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一本书，书名是《荒野上的大师》。
书中记录的主要时段是1912-1949，作者将之称为动荡的年代，大发现的年代，是大师辈出的年代。
1912年，大清朝落幕，中华民国成立，首先是北洋政府被国际上承认为合法政府；1928年，蒋介石的南京政府被国际上承认为合法政府；1949年，蒋介石跑去了台湾。
不知道大家想过这样一个问题没有，动荡的北洋政府时代尤其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特别是1937年后的八年抗战时期，为什么反而会是一个“大发现的年代，是大师辈出的年代。”
2012年1月18日,南方报业网刊有一文《抗战时民国政府教育财政支出仅次于军费》，作者叫侯杨方，男，1970年5月10日生，江苏泗阳人。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著作颇丰，目前属于主流中国学者。
文字摘要为“抗战期间，国民政府财政极其困难，但仍然将巨款投向了教育，对大中小学生全部免除学费，甚至提供食宿，教育经费在财政支出中仅次于军费，居政府财政支出的第二位。”
禁不住让我想起2018年在剑桥大学经济系访问学者时，与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系）访问学者李晓霞教授的一番交流，她提出和研究的问题之一就是“为什么抗战时期反而有那么多的中国学者赴海外交流，当时的国民政府在其中承担了什么样子的角色？”
侯杨方在《抗战时民国政府教育财政支出仅次于军费》一文中写道：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当年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学家和工程师颁发和追授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这23位国家功臣被称为“两弹一星”元勋。当检视这些元勋的简历时，会发现一个惊奇的现象：他们当中有多人的大学生涯是在抗战时期大后方度过的，随后出国留学。在艰苦卓绝的全民抗战时期，这样一批科技精英、国家栋梁是怎样集中培养出来的呢?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战前中国共有高等院校108所，其中91所遭日军的轰炸，财产损失巨大，25所院校因此被迫停办，继续维持的仅有83所。教职员工和学生的数量也急剧下降，财产损失更高达3360余万元。而此时，由于日军占领了中国最重要的财富来源地东南沿海地区，中国政府因此失去了占全部财税收入一半以上的关税，加上军费开支急剧上升，财政状况极为窘迫。一些政界、教育界人士极力倡导实施战时非常教育或国防教育，主张将一切正规教育中断，高中及大专院校停办，师生员工应征入伍，共赴国难。
针对于此，蒋介石在1939年3月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训词中，提出了“战时教育需作平时看”的观点：“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丢却了基本。我们这一战，一方面是争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于此时期改造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该看到战后。”
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有计划地将大学迁往内地，沦陷区90%的高级知识分子、50%以上的中级知识分子和37所高校都转移到了大后方，这是一个奇迹。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被迫迁入云南，由北大、清华、南开组合而成的“西南联大”，不但培养了大批理科人才，也造就了很多文学上的顶尖人物。
抗战期间，由中学到大学毕业，完全依赖国家贷金或公费的学生，共达128000余人，这其中就包括了“两弹一星”元勋钱骥、姚桐斌、邓稼先、程开甲、屠守锷、陈芳允、任新民、朱光亚、王希季等9人，还有李政道、杨振宁这两位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据侯杨方统计的数据显示，八年全面抗战期间，全国专科以上高校增加了33所(31%)，教员增加了3623人(48%)，学生增加了41575人(99%)。中小学教育也全部免费，学龄前的儿童入学率从战前的43.4%上升到了胜利前的76%，初等学校学生数量几乎是战争爆发后的2倍。在职业教育方面进步更加明显，在校学生人数由战前的7000人增长到了25000余人。
