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无云万里天——口述南怀瑾》是温州南怀瑾人文公益基金会、温州南怀瑾书院编辑出版的首部有关南怀瑾先生的口述史。本书通过三十余位南师亲友、学生弟子口述实录，展示了南师的家国情怀、大师风范。本书于2022年纪念南怀瑾先生逝世十周年之际出版。应广大读者要求，在温州南怀瑾书院微信公众号开设专栏逐篇刊发，以飨读者。
今日刊发李慈雄先生口述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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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慈雄，1956年出生于中国台湾。台湾大学电机系毕业，美国斯坦福大学总体经济系统工程学博士，斯米克集团创办人兼董事长，上海悦心健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恒南书院创办人、山长。
李慈雄先后在世界银行、AT&T公司、波士顿咨询公司任职，1988年由波士顿咨询公司派驻中国，担任世界银行委托贷款项目的国营企业工业改造项目经理。1989年，李慈雄创办斯米克有限公司，是90年代上海第一家台资外资企业。1993年设立了悦心健康集团的前身上海斯米克建筑陶瓷有限公司并担任董事长至今。
2007年，斯米克在深交所上市，后更名为悦心健康。作为南怀瑾先生身边重要的学生，李慈雄从大学开始就跟随南怀瑾先生学习、受教。从台湾到美国，再到香港、上海，南怀瑾后半生的各个重要时期的日子里，都有李慈雄常慰膝前。
李慈雄也是南怀瑾一众学生中，践行积极入世、实业报国的代表之一。在南怀瑾的劝说和鼓励下，上世纪80年代末，李慈雄从美国回到祖国怀抱，在上海创办斯米克集团，这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上海第一家台资外资企业。可以说，李慈雄和他的斯米克集团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他是中国第一批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成长和发展起来的企业家之一。
2021年的7月，恰逢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在这个举国欢庆的日子里，在上海恒南书院、斯米克集团总部采访李慈雄，无疑有着特别重要的深刻意义。
在采访之前，书院同事马可带领记者参观了恒南书院。相信来过恒南书院的人，都会对这里建筑独特的设计及建筑内所包含的丰富的文化内涵，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有别与传统书院的古色古香，恒南书院的整体风格更偏于西方哥特式建筑，高耸、直立。教堂式的高挑拱形门窗，有充足的阳光穿射进宽敞、悠长的回廊，显得庄严、贵气。而建筑里面的装饰却是中西合璧的，融入了更多中华传统元素。
哥特式回廊尽头就是恒南书院大堂。大堂中央，有一幅巨大的“鱼藻图”令人叹为观止。这是明朝画家缪辅的传世之作，被烧制在斯米克瓷砖巨片之上，“鱼藻图”的两边是苏东坡的对联“斗酒纵观廿一史，炉香静对十三经”。文气、豪气、霸气占全了！
马可介绍说，当时恒南书院快建好了，大堂要有镇堂之宝，南怀瑾先生就让人送来这张“鱼藻图”，是一件故宫里的复制品。南怀瑾问李慈雄：“能不能用你们斯米克瓷砖的工艺把它烧成很大的瓷画？”李慈雄就说：“好，我们研究一下。”不久，瓷画烧制出来，效果出奇的好，南怀瑾先生又亲自为这副“画”选配对联，从此，成就了恒南书院大堂的镇堂之作。
鱼者，余也。既是寓意“年年有余”，也是告诫凡事“留有余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留有余地更是一种智慧：登上高台，得留梯子，转身才能下得了台；人情能够留一线，日后也才好再相见；树与树之间，留有间隔余地，才能长得更大；人与人之间也要保持距离，才能减少摩擦、纠纷······
李慈雄则在导读《历史的经验》中结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南怀瑾先生生前所授，对这幅《鱼藻图》所包含的“留有余地”给出了这样详细的“含义解答”：“这幅《鱼藻图》是有很深内涵的，我们中国人看到一条鱼，往往就想到年年有余，其实没有那么简单，这其中就包含了刚才我们讲的本分的哲学、“留有余”的哲学。第一点， 做人留有余地，厚道一点；第二点， 做事留有余地，多考虑一点；第三点， 南老师再三讲的，才能和学问要留有余。他说以前的大官，下朝之后，换下朝服，首先进书房去念书的。一日不念书，怕自己面目可憎，只有不断学习，学问才能不断上进。所以他说，你有十分的才，做八分的事，恰如其分。假定你只有七分的才，要做十二分的事，那是力小而任重，自己会很辛苦，而且会害了事情。所以我们讲‘留有余’很重要的是才能和学问要留有余。这个才能和学问不只是念书，包括像我们今天这样的研讨，包括大家彼此的交流，能够相互砥砺，都是学问。第四点，钱财要留有余，有资金可以周转，不要因为一毛钱，压死英雄。第五点，时间要留有余，这也是南老师生前经常讲的，一个领导假定太忙了，没有时间思考，那他绝对不是好领导，身为领导一定要留时间给自己思考全局。
