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政权稳固之后，统治者首要关注的是政治体系的巩固与稳定。作为北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历史学家，同时也是儒家思想的典型代表，司马光的“治国之道”极具代表性，堪称中国传统治国理念，特别是儒家治国之道的典范。
一、司马光的统治秩序理念
中和之道
中和之道构成了司马光哲学思想的核心。他坚信所有事物的发生与发展都必须遵循中和之道，无论是个人修养、安身立命，还是国家治理，都离不开这一原则。司马光主张士大夫应以“中正”为行事准则，顺应时势，进退有度。他强调，事业的成功同样离不开中和之道，即保持事物内部矛盾的平衡与协调。
司马光认为，阴阳相互作用的平衡状态即为中和，又称“冲气”。他推崇中和之道，注重矛盾的一致性，维持矛盾的平衡与和谐，但并未否认矛盾的差异性。他将“礼”视为中和之法，“仁”视为中和之行，乐以中和为本，政以中和为美，刑以中和为贵。中和之道无处不在，万事万物皆受其制约与支配，是宇宙万物形成与发展的普遍规律。
敬天爱民，审慎处理人事
司马光对于“天”的理解复杂且微妙，他在天命问题上持有微妙的态度。本质上，他并不相信天命，认为天地只是自然界中最大的物体，无意志可言。然而，他也提出了“天人互助”的思想，主张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协调天人关系，以实现最佳效果。这一思想既与刘禹锡的“天人相胜”思想一脉相承，又提出了“天人共济”的观念，从而完善和发展了荀子在天道观上的天人相分思想。
司马光认为，在封建社会，人民借助天命论和天人感应学说，可以略以助政，达到忠君抑君的目的。这一思想为他的礼治理念提供了理论支持。他强调学以致用，认为学者贵在实践而非空谈，贵在有用于世而非无用之谈。
二、司马光的君主观念
人君五才论
司马光在研究历代君主后，根据才能的高下，将君主分为创业、守成、陵夷、中兴和乱亡五类。他认为，创业之君和中兴之君是雄才大略的上才之君，能够自主治理国家；乱亡之君则是无法挽救的病入膏肓之徒；而中才之君是可以通过教育和引导来改变的。司马光认为，大部分君主都是才能平平的中才之君，期望他们能守好祖宗基业即可。如果他们能够勤政爱民、居安思危，那么在众人的帮助下，守住祖宗的基业是绰绰有余的。
治国三要——“选官、奖赏、惩罚”
司马光认为，治国的关键在于用人之道与赏善罚恶。他强调官员素质的重要性，认为再好的法令也需要人来执行。他主张推行任人惟贤的组织路线，德才兼备者方为贤才。他进一步阐述了“德”与“才”的关系，认为“德”是“才”的统帅，“德”是第一位的。司马光主张通过实践去发现和评价人才，坚持“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原则。他的治国之道包括了“一道、三德、五才”的内外相结合的理念。
三、司马光的社会秩序观念
“王霸无异道”的统治理念
司马光认为，君主在建立政权后，应采取合理的形式来统治国家，建立稳定的统治秩序。他提出了“王霸无异道”的统治理念，认为王道和霸道只是手段的不同，王道偏重于仁、明，霸道偏重于明、武，但二者的根本目的是相同的，即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司马光以历史事实为例，证明了霸主也需要取信于民，行仁义之道。
以礼治国，宽猛相济
“礼治”思想是司马光统治秩序理念的核心。他坚信“人有礼则生，无礼则死”，礼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交往的准则。司马光极其重视礼治在教化和治国中的作用，认为礼治是传统治国方略的关键内容。他主张以礼治国，宽猛相济，通过礼教来引导人们的行为，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结语：
司马光的治国之道以儒家的“内圣外王”为核心，基本原则是以礼治国、以人为要、以民为本、以史资治。他注重阐释儒家的礼治、人治、民本等外王治道，提出了以礼治国、以人为要、以民为本的原则。通过史学经世的传统，他坚持以史资治的原则，以史为镜，总结历史上的治国之道，为封建帝王治国平天下提供历史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