在教育规模扩大的同时，国民政府也重视大学的科学研究。教育部于1938年特地拨经费给国立大学，令其恢复因战争而停办的研究所，恢复招收研究生，并酌情增设新的研究所。时任驻华参赞的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认为：“这七年间的科学进步与贡献，比起过去30年来，在质在量皆有增无减。”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还选拔了1566名的自费或公费留学生赴美国和欧洲各国，其中包括了后来的“两弹一星”元勋王大珩、黄纬禄、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彭桓武、屠守锷、郭永怀等8人，超过了“两弹一星”元勋总数的三分之一，另外还有杨振宁。
当时在国外还约有2500名中国公费、自费留学生，其中家乡沦陷，断绝了经济来源的约占60%，国民政府决定拨款给予资助，总计数额达数十万美元(留美中国学生月津贴75美元，当时美国教师的平均月薪不过120美元)。抗战期间教育经费在国民政府的财政支出中仅次于军费，居政府财政支出的第二位。
教育是百年大计，是一个国家复兴和富强的根本。正因为教育是百年大计，教育投入不可能在短期内就见到成效和回报，因此对教育的重视和投入是政府有无远见、是否负责的试金石。
《荒野上的大师》一书的作者是资深媒体人张泉先生，作序推荐的是“中研院”副院长、史语所原所长黄进兴先生，用黄进兴先生的话说“《荒野上的大师》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档案资料，广泛阅读了各种回忆录、论文和专著，让我们可以更清晰地回望一代大师走过的路。”，因此，我们可以把这本很好读的书当做纪实书。
阅读这本书，会让我们禁不住想起茨威格写就的那本书的书名——《人类群星闪耀时》。
《荒野上的大师》，记录的正是中国天空的群星闪耀，他们的名字是陈寅恪、丁文江、李济、赵元任、傅斯年、贾兰坡、梁思成、林徽因、梁思永，还有胡适、梅贻琦、吴宓等等，他们的后来命运就不多言了，书中的颇多划线足以说明数以万计阅读者的心境和唏嘘。
书中写道：赵元任最终回到美国，成为享誉世界的“汉语语言学之父”；李济后来前往台湾，成为被遗忘的“中国考古学之父”，以及后辈李敖口中“最后一个迷人的学阀”；陈寅恪和吴宓则选择留在大陆，他们像当年的王国维一样宣称，“我不能走”。
“我不能走”的代表人物陈演恪和吴宓二人的命运就不讲了，书中关于建筑师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命运显得要平和些，就来听听。
1967年，他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在病中，他依然主动阅读大量揭发材料，希望能跟上群众的步伐，把自己视作尘芥一般，他写道：“如果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我情愿被批判，被揪斗，被‘踏上千万只脚’，只要因此我们的国家前进了，我就心甘情愿。”
1972年，梁思成孤独地闭上了眼睛，在城墙倒塌的尘埃中，他所钟爱的故城早已面目全非。
林徽因在风暴来临前的1955年病逝。林徽因的墓碑是由梁思成设计的，他在碑上只留下七个字“建筑师林徽因墓”。可惜，哪怕这菲薄的、完全无害的七个字也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毁去了。
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一书的序言中写到：“在这本书中，我们将在不同时代和领域里回顾那些宛若星辰般永远散射光芒，普照暂时黑暗历史夜晚的群星闪耀的时刻”。
是啊！“无论怎样的时代都有落幕的一日，星河终将消逝，人们各奔前程乃至生死陌路，过往种种都被时间稀释。”
作者张泉先生在书的最后一段写道：
街市永是流驶，世事不断轮回，他们经历的困惑，未来的世代仍要面对并做出抉择——是信仰科学还是迎合权力，是融入世界还是闭门自守，是努力恪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还是甘做附庸，究竟该如何选择，似乎不言而喻，但在现实中，所望与所求常常相悖。许多事情听来都是常识，可惜，当人们真的需要做出选择时，最先舍弃的往往就是这些最基本的准则与常识。
“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是陈演恪写给投河自尽的王国维的颂句，虽经百年，今日读之却如“新”的一样，因为这似乎已经成了国人永远追寻、却如夸父追日一样的永远近在咫尺却终还是无奈倒地的惆怅和无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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