所以，我说这‘条’鱼是南老师送给我们书院的镇院之宝，左右两边是苏东坡的对联‘斗酒纵观廿一史，炉香静对十三经’则代表经史合参的意思······”
南怀瑾对恒南书院、对斯米克集团的期望和美好祝福尽在此“鱼”图之中。更为匠心精巧的是，巨型“鱼藻图”之下，大堂中央的吧台，被设计成一个巨大的“鱼篓”，似乎是为腾空跃起的“鱼儿”随时做好接应、保护。
马可还带着我们参观了禅堂、南师墨宝馆。无论设计构思与布局布置，无不凝聚着李慈雄的良苦用心和对南怀瑾先生的景仰和追思之情。
终于见到了李慈雄。
眼前的李慈雄，中等身材。洁白的衬衫，略略挽起袖口。虽然带着近视眼镜，但他一双眼睛深邃、炯炯有神。李慈雄看起来，更贴近一位儒雅、学识渊博的学者，而不是企业家。只有与他进入深层次的交流，他那双洞悉世事的眼睛，才会流露他纵横驰骋商海及资本市场的不凡气度和不留痕迹的果敢。
在上海生活了30多年，李慈雄乡音未改鬓毛衰，他讲话慢条斯理，语音语气依然带着比较容易识别的台湾腔。他带来了一本他在台湾出版的《生命升华的探索》，这本书收录了他对南怀瑾先生的怀念文章，以及他创建恒南书院以来在书院内外的部分演讲和随笔，作为我们本次采访的重要补充。
我们的访谈从他当时年少初识南怀瑾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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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听说您早年在台湾大学就读的是电机系，一个物理生为何会对南怀瑾先生的学说产生那么大的兴趣?李：我从小就对物理科学很感兴趣，总想探索宇宙、大自然的奥秘。所以，我最初是从物理科学入手的。大一、大二期间，我很醉心于物理科学，看了很多很多这方面的书，可是，越到后来，我越发觉现代科学没有办法解决和回答我心中的关于宇宙奥秘的很多问题。尤其是当读到爱因斯坦晚年亦信宗教，我就开始反向思维，反过来去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希望能在传统文化中解开一切困惑。去见南老师之前，我其实已经看了很多诸如新儒家之类各门各派的书籍。书虽然看了不少，但仍未能让我信服并解开我心中的诸多困惑。我有一些高中和大学的同学，跟我一样，也有这方面的追求，他们比我更早地慕名拜访了南老师，并拜在他的门下听课。听课后，同学们之间会相互交流，他们都说南老师很特别，很有智慧。第一次去南老师那里，我其实是陪一位高中挚友去看病。我有一个很要好的高中同学，得了一种奇怪的重病，治疗过程很曲折，也很辛苦，看了很多医生，没什么效果。后来听说南老师可以治疗这样的怪病，所以我们就专程陪他去见南老师。在看了那位同学的病后，南老师问了我的名字及情况，突然对我说：“你可以学佛。”那个时候，我对佛学没有丝毫概念，就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你有慈悲心。”没说几句，老师又说了一句：“那个能知道我在说话的是什么吗？”我傻傻地楞了几秒，似有所悟，我点点头。老师看着我说：“你没有真懂！”南老师很慈悲，经过他的治疗，包括针灸、吃药，也包括单独谈话，同学的怪病竟然慢慢好了。我们都很佩服南老师，想到纯粹靠科学解答不了人生的疑惑和宇宙的困惑，我就下定决心要去南老师那里学习中华传统文化。打工抵学费，扫洒应对原来蕴藏大学问
记：您在一些回忆南先生的文章里说，大学时期，您跟南老师学习，一直是在南老师那里打工抵学费，能详细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吗？李：因为陪着挚友到南老师那里看病，前前后后跟老师有了一些交往，加上我对自然科学有了新的认识和一点觉悟，我就下决心要跟南老师学习，当时就和同学陈世志跑去东西精华协会找南老师说明来意。我记得那是一个周六的下午，南老师听我讲完，点了一根烟，怡然自得地吸了一口，深深地看着我，慢悠悠地、似带开玩笑地对我说：“我这里是要交比较高的学费的。”我父亲是一名公务员，我们就是一般的工薪家庭。家庭收入很有限。父母亲要照顾我们三个兄妹、把我们培养长大、供养我们上大学，也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就对南老师实话实说：“我父亲只是一般的公务人员，我下面还有弟弟妹妹，我不忍心、也不可能再跟父母亲要钱支付额外的学费。”南老师没有马上说话，他就坐在那里一直看着我，我们对视了足足有一分钟。他大概是看到我没有被他吓住，他吸了口烟，笑着说：“你可以来打工抵学费。”说这话，他是很自然的，也很慈祥，并没有刻意强调学费。李：南老师当时在他自己办公的地方有开小班，讲《论语》《孟子》等课程，是有收一点学费的。像我这样全心投入跟在他身边的同学也有不少，但是，南老师对其他同学有没有收费，我真的不清楚。他跟我说，“打工抵学费”，也不是很正式的，他其实也是半开玩笑，就看我诚心不诚心。我当时就问：“真的吗？打什么工呢？”他就说：“你可以洗杯子，扫地啊，抹地板啊，扫厕所，帮忙接待倒茶。”我的家教比较严，这些家务事，我从小在家也经常做，所以我马上就回答：“这些我可以做。”南老师又问：“你真的愿意做啊？”我说“愿意做。”他就问：“你什么时候开始呢？”