深打动着每个人。

乔羽出生于山东济宁运河之畔，大运河与他的童年朝夕相伴，在他生命中刻下了深深的络印，也成了他文学创作的源泉。有人说，《我的祖国》歌词中描绘的场景正是20世纪30年代济宁城南大运河边百姓人家的所见所闻。

京杭大运河始建于春秋，贯通于隋朝，繁华于唐宋，取直于元代，疏通于明清。流水汤汤，白帆点点，沟通南北，泽被古今，是纵跨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8个省、直辖市，全长1700多公里的中国水上交通大动脉。

大运河之于中国，是绵延千年的文化根脉，是贯通南北的交通要脉，也是蓬勃奔涌的经济动脉。千百年来，古老运河与沿岸人家日夜相伴，缔造无数商贾传奇，留下文人骚客平平仄仄的吟诵，也藏起弥散满城的民间烟火。

明清时期，我的家乡济宁，大运河上舟船如流，在商人的眼里，流着数不尽的财源和商机。清朝康熙帝五十三年（1714年），苏州人戴玉堂在济宁开了一家酱菜铺子，1783年，济宁富商冷长连和官吏孙玉庭将酱菜铺子买了下来，定名玉堂酱园，传承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同时，这里也成就了一批英雄豪杰。20世纪20年代大军阀潘鸿钧在济宁市区建造了当地规模最大的私人住宅，历史上有“水漫全城，此处独安”之说，还留下了当地百姓口耳相传的“潘子和杀家”奇闻轶事。民国时期，靳云鹏和潘馥曾先后出任北洋政府总理职务，一个济宁出了两个国务总理，显赫一时。1953年，滕县专区更名为济宁专区，政府驻地由滕县迁往济宁，也是因为当时的济宁在经济实力上更胜一筹。

时过境迁，随着邹城、滕州依靠京沪铁路，经济得到迅速发展，轮番坐起了鲁南经济“老大哥”的位置，“运河之都”济宁地区经济中心位置不保，文化中心的位置也被曲阜抢了风头，孤木不成林，地区政治中心也日渐式微，给人们留下了“散装济宁”的名号。

正如夏坚勇在《大运河传》所讲，人类的文明史首先是一部追逐江河的迁徙流动史。大运河的故事，有着与河流生命同长度、同曲折的故事情节。大运河有多长，大运河的故事就有多长。大运河流淌了多少年，运河的故事就流淌了多少年。大运河的故事产生于这条河流，又给这条河流赋予了更为全面的文化维度和历史维度。

大运和流经的地方，成就了一批市集重镇，济宁微山的南阳镇便是其中之一。运河两岸的百姓的生计也于这条大运河紧密联系在了一起。济宁邹城市西南部的郭里镇与微山南阳镇、枣庄滕州市滨湖镇交界，这里多丘陵山地，庄稼收成不好，百姓生活贫苦，却是远近闻名的教育之乡。前段时间拜读过一位从这里上学走出去的作家写的《童年的回忆》文章，讲述了他12岁那年，凌晨四点挑着两筐地瓜，跟随父亲来到白马河岸，坐摆渡船经白马河、京杭大运河到南阳集，为了卖个好价钱的童年往事，读后令人深受感动。

文脉传千载，水脉写春秋。大运河的故事，带有生命的温度。温度是生命的专属，一条河有了温度，也就有了生命。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对世界的感知，对自我存在的追问。在运河两岸百姓之中口耳相传的故事，则把河流与生命紧密相连成一个牢不可破的共同体，让运河里的每一片水波都写满了传奇，洋溢着浓浓的运河风情。

通过一条河流看一个国家，《大运河传》可谓一曲长歌吟。沿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通过一条河的兴衰历史，讲述了华夏这块土地上两千多年的风云变幻，从江南的邗沟到京畿的通惠河，从庙堂之上的争斗到江湖之远的情调，从人文风情到地理物候，在大运河的波光中，呈现出的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性格和心灵图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古为今用，深入挖掘以大运河为核心的历史文化资源。”2014年，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这会让世界上更多的人知道，中国大运河是世界建造时间最早、使用最久、空间跨度最大的人工运河。

大运河是贯通南北的交通大动脉，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载体，蕴含着丰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因，是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宝贵资源。大运河作为历史上民族大迁徙的重要空间通道，为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奠定了有力的交通基础；大运河作为传统社会联通南北的漕运生命线，为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了融合共生的发展路径。大运河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建构了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凝聚了中华民族的共同情感、树立了中华民族的共享符号，为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注入了强大的文化动力。

那条神秘的北纬30°线——这条线既穿过地球山脉的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又穿过海底最深处西太平洋的马里亚纳海沟；世界几大河流，比如埃及的尼罗河、伊拉克的幼发拉底河、中国的长江、美国的密西西比河，均是在这条线入海。打开中国地图，就华夏地理，要看三条线：一条是北纬41°线（长城线），一条是北纬38°（过渡线），一条是北纬35°（王都线）。早期中国，华夏各国的主要活动区都是围绕着最后这条线，上下各3°。

“秦岭—淮河线”首次正确界定了我国南北方的自然地理分界线，对于认识我国自然地理规律和指导农业生产，都具有重要意义。黑河-腾冲画一线，中国人口分布线，线东南半壁36%的土地供养了全国96%的人口；西北半壁64%的土地仅供养4%的人口。比如，它与我国400毫米等降水量线重合，线东南方以平原、水网、丘陵、喀斯特和丹霞地貌为主，自古以农耕为经济基础，在古诗词中多呈现小巧玲珑、秀美细腻和略显局促的景象；线西北方人口密度极低，是草原、沙漠和雪域高原的世界，自古是游牧民族的天下，在唐代边塞诗的描写中，多有游牧民族粗犷、豪迈、辽远的风情。

大运河的开凿和畅通，犹如在我国东西横向封闭的环境中架起了一座沟通南北的桥梁，推动不同空间不同特色的文化与文明互动互补，形成了我国历史上规模巨大的南、北、东、西文化交流场景。特别是在唐朝后期，运河区域内出现南北方文化交相辉映的繁荣局面。唐朝大量的文人、墨客、官员、僧侣等往来于运河之上，如白居易、李翱、皮日休等，通过运河将南方文化带到北方，将北方文化传入南方，使南北方文化得到交流和融合。

唐朝最典型的南北方文化交流，当属南方的饮茶之风传入北方社会，在北方士大夫群体中盛行开来，由“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发展为“人自怀挟，到处煮饮”，南茶北销之风日益兴盛。自唐之后，以运河为中心的文化交流不断深化，文学、艺术、建筑、宗教、园林等文化方面的交流取得明显进展，产生了大批具有地域特色和历史影响的文化成果，促进了我国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造就了今日璀璨的大运河文化带。大运河带来的具体文化实践，“形塑了共享的多元文化符号，唤醒了共同的文化记忆，从而构建了超越地域的文化认同”，促进了各民族间的凝聚发展。

大运河是各民族迁徙的重要通道，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纽带，是推动南北两大地域经济、政治、文化融合的桥梁，见证了中华各族人民共生共荣的生动历史，促进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发展。大运河共同体既是一个有着集体记忆、共同情感、共享符号的文化命运共同体，也是符合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政治经济共同体，是各民族文化上兼收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的真实映照，蕴含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和美好愿景。

正道

撰文：孙善旭 侯延凯

编辑：赵栓 王贵阳

审核：姚鸿源

来源：济南工务机械段融媒体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