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文章 | 论违约方延迟履行违约责任的法律后果——基于一个仲裁案例的分析

实践中，对于是否应该支持延迟支付违约金的利息，各方观点不一，下面分别加以简要评析：

（一）不予支持

对于追究违约责任的“违约责任”持否定态度的主要观点有以下三种： 1.合同已经解除，违约条款已经不再适用，更谈不上违约金的利息了；2.协议中已经约定了违约金的数额，该数额就是B公司违约时所需赔偿A公司的数额，若A公司再主张迟延支付违约金的利息有重复适用违约责任之嫌，加重B公司的违约责任；3.利息是一种法定孳息，孳息的产生应该依附于原物。而在判决或裁决作出以前当事人的违约责任并未产生（即一方当事人是否应该按合同约定支付违约金尚处于争议状态），也就是说原物尚未形成，那此时更谈不上孳息了。

笔者认为上述拒绝支持延迟支付违约金的利息的理由均有不妥，以下逐一评述：

第一种观点认为合同解除，合同中违约条款便不再适用。笔者认为此种观点不能成立，理由如下：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二条第八款规定，合同解除后，当事人主张违约金条款继续有效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八条的规定进行处理。《合同法》第九十八条规定，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根据上述规定，合同解除后，合同中约定的违约条款可以比照合同中的结算和清理条款来处理，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所以合同解除后合同中约定的违约条款仍然适用。其次，不支持要求给付违约金与合同法立法目的不符。合同法的立法目的是鼓励交易，鼓励甚至奖励守约，而不是鼓励违约。在因违约导致一方行使解除权的纠纷中，常常存在非违约方的损失难以计算或者损失过小的情况。如果非违约方不能主张违约金给付请求权，违约方往往就会规避义务，主动表示要求解除合同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以促使对方行使解除权。因此，主张违约条款在合同解除后不再适用只会导致更多的人违约，并从自己的违约行为中获得不正当的利益，交易秩序将会处于极度的不稳定之中。这显然与合同法目的并不相符。

第二种观点认为若支持迟延支付违约金的利息有重复计算违约金之嫌，会加重违约方的责任。笔者认为此种观点不能成立，理由如下：合同约定的违约金与迟延支付违约金的利息是基于两个不同的违约行为而产生的违约责任。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作为卖方的B公司先后出现了两次违约行为，第一次是没有如约交付货物，根据双方于2009年6月21日签订的协议中的违约条款，B公司这一违约行为导致的法律后果是其须承担向A公司支付协议约定违约金的违约责任；第二次是怠于履行支付上述违约金的义务，而迟延支付违约金的利息则正是B公司怠于履行支付违约金的行为——即第二次违约行为所导致的法律后果。因而，二者是针对完全不同的违约行为而产生的违约责任，并非重复计算违约金或加重B公司的责任。

第三种观点认为主张违约金的利息为法定孳息，原物尚未形成（即一方当事人是否应该按合同约定支付违约金尚处于争议状态），所以不能支持迟延支付违约金的利息。笔者认为此观点亦不能成立，理由如下：首先，前述案例中A公司针对迟延支付违约金主张相应利息，这里的违约金与利息并非原物与孳息的关系，这里的利息并非依照“原物——孳息”理论由违约金派生而来，而是B公司迟延支付违约金的这一新的违约行为而招致的违约责任，其产生的原因是“B公司迟延支付违约金”的这一具体的违约行为。其次，退一步讲，即使是“原物——孳息”理论适用于前述案例，案例中所涉的“原物”——“B公司应向A公司承担未如约交货的违约责任”也已经产生，并非“尚未形成”。前述案例中，A公司主张的违约金是B公司未如约交货这一违约行为而导致的法律后果，即在未如约交货这一违约行为出现之后，A公司和B公司之间即产生了以“未履行部分的40%”这一定数额的金钱为标的物的债权债务关系，而这一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的前提仅是合同法中关于违约责任的规定、前述案例协议中关于违约金的约定以及B公司的违约行为，而与是否经过司法或仲裁确认无关。法院或仲裁机构的裁判过程仅是针对双方当事人对于法律事实和法律关系的不同的主观认识（即争议），通过质证、开庭等程序还原法律真实，从而厘清并统一人们对于客观行为导致的法律后果的认识的过程。法院或仲裁机构的裁判行为，是对既有法律关系的确认而已，而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责任均系一定法律事实的结果而绝非任何机构的裁判所创设。

（二）支持：

对于追究违约责任的“违约责任”持肯定态度的主要观点有以下两种： 1.根据《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78条“如果一方当事人没有支付价款或任何其他拖欠金额，另一方当事人有权对这些款额收取利息，但不妨碍要求按照第78条规定可以取得的损害赔偿”的规定，前述案例中A公司有权要求B公司赔偿延迟支付违约金的利息损失；2.根据公平合理原则，前述案例中A公司有权要求B公司赔偿延迟支付违约金的利息损失。

 上述两种观点，在法律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裁决书选编（1995-2002）》、《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裁决书选编（2003-2006）》中都可以找到真实的仲裁案例。

关于第一种观点，笔者认为若合同适用的法律是《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则依据前文引述的第78条有关规定，支持关于延迟支付违约金的利息的请求是有依据的。

关于第二种观点，即在合同适用的法律不是《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而是中国《合同法》的情况下，仲裁庭依据公平合理原则支持关于延迟支付违约金的利息的请求，笔者认为也是合理的，理由如下：首先，公平合理原则作为民商法领域的一项基本原则，已在包括我国在内的各国民商事立法中有所体现。我国《合同法》第五条明文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其次，无论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法律原则都是司法者用以救济、补充法律漏洞的基本机制。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适用法律原则作为裁判依据正是法律原则发挥其效力的主要方式之一。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最高院的如上规定正是我国司法实践中运用公平合理原则作为具体案件裁判依据的真实写照。第三，适用法律灵活是商事仲裁的显著特点之一，在仲裁中除了当事人约定适用的法律以外，商人习惯法和一般法律原则也是常见的实体法渊源。特别是在当事人对实体法没有约定或所涉实体法对相关问题约定不明的情况下，仲裁庭依据商人习惯法和一般法律原则对个案进行裁判正是其行使“自由裁量权”的体现。第四，前述案例中B公司延迟支付违约金的行为，打破了当事人之间原本均衡的利益关系，使得A公司的利益受损。这种情况下，仲裁庭源引公平合理原则支持关于延迟支付违约金的利息的请求，是对双方当事人间失衡的利益关系的补正，是维护法律公平、正义价值理念和正常市场秩序的有效举措。综上，鉴于公平合理原则已为我国《合同法》确立为适用于合同关系的法律原则，运用这一原则进行个案裁判既符合国内司法实践，又符合国际商事仲裁惯例，并且可以实现个案中的公平、正义，因而笔者认为在适用中国《合同法》的前提下，仲裁庭依据公平合理原则支持关于延迟支付违约金的利息的请求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