南老师的教育是很活泼、随机的，会在他的教育方法里测试一个人的诚意，并给予给人机缘。我说：“报告老师，今天就开始。”他就说：“那好，让朱博士安排你们打扫卫生，扫完了跟我报告。我会来检查。”那天下午，我和陈世志清扫了差不多两个小时，南老师果真带着白手套来检查，我们是不是打扫得很干净。他的态度既轻松，也严肃。那时候的南老师是穿长袍的，他就蹲下身去，检查马桶内侧，是不是都洗干净了。还有玻璃杯，他会拿起来放在太阳光底下照，检查上面还有没有留下唇印的痕迹。因为他那里客人多，玻璃杯也多，洗的次数也多。他一番检查下来，整体还算及格。但他说，你们还能做得更好。结束的时候，他请我们喝茶、吃点心。走的时候，他还主动问我们：“下一次，你们什么时候来？”我就说：“我们下礼拜六再来。”就这样，我们就每个星期都会很固定地到他那里去。李：这样持续了很长时间。我们先是帮忙做事，老师那里客人很多，我们就帮忙接待、给客人倒茶。老师那里的茶壶不像我们现在已经经过改良的小茶壶，倒茶很方便。当时他那里的茶壶是大的，很重，手不稳，茶水就会倒在外面。老师当着客人的面就会笑着批评：“这些所谓的台大高材生连茶也不会倒！”我们听了很惭愧。这实际上就是中国的传统教育，他就从最普通的洒扫应对这些小细节里面，看你们是否用心下功夫，看你们是否能虚心接受。可惜，这样的教育现在都没有了，现在的老师都没有这样的耐心去教学生，是不是？而学生也没有这样的耐心和诚心跟老师这样地学。现在的很多学生，你如果叫他洗一次厕所，结果他就跑掉了！当然，现在的时代不一样，很多实际情况也不一样，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这样的过程是很受教的。就在这样的不经意之间，把事情做了，也学习到了。再比如，我们站在一旁，听他和客人的应答，很多学问就包含在里面，不需要正儿八经很严肃地上课。达官贵人士夫走卒，南师有教无类
记：你在东西精华协会帮助做事，当时，南老师与国民党的哪些政要、文化界、宗教界人士交往密切？李：我知道南老师有跟很多大人物有交往，但我当时只是一个学生，不怎么参与。当年南老师办东西精华协会，有教无类，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士夫走卒。实际上很多人还有一些误解，感觉和南老师来往的都是达官贵人。其实上，有些有权有势的人来，他见都不见的。南老师与人交往，他从来就不是看他们的名气和地位，他们是否有钱也没有关系。我记得那时有一位先生，天生听力失聪，讲不出话，就是一个哑巴。每次他来，南老师可以放下所有事情，很有耐心地跟他对答好几个小时，直到他满意回去。跟随南老师很久的人，包括以前的计程车司机，后来都变成很有成就的人。我说的“成就”不是说赚了很多钱，当了很大的官，而是说修行修养各方面有成就。这样的人，在南老师那里大有人在。社会上存在这样的误解，人们只看到南老师身边来了有钱的、有地位的、有名气的人，其实他身边更多的是幕后无私贡献、默默无闻修行的人，这样的人其实更伟大。从南老师交往的人讲到在他身边“供养”的人，“供养”其实不止是钱财，钱财只是很小的一方面，全身心投入，把自己所有的时间和心力贡献出来，那也是最难得的。有些人捐了钱，就觉得自己了不起，其实，捐钱真的没什么，贡献时间和心力才是真的了不起。南老师在台湾早期的那几年，经济上是很紧的，但精神上，他是很自在的。他写《楞严大义今释》，是怎么完成的，你知道吧？当时，他在台湾有两个小孩，一个抱在手上，一个在摇篮里，他一只脚在摇着摇篮，一只手拿着笔在写。你说他辛苦吗？是的，他是很辛苦，但他心里面是很坦荡，很自在的。南老师这样的修养和境界，他才不会在乎世俗的那些东西！第一课《史记·货殖列传》受益终生
记：当时，南先生是怎么给您排课的？您对南先生的排课满意吗？听说南先生开始教您的第一篇文章是《史记·货殖列传》，您觉得南先生讲课有什么特点吗？当时是如何理解的？李：老师从来没有给我正式排过课，他的教诲，从来都是很自然的。我在他那里打扫了几个月后，有一天，他对我说：“慈雄啊，下周给你讲讲《史记·货殖列传》。”他叫学长把《史记•货殖列传》印出来交给我们，说：“你们先回去准备，下礼拜上课。”我当时心里还在想，我是来跟您学习宇宙、人生大奥秘的啊，又不是来跟你学做生意的！当然了，既然老师要讲，我就听呗。这是做学生一个很基本的态度。作为学生，既然拜了老师，一定要信任老师，老师一定有老师的道理！后来通过学习就明白，一篇《史记•货殖列传》，司马迁其实把人生、出世、入世的道理都讲通了。里面有很多道家的处世哲学、很豁达的人生观。他不只是教你怎么样做生意，而是教你人生道理。老师的课现在网络上也有很多，你们都可以去听听，要说他讲课有什么特点，那就是寓教于生活，寓教于谈笑风生，随机指点，很灵活、很生动，也很风趣。那天打扫完卫生，南老师就开始讲《货殖列传》中陶朱公的故事。陶朱公范蠡可以说是中国的商圣，他帮助勾践复国，后来他感觉勾践只可共患难，不可同安乐，就溜掉了，身后留下很多美丽的传说。传说他和西施逃到太湖，事实上他是逃到山东陶地那一带做生意去了。他就靠预测大众商品的走势，赚了很多钱，又全部施舍掉了。从从政到从商，他三聚三散，都很有魄力。老师特别讲过陶朱公儿子的事情。他有一个儿子在楚国犯了法，要被杀头。作为父亲，当然很难过，就准备派小儿子装了千金去营救。结果他的大儿子跑到陶朱公太太那边去哭诉，说：爸爸竟然不相信我，弟弟都要被杀头了，那么重要的事情，不派我去，竟然派小儿子去！