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标题：Identifying Key Sources for Air Pollution and CO2 Emission Cocontrol in China
发表期刊：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作者：Yixuan Zheng, Wenxin Cao, Hongyan Zhao, Chuchu Chen, Yu Lei, Yueyi Feng, Zhulin Qi, Yihao Wang, Xianen Wang, Wenbo Xue, and Gang Yan
第一作者机构：Stat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Key Laboratory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Greenhouse Gases Co-control, Chinese Academy of Environmental Planning, Beijing 100041, China
发表年份：2024
中国正面临空气污染和气候变化的双重挑战，大气污染物与碳排放高度同根同源，为碳污协同治理提供了理论基础。不同来源的碳排放进入大气后影响呈现均一性，而大气污染物的环境影响则具有排放部门和排放区域的异质性。因此，识别减碳过程中能带来较大边际环境效益的排放源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过程中尤为重要。
针对以上需求，作者应用由详细的排放清单、化学运输模型、多源融合数据集和流行病学浓度响应函数组成的综合分析框架，系统评估了2017年中国30个省份和13个社会经济部门共390个排放源对PM2.5相关健康影响及CO2排放的贡献，逐一量化了各排放源单位碳减排的边际环境健康效益，识别出农村住宅、交通运输、金属、电力和供热部门为共同控制的关键来源，山东、河南等人口大省和工业大省被确定为重点协同控制区域，此外，该研究强调了将健康效益纳入制定空气污染和碳排放共同控制策略对改善整体社会福利的重要性。
图1：全国390个排放源对PM2.5相关健康影响及CO2排放的贡献
研究发现，特定源对二氧化碳排放的贡献与对PM2.5污染及其相关健康影响的贡献存在巨大差异，如图1所示，电力和供热部门对全国碳排放贡献显著（占比＞40%），是关键的降碳部门，但由于实行了超低排放改造，电力和供热部门对PM2.5相关过早死亡的责任相对较小(即占全国总数的14.1%)。而农村民用对全国PM2.5污染相关过早死亡风险的贡献为18%，但其对全国碳排放贡献相对有限。这表明控制特定部门排放的优先级与不同的政策偏好不直接相关，在优先考虑污染控制、碳减缓或污染-碳共同控制等不同偏好下，形成的治理策略将显著不同。
图2：全国300个排放源的单位碳减排边际健康效益
研究进一步分析了全国300个排放源的单位碳减排边际环境健康效益，结果如图2所示，不同排放源的边际环境健康效益差异可达近3个数量级。电力和供热部门一般集中在图的左侧，显示出减少二氧化碳的边际健康效益相对温和。然而，鉴于该部门对全国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贡献很大(即42.7%)，其对全国PM2.5相关健康负担的贡献仍然显著，因此电力和供暖部门应进一步减缓排放以保护公众健康。相比之下，农村居民源倾向于具有相对较高的CO2减排边际健康效益，集中在图的右侧。此外，交通运输源的二氧化碳减排也可带来相对可观的边际健康效益，如图右侧相关省级来源的聚类所示。作为全国范围内PM2.5相关过早死亡的显著贡献者(10.2%)，交通源的CO2排放量也相对较高，占全国总量的7.2%，这表明其在追求协同控制策略中的关键作用。总体而言，农村住宅和交通部门被确定为碳污共同控制的关键来源。此外，研究表明部门边际影响的省际差异也不应被忽视。
来源：E文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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