陶朱公实在拗不过他的太太，只好派大儿子去了。陶朱公的小儿子出生时，家里已经非常富裕，平常挥金如土习惯了。而大儿子从小跟着父亲创业，是能吃苦耐劳，但并不舍得花钱。陶朱公心里明白大儿子此次去事情会办砸，所以早就有了收尸的准备。他的大儿子拿了陶朱公的名片去拜访楚国宰相庄生，送上千金。庄生收下后让大儿子尽快离开，可是大儿子不听反而住到一个贵人家听消息。过了几天，庄生说服楚王大赦天下。大儿子从贵人那里听到了这个消息，就想：我弟弟本来就可以出来嘛，这钱不是白送了嘛！他就跑去找庄生，无非是“你没有什么功劳，我送您的东西要还我喽”。这个大儿子，从小跟着陶朱公很辛苦地打江山，一点一滴累积出财富，自然就在乎钱财。其实人无好坏，无非经历不同而性格相异。庄生大怒，第二天又去跟楚王讲：有人说我之所以建议大赦，是因为我跟陶朱公有交情，那就不好赦了，其他人照样大赦。结果陶朱公的儿子就被斩了。老大就带着钱和弟弟的尸体回来了。陶朱公太太很难过，可是陶朱公很平静。因为他早就料定是这个结果了。他说，小儿子去，他不会吝啬钱财，就能救下人，而老大惜财就害了弟弟！《货殖列传》重点不是教你怎么做生意，而是有太多人生的智慧，包括人情世故。南老师讲课，不呆板，他就是通过这样生动的典故，教我们做人要懂人情世故，不管你出家也好、在家也好，做生意也好，从政也好，乃至做学问也好，都一样的。不懂人情世故，绝无有大成就。这就是南老师给我们上的第一堂课。后来，老师的《论语别裁》在台北出版了，当时老师成立老古出版社，由古国治担任第一任社长。我因为自己念《论语别裁》得益甚多，又看到老古需要销售收入，就和当时师大的杜忠诰帮忙推销。几个月下来，卖出了几千本！我后来经常开玩笑说：“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推广南老师的书，恐怕最后一份工作也是推广南老师的书吧！”与美国教授探讨人类发展与心灵福祉
记：您是何时去美国留学的？在斯坦福大学读博士期间，攻读的是什么专业？这个选择跟南先生有联系吗？李：1980年，在父母亲的支持下，我到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的专业叫做总体经济系统工程学。就是自己选的专业，说起这个系，学的东西挺多、挺杂，就像吃一顿中国菜，一下子上来七八道菜，吃饱了，你问我吃的什么菜？还真记不得了。当时出国留学，南老师是很鼓励的，他跟我说：“你应该到外面看一看。”我自己当时的动机很单纯，就想看看西方的社会与经济是如何运作的，想学习西方人文与思想的根本。因为有心深入了解美国各方面，所以除了念书外，也到世界银行、美国国会所属的东西中心、美国电力研究院工作及实习。念书期间，碰到两位很关心并照顾我的教授，一位叫哈门教授，一位叫邓恩教授。他们都在美国经济大萧条期间吃过苦头，对人很体谅及厚道，且看得很远。其中哈门教授后来还写信给南老师，探讨人类经济发展与心灵福祉的问题。南老师当时回信给他，开宗明义地说：“美国现代各种经济学说皆是站在一国的经济发展立场，没有根本站在全人类福祉的立场，来设计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模式。”在美国念书期间，因南老师的介绍，认识了萧明瑾，后结为夫妻。岳父一家和南老师很早就认识，两家人有往来，所以，我太太很小的时候就认识南老师了。记：您的岳父萧政之将军曾是十方丛林书院“特别班”的班长，您是否了解岳父和南先生是怎样的一种交情？为何会如此推崇南先生？在您岳父眼里，南先生是怎样的人？李：岳父一直称呼南老师为“南先生”，跟南老师是亦师亦友之间。南老师比我岳父还大两岁，他对南老师是很尊敬的。他在社会上确实有一定的影响力，给过南老师一些帮助，他跟南老师的关系就像古书里说的，是不言而喻，彼此惺惺相惜。他们这种交情呢，是真交情。记：台湾当年“十信案”发生时，南先生是如何看待当时的形势的？他有给过您岳父一些忠告或建议吗？有关记载说，您岳父入狱后一直喊冤，但他出狱后却潜心国学佛法，这跟南先生是否有关联？李：“十信案”一事，我不大了解，当时我已经出国读书了。岳父也从来没有跟我说过此事。这是上一辈人的故事，我不好随便问。两个老人既然有如此深的交情，当年肯定是有深入的交流的，至于他们之间讲过什么话，不足与外人道也。连我也不见得知道。总之一点，我的岳父萧先生对家国情怀是很深刻、实在的，对南先生是很敬重敬仰的，对国家民族前途，也是很关心的。正因为共同的家国情怀，他们才会走到一起来，包括他们对人类身心、生命健康的探讨。南老师后来开的好几个大课，实际上就是我岳父想问南老师的问题。早于“十信案”以前，岳父就已经在学国学和佛法，更早于在跟南老师办十方丛林书院之前，他就一直有这方面的学习和研究。记：您在美国的那些年，刚好南老师也到了美国，你们往来密切吗？李：1984年，我从斯坦福大学毕业，加入了美国电报及电话公司，工作地点在新泽西州。后来，南老师到达美国华盛顿了，他希望我迁到附近工作。1986年，我特地调到华盛顿地区工作，后来在美国安家买房子，都离他很近，那段时间，我们几乎每天见面。记：南先生在1987年让你离开美国回大陆做生意，他具体是如何说的？对于他的提意，你自己是怎么想的？听说您当时在美国有很好的工作、有自己的别墅，为何会放弃美国优越生活对南师的建议言听计从？李：南老师当时就讲了一句话：“中华民族要站起来，需要你们这些年轻人回去帮助建设，不要只知道躲在美国享受！”我们从小在台湾受教育，学历史，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因落后、贫穷所受的苦难，我们感同身受，这种家国情怀是深植在我们这一代心中的，当然后面也深受南老师的影响。报效国家这样的强烈愿望，也是南老师一辈子的追求，对我而言，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当我跟他汇报我的想法准备回到大陆怎么做时，他就建议我自己出来创业。当时我年纪轻，也没有多少积累，他就送了我很多“钱”。当然，这笔“钱”是带引号的。你想知道他送了我什么“钱”吗？（李慈雄的眼睛里突然绽放笑意，故意卖了个关子。）李：好，那今天我也转送你——是四个字：胆识+器量。他讲：“我没有钱送给你创业，我只送你这四个字，作为你创业的资本。”他解释什么叫“胆识”，真正的“胆”是建立在“见识”的基础上，你有见识、有真知灼见，你作为决策人，你的行为才会坚定不挠地往前推进。没有见识的“胆”，是维持不久的，所以核心是要有胆识。另外就是器量，你看历史上多少故事，讲的就是没器量成不了大事。这四个字就是我当时创业的资本。今天，我就把它送给你！呵呵呵呵······（李慈雄敞怀大笑。）为了回到中国大陆，我加入了波士顿咨询公司（BCG），作为第一批亚洲业务开创小组成员。1988年，我代表BCG负责一个世界银行援助上海工业改造的专案，于是，从1988年6月开始，我以上海为工作地点。南老师则搬到了香港定居、讲学。在南老师的鼓励下，1989年，我离开BCG，在上海创办了斯米克集团，中文叫中国工业管理及投资公司。那一年我33岁。1990年，我们全家从美国加州搬到了上海定居。记：您能评价一下自己与南先生的关系吗？是否可以说您跟南老师的关系就如父子一般?李：我从来没有说过自己“和南老师就像父子一样”这样的话。我就是南老师身边很一般的学生。他照顾我就像父子一样，但他也不是只对我这样，他对所有学生都是一样的，我也没有什么特别，就是和其他认真学习的学生是一样的。至于学生自己是怎么样的感受，怎么样回报他，是个人因缘不同而已。你要我表达对南老师的感情，我只能说，人世间的很多事情是描述不来的，能描述出来的话就不是味道了。创办斯米克集团引发“斯米克现象”
记：您在创业的过程中，一定碰到了很多困难，能讲讲创业故事吗？李：这个就说来话长。（李慈雄若有所思）等到我正式退休之后，我可能就会坐下来好好回顾，那就是厚厚的一大本书了，不过这是以后的事情。（1989年9月，李慈雄创办斯米克集团。斯米克是英文CIMIC的翻译来的，全称是China Industry Management & Investment Co.，中文叫中国工业管理及投资公司。后来因为太像中央的国营企业，所以取英文缩写CIMIC，翻译成斯米克。初期业务主要是与国有企业合资，投资初期对所参股国有企业体制改革的显著绩效在当时引发了解放日报普遍关注讨论的"斯米克现象"。经过30多年来发展，今天的斯米克集团成为集建筑建材、大健康事业、生活用纸、文化教育、房地产五大板块多元产业集团，旗下大健康板块“悦心健康”实现A股上市，生活用纸板块“洁云”也已经进入IPO上市辅导。 30多年的创业历程，充满了艰辛和濒临绝境的风险，斯米克度过了一次次融资危机、瓶颈困惑和大刀阔斧的转型。其间曲折、跌宕，正如李慈雄所说，那是一本“厚厚的”长篇故事。也许真的需要李慈雄自己所说的“坐下来好好回顾”，才能一一述说这波澜壮阔的30多年里，那些铭刻于心的潮起潮落。）记：您还记不记得南先生是哪一年提出“四项理念”的？当时给你们这些回大陆的投资者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您是如何理解并践行“四项理念”的？李：“四项理念”就是“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主义的福利、资本主义的管理和中国文化的精神”，南老师早在1987年居住在美国华盛顿时，跟我们这些在美国留学深造的留学生讲述祖国未来前途时，他结合当时中国内地的国情和自身的经商经验，提出的投资理念。 斯米克最早的业务主要是与国有企业合资，美国的摩根史坦利也看到了斯米克的潜力和经济利益，1993年还出巨资投资斯米克。但是南老师在1992年年底就提醒我说：靠与别人合资，一旦蜜月期过后会有问题，应走独资靠自己的路子，才是长期之计。他这话讲了三个月后，我去看他，他又问斯米克独资搞了没有，并很生气地警告：“不搞独资，以后会有大问题！”。南老师人不在我们企业中，却有如此的智慧及远见来关心和指导我们。幸亏当时南老师的坚持，否则我真不敢想像斯米克会变成怎么样子！记：作为外资企业，您在上海参与国企的改制改革是从哪一年开始？当中经历了哪些不容易的过程？您和您的外资企业收获了哪些国家政策红利？李：斯米克当时和国有企业合资时，确实引进了比较好的体制和机制，把生产力解放了。这不能说是谁收获了谁的红利，是相互获利。我们帮助国企释放了生产力，国家开放外资兴办企业，这是很大的政策，对国家、对企业、对外资都是红利。斯米克是1989年之后90年代上海第一家外资台资企业，假如不是有家国情怀，当时的情况之下，谁愿意并有决心和魄力做这样的事呢？最有福气的十年，每日得南师教诲
记：南先生在香港生活期间，您去香港探望他的次数多吗？在香港时期，您参与了哪些事情？南先生为家乡修建金温铁路，您协助做了哪些工作？李：在香港时，我也经常去看他，不过，那时候他也忙，说不上很多话。南老师建金温铁路的事，我没有参与，但是知道这回事。最后终于建成铁路，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记：2002 年，南怀瑾先生到上海定居时，哪些事情是您亲手料理的？听古国治、吕松涛两位先生介绍，您一直在资金上供养和支持南怀瑾先生的文化事业？李：从2002年开始，南老师移居上海，这是我最有福气的十年，能就近受教。每天晚饭的谈话及饭后的开示，就是最直接的受教。古国治大哥、松涛讲的也没有错，但是我做的这些事，根本不值得宣扬，不足以与外人道也。呵呵呵呵（李慈雄谦逊地笑笑）对不起啊，真的，有做什么都是举手之劳而已。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贡献。不要只看钱的捐助，南老师身边有很多默默工作的人，这些人也在支持南老师的文化事业，做着很大的贡献。包括像刘雨虹老师、宏忍师，不管是在家的、出家的，都在无私奉献，他们才是最重要的捐献和供养者。前天，我还去七都看望刘雨虹老师，刚好她过百岁生日，像她这样在南师身边工作了大半辈子的人，才是真正了不起的人！李慈雄与南怀瑾先生，摄于太湖大学堂
系统研习“禅与生命科学的认知”
记：2003年南先生曾在义乌举办了一场禅七，您有参加吗？您一共参加了几次这样的活动？您觉得那时的南先生状况如何？那次禅七有让您难忘的事情或情节吗？李：义乌举办禅七之前，2003年开始，因古道法师及本如法师闭关专修，南老师也为他们亲自讲述《达摩禅经》。对任何想拿自己身心作为实验的对象，解脱三界的束缚的修行人来讲，《达摩禅经》是一本很重要的实验法本，但一千多年来被淹没了。它主要所讲的是罗汉成就的二甘露门，那就是阿那般那（出入息）与不净观（白骨观）。在第一次完整讲述阿那般那后，南老师就考问我们，阿那般那的二个要点是什么？我连续回答了三次，他皆不认可，也不说破，要我们继续参。后来经过一个月，我听了他讲其他的事时，才恍然大悟：第一个要点是“观出息”！南老师笑着说：对了！这就是南老师的教育法，要我们自参自悟，才是属于自己的，否则还是属于老师的，属于书本的。南老师举办的禅七活动，我没有福气每次都有幸参加，但是那一次我有在。有时候，身体发生的变化是很难预料的，他在上课时的情况都是很好的。义乌那次活动很有意义，是纪念历史上一位很有影响力的人物傅大士。他是中国维摩禅祖师、弥勒化身，他一生未曾出家，而以居士身份修行佛道。2006年，南老师89岁高龄，移居江苏吴江的庙港（现在七都镇），创办太湖大学堂，随即马上举办“禅与生命科学的认知”研习班，这是我第一次深刻体会认识“知性”，并对阿那般那法门的十六特胜有系统性的了解。研习班结束前，南老师再三强调“饮食男女”对修行的重要影响，尤其“饮食不调”是修行人很容易忽视的大忌。“你那个地方建一栋楼，就叫南怀瑾研究院”
记：当年，南先生建造太湖大学堂，您回忆一下都遇到了哪些具体困难，都是怎么克服的？南先生跟您具体是怎么说的？李：建造太湖大学堂碰到的困难和问题方方面面都有，就好比你做顿饭，要买菜、洗菜、要切肉等等很多工序呢！有困难很正常，这些都过去了，不足以与外人道也。记：2006年，您提出在上海建造书院，当时是基于什么样的机遇？李：从传播文化来讲，上海当然会比江苏方便很多。当时的想法也很简单，南老师有各种朋友，想找他求教的人很多，上海有个地方会更方便。讲到这里呢，有一个小插曲。那天，我跟他汇报完我准备在上海建个文化基地的想法之后，他说帮我想想。第二天，客人都走了之后，他特地把我留下，跟我说：“你昨天讲的事，你就去办。”我就说：“好，那我就去办了。”我们师徒间平常讲话很简练的，直接了当，我呢也是说干就干。然后，他指点我说：“以后，你那个地方建一栋楼，就叫南怀瑾研究院。”这是他自己取的名字。我就说：“好。”太湖大学堂你去过了吗？那里都是低矮的平房，南老师希望我盖的研究院是高楼。在建筑设计的时候，我的确按照他的想法准备盖一栋楼，找了几个很有名的建筑师，但我总觉得不大对劲。后来，我们在高楼两边加辅楼，就是目前恒南书院这个结构。他看了设计图后，说：“蛮好啊！一边做讲课禅堂，一边是生活楼，中间用回廊串起来，蛮好蛮好！”你想想看，一个人在世的时候，会把一个地方用自己的名字取，是什么意思，你想过吗？李：实际上，他已经把话都讲完了！可是，我当时还没想过。当时，恒南书院还只是找地方的阶段。就是找这么块地也很有故事！我找了不少地方，都感觉不大对。后来浦江镇当地有人推荐我到那里看看，我就问：“那条路叫什么路？”回答说：“恒南路。”我又问：“那旁边那条路叫什么？”“江月路。”我心里突然就亮了！你知道，禅宗里面有一对联“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这是很美的意境，也是境界极高的佛家偈语。我就赶紧去看，一看就很喜欢。当时这个地方刚完成拆迁，对面有两条河，一条是三友河，还有一条东西贯通的，叫友谊河。东边到东海，西边到黄浦江，这两条河，一条是疏浚河，一条泄洪用的。南老师一辈子都在强调东西文化要融合贯通，这不正好是此寓意吗！很多人尤其南老师家乡温州人，叫南老师是国学大师，坦白讲，这是低估他了！他不是国学大师，国学只是他的一部分。他一辈子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弘扬东西文化的精华，在台湾，他就办过东西精华协会。我当时看着面前的那片空地和远处的友谊河，就笑了！这地方好像就等着我来干这件大事的！你看，恒南路、江月路，三友河、友谊河，天下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呵呵呵呵，（李慈雄欣慰地笑开了）这不会是巧合，就是冥冥中的安排，不然，你怎么解释呢？对吧？呵呵呵呵呵······（李慈雄又是一阵开心大笑。）记：建造恒南书院整个过程历经几年？有特殊而难忘的事情吗？南先生对这个书院有怎样的要求和期待？李：从2006年开始到2012年，差不多六年时间。南老师关心得很细，包括怎么开大门、里面的布局啊。原来大门是开在西北角的，他有一次打电话给我说：“慈雄，你过来。”像我们这种学生，从来不问他什么事就过去了。见到他，他就说：“你那个地方啊，把门从西北角转到西南角去。”我就说：“好！”他讲完这事，他说：“你可以回去了。”你知道当时上海到江苏庙港可没现在这么方便，一趟过去开车要好几个小时，就讲了五分钟的话回来。呵呵，你觉得这是浪费时间吗？其实一点都不浪费时间。还有，我们那位设计师在院子里设计了个喷水池，南老师一口就把他否决掉了！他说，你两边都是河，都那么多水了，还要水干嘛？！呵呵呵呵呵，是不是？南老师讲得有道理吧？呵呵呵呵呵······（李慈雄开心地大笑。）那个建筑设计师叫凯恩（中文名郑克耐），美国人，很可惜，两年前他已经过世了，我很怀念他。这个人很有情怀！他当时50岁出头吧，盖这个房子的时候，跟我们负责工程的汪总吵过好多次，都差一点“打”起来！建筑师都有自己的设计和建筑理念，在建设过程中，他总觉得自己的方案是对的，比如这条回廊这么大，周围又没有其他建筑，他说要改，我很支持他就改了。但是，再比如像禅堂，原来设计有一块突出来的圆顶，就像歌剧院的看台那样。我们越看觉得像剧院而不像禅堂，我就叫汪总把那块敲掉！凯恩就很生气，刚开始，我还从中协调，可是协调了两天我就受不了，我跟汪总说：“你自己找人跟他说吧，我不管了！”结果这个凯恩呢，来了个“五步曲”。第一步，他先是跟汪总商量，柔声细语地，希望我妥协听从他的意见；第二步曲，拍桌子，脸涨得通红，表示很生气，说我不干啦！带着威胁；第三步呢，站起来，很客气地跟你鞠躬；再不行，第四步，是跪下来求你；软的硬的都不行，最后一步是撞墙，你没有听说建筑师为建筑撞墙的吧？他是真的撞墙哦!这个人很特别，他对待自己的建筑设计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像你之前在七都碰到的登琨艳、还有这个凯恩都是很奇特的建筑师，他们都很有情怀，是个奇人！他哀求我们的汪总不要改动他的设计，如果不肯，他就下跪。汪总想这怎么可能呢，为了改动设计就下跪？！结果，他真的跪下来！见汪总不为所动，他就跪在工地里，用自己的额头敲地，当时地面还没浇上水泥，他把头磕得砰砰响，把大家吓坏了！这里的建筑就是这样吵吵闹闹建起来的。总体来讲，还算满意。我们满意，凯恩自己也很满意，所以，最后他和汪总还成为了好朋友。他们一个是从使用角度，一个是从建筑美感角度，各有道理，好的意见相互融合，就是为了建筑最后的完美呈现。现在，你可以在我们恒南书院的官网上查看到设计师介绍的，我们非常尊重原作者，凯恩后来还找了一张自己最帅的照片放在我们网站的介绍里。 2011年年底，南老师对我说：“慈雄啊 ，房子不重要，重要的是内容。赶快盖好，不要高速公路建好，车子却跑不动了！”后来楼盖好了，老师的房间、场所全部布置好了，没想到，老师却走了。我们一些同学就商量，这个地方就定名：“恒南书院”，作为永恒纪念南老师、弘扬南老师及古今诸圣贤教化的场所。![]()
上海恒南书院不忘南师教诲，自己讲课也兴办教育
记：南先生曾让您自己也出来讲课，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授课的？主要针对什么样的群体？李：南老师在世的时候，恒南书院快要盖好了，他可能是怕我偷懒吧，他就说：慈雄，你不要总是提供平台给我们，你自己也要出来讲讲课。他老人家的话要听，所以书院盖好后，我有陆续开班讲课。南老师在世的时候大概是在2008年的时候，就要我出来办国学班了。没有主要针对什么群体，都是开放的，随缘的，人数不多，比较小众的。除了收取一点场地开支，基本上免费的。像现在的《遇见南师》系列——南师著述导读12期，都是公益的。导读了《原本大学微言》、《论语别裁》、《老子他说》、《话说中庸》、《金刚经说什么》等十几本南老师的书。另外书院还有《易筋经》、《呼吸与身心健康》等课，这些课会象征性地收一点场地费。武汉的项目是我太太的妹妹萧永瑞担任董事长。我这个小姨子也很有心。所以，2005年斯米克美加集团就在武汉投资与武汉外国语学校合作兴办了这所现代化寄宿学校。这个学校有四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素质教育跟学历教育结合。现在一般讲到国学教育，就以为会影响到学历，其实，国学教育就是一种素质教育。强调素质教育，但不影响学历教育；第二个特点是国学教育和国际教育相结合，既有教学生打高尔夫球，也教学生跳芭蕾舞，既教学生怎么做绅士、淑女，也教学生怎么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你们去采访就知道，那里的学生对古文、诗词，都是朗朗上口的。第三个特点是文武合一，对体育、武术都很重视。第四个特点就是知行合一。什么是知行合一呢？老师和同学每天都要写反省日记，一开始的时候，家长很反感。可是，后来发现通过每天的自我反省，很多学生的行为有了改变，原来那些独生子女，在家里根本是不会做家务活的，经过学校的教育，回到家里，会自己叠被子、帮助爸爸妈妈洗碗干家务了。我们按照这样的理念办这所学校，办得好、办得久，不是偶然的。学校的校名“武汉外国语学校美加分校”也是南老师写的，校训“敬业乐群”也是南老师定的，希望勉励学子，要以“中国文化的古老智慧引领现代科技途程。”武汉外国语学校美加分校办得不错，得到了武汉各界和国家教育部的认可，“美加经验”被中央文明办点赞并向全国推广。还被评为“武汉市群众满意中小学，湖北省级文明校园”等。办教育一直就是南老师的愿望。他老人家在离世之前还提倡办两件事：一是跟女性相关的，办女子大学。他说中国的前途是靠女性，这个我目前还没去涉及。另外一个就是办职业学校，为此，南老师还提前取了名字的，叫“农工商科技职业学院”。2019年年底我们在武汉孝感临空经济区新建了湖北孝感美珈职业学院，规模也不小，占地800亩，规划为综合性高等职业学院，设立7个二级学院，30个专业，学院将于今年9月份正式开学了。“六字真言”南师最后的嘱托
记：南先生生病期间，您去探望时，他都跟您讲过哪些事情？李：南老师住院前，有过一次正式谈话。当然，他对我的“正式谈话”，也还是很轻松的。那是八月底的时候，他有跟我说以后要自己出来讲讲课，不要只提供场地，他说：“慈雄啊，第一个，你要谦虚；第二个，你要不断反省。这样，以后你就不会有事。”他讲了这两句话，就咳嗽得很厉害。我就说：“老师，您先好好休息，我过几天再来看您。”我正准备离开，刚走到门口，就听到老师在里面放开嗓门，大声叫我：“慈雄啊，你要用功！”他意思是我还不够用功。这是他最后交代我的六个字：谦虚，反省，用功。很实在的交代。今天，我也交代给你啦！呵呵呵呵呵·····（李慈雄意味深长地笑开了。）南老师“天下为公”的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他视天下人为子女，视子女为天下人。作为他的学生，就像你前面说的“如父子关系”，是的，没错。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做他的子女“他视子女为天下人”，是不好受的！比如说，在一起吃饭，南老师是大公无私的，子女好不容易见到他，还坐不上主桌挨着他，因为旁边有很多人要挤到他身边。他的子女都很了不起，都很谦虚，每次都默默地退到隔壁桌去坐。这是什么家教啊！他整个家族都很了不起！尤其是在老师走了之后，子女们成立南怀瑾文教基金会，把所有遗产，尤其是著作权、版权全部捐出来，包含音像内容等等，作为发扬、推广老师教化的一个基金。这样的胸怀有几人能做得到？！这就是他的家教！我认为，他的家教比我们这些不成材的学生要成功！（李慈雄拿出了一本南怀瑾的《佛门楹联廿一副》）送一本《佛门楹联》给你们。我再讲讲这里面的故事。1978年，我大学毕业还未服兵役当预备军官之前，南老师特地从台北到高雄佛光山，他去看望一位闭关的法师，我就陪他上山。上山的时候，看到新建的寺院很多大殿圆柱，还没有楹联，当时的星云法师就请问南老师能否提供几副佛门楹联。回去之后，南老师就在一个晚上写了这么多。这些佛门楹联很有特色，有空你可以看看、读读。说到星云法师，他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物。在台湾，以他一人之力，影响了好几百万人。我跟他有一点点小交集，就是因为陪在南老师身边，见过他几次。我也有看他的很多书籍。李：老师从来没有承认有一个学生。有一次开会，我说要做南老师的学生要有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他的学问，包括有形的、无形的皆通悟。以前我们在老师身边也常常看到，有些号称是念过老师书的，或者称南老师为“老师”的，南老师常常问他：“你既然称我老师了，但你问的这个问题某一本书中怎么讲说得出来吗？”有很多人没有真的念书，当然我也一样，没有真的通悟。第二个条件，既然道理都通悟了，还要真的实践。不管是你个人的修养，生命的升华，或者是对社会做的贡献。南老师特别强调见贤思齐，空言无益啊！所以，实践到位，更难！第三个条件，以前老师常常引用禅宗祖师的一段话，叫“见与师齐，减师半德；见过于师，方堪传授。” 我从二十岁跟他的时候，南老师就说，我们这个时代须向历史交卷的有两大课题：第一个，怎么整合科学、佛法、道家、儒家，包括哲学、各种不同宗教，不止是东方的，包括西方的基督教、天主教等各种学问，能够开创出来一条使人类摆脱唯心与唯物的迷惑的大道。当时，南老师创办东西精华协会，就开宗明义讲这个问题。第二个大问题，是怎么样能够发明或创造一个更符合人性的、让人安心、让人有幸福感的、更持续的社会与经济发展模式，而不只是靠消费、靠GDP成长、靠掠夺、靠麻痹，追求所谓的经济发展。当然这也是这几十年来世界各地的、各国的政府、包括经济学家探讨的课题。这两个摆在我们眼前的历史的大课题，我期待有人对这些现代的，也包括未来的，当然也是亘古的课题做回答，去对人类历史交卷。这两大课题，是南老师毕生追求的目标，也将一直成为我人生的方向与目标。采访时间：2021年7月2日
采访地点：上海恒南书院
采访记者：戴江泓
摄影摄像：李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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