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现在小孩动不动喊“要躺平”,作家阿来:因为全是你们强加给他的规划

体娱   2024-11-01 18:26   四川  

很奇怪,明明是阿来的新书《去有风的旷野》分享会,话题却总会导向子女教育。这大概是当今社会最无从回避的焦虑,家长、老师和学生们注视着眼前这位作家,他的作品《一滴水经过丽江》被收录进中学《语文》课本,所以都希望他能给出答案。


“很惭愧,我没有做过《一滴水经过丽江》的阅读理解题。”阿来笑着答,“听说作家做自己文章的阅读理解只能达到及格分,我就不冒这个险了。”


“今天的孩子多‘卷’,我孙女的那个书包(多沉),老天爷啊,我从小学毕业以来从没读过那么多教材、做过那么多练习册。”阿来不由感叹,现在孩子们的成长是基于升学路径的强规划,对比起来,阿来是典型的“野蛮生长”、不受规划束缚的“跨界神人”。


在水电站开拖拉机时,不到二十岁的阿来哪里会想到,自己会在41岁成为当时的“茅盾文学奖最年轻得主”。“文学是什么?我那时候听都没听说过这两个字”。当《尘埃落定》屡屡遭出版社拒收,被告知“纯文学没有市场”的阿来从阿坝州当地的文学期刊社辞职,来到成都《科幻世界》“闯市场”,他也不曾规划自己从普通编辑到社长的路,更未料到《科幻世界》在他手里会成为当年全球发行量最大的科幻类杂志。


一路走来,阿来是拖拉机手、老师、主编,也是四川省作协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还是植物博学家、是救援志愿者……作家是主业,又是副业,他的人生路径经常在“规划之外”,但把每一场经历都看作认知世界、探索自我的过程。


《每日经济新闻》的读者是财经读者,他们也许很擅长炒股和挣钱,也许身居高位,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颇有建树,但说起子女教育,他们无不焦虑。“精英”的门槛越来越高,名校毕业的父母想让孩子拔尖咋就那么难?为了在有限的资源中获得更多优势,人们不得不进行无休止的努力和竞争,从小学开始就从早到晚刷题到底有什么意义?人生到底是轨道还是旷野?


2024 年,《每日经济新闻》迎来风华正茂的20岁,特别启动“智见未来——全球高端人物专访系列”,饱受教育内卷困扰的读者朋友们,不妨读读这篇阿来的讲述。阿来给不出你们孩子选科的标准答案,但他打开了一扇窗,让一丝旷野的风吹过,也许这就是文学的意义。


阿来 图片来源:三联韬奋书店


以下为阿来的自述——


17岁那年

我成为一名光荣的水电工程队拖拉机手


1959年,我出生在四川阿坝的一个村庄,海拔3000多米,十多户人家,两百多号人,当时很落后。


这十多户人家还不是紧紧挨着的,而是散布在一道20多公里的峡谷里。我小时候要去最近的一家——是距离我家3公里的舅舅家,中途会穿越森林、雪山,路上遇到的种种生命,会觉得这是另一个世界。


高原中的自然世界给我深沉的抚慰,甚至是一种无言的、如神一般的存在。对自然的一花一草,我有着特别的凝视和珍惜。


1966年,我上小学,连正式课本都没有,就看看报纸,因为交通问题,我们看到的报纸往往是一个星期前出版的。童年中的我们,奔走于自然旷野,带着弹弓打鸟。不得不承认,漫山遍野的“散养”很好玩,但疯玩以后,往往会觉得空虚。这种空虚,我从小就能感受到。而这种空虚,只能通过读书来填补。


到初中,我认识了3000多个汉字,大部分的书就能自己读了,甚至还能用它们来书写一些自己想表达的东西。好不容易读完初中,又遇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家里经济条件不好,我干脆放弃高中,回村寨帮父母干农活。父亲看到我回来很失望,说:“我们已经这样了,难道你一辈子也要这样?”


回乡劳动几个月后,突然得到一个消息:阿坝州水电站招工,我就报名,要出去修水电站。当时我16岁。


水电站的前半年工作属于强体力劳动,有一天我洗完衣服,坐着休息看报纸。工地二把手惊奇道:“这小鬼,能看懂报纸吗?”又看到我的帽子底写了“阿来的帽子”这几个字,他说这几个字写得好,“这小子有文化”。于是,他找来一本拖拉机的说明书,问我能否读懂?我说大概是懂的。他说,好,那你明天就去学开拖拉机吧。就这样,我在17岁那年,成为一名光荣的水电工程队拖拉机手。


开了一年多拖拉机,有一天我正在干活,有人在河对岸喊我:“你的中学老师姓曹,让我给你带个信,要恢复高考了,一定要去参加!”


阿来给读者签售《去有风的旷野》 图片来源:三联韬奋书店


1977年恢复高考时正值冬季,而水电站最要紧的施工期就是冬天。因为河里的水少了,要建大坝比在夏天丰水期容易得多,所以那时候的工作是连轴转,我半夜交了班,白天赶到县城去高考。大家都觉得我在闹着玩,没想到几个月后,录取通知书来了,我考上了。


教务处主任找我谈话

第一个警告就是免除我的班主任职务


我从师范学校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当一名中学老师,教语文。那时候我就对教语文有个怀疑,一篇1000多字的文章为什么要用3个课时讲?读一遍、多读一遍、再读一遍,不就完了吗?


我作了一个尝试,一些比较简单的课文,按规定要用一个课时来预习。我说不用预习了,就两个生字,大家用新华字典查就行了。我用一节课的时间来讲这篇课文,并且反复诵读。第二节课、第三节课,我就带大家读不同的文章,再选几篇古今中外相似主题的文章来比较着学。


坚持一个月后,学生们很高兴,效果也不错。但我违反了教学大纲,教务处主任找我谈话,第一个警告就是把我班主任的职务给免掉了。这就是“轨道”,一切按照规划来。


在县城里教书,我发现和我一批进学校的好几个老师都在写作。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和他们一起写。刚开始写时,人家调侃你是“作家”,有点讽刺的意思。


我30岁那年,出版了第一本书《旧年的血迹》。这本书出了以后,再叫我作家,我就慌张了。我对作家是有标准的,他们是托尔斯泰、曹雪芹、杜甫、马尔克斯,我身边也有些人被叫“作家”,我到底属于前者还是后者?如果我想入列前者,我要把自己的生命浪费在一个达不到的高峰上吗?


我完全停下笔,4年没有写作,我开始徒步。31岁,我走通了一条河,大渡河,几百公里,全是土。确实,我和无言的山水互相有感应,它的美我能发现。四年下来,我想我明白要干啥了。终于,1994年春天,我突然想写东西了——《尘埃落定》。


我很幸运在年轻时遇到了生命中两个最重要的主题:写作与行走。但这是我或者是谁帮我规划出来的人生吗?不是。客观说,那时候也作不了规划,因为你完全不知道整个社会将朝着什么方向发展。改革开放后,带来教育、经济的发展,每个人才有机会规划人生。我们当然欢欣鼓舞。


但我们中国人做事情容易变本加厉,自己给自己加码,自己没有实现的梦想,由家族把压力转移到下一代,然后强力给他们灌输他们的将来。


所以现在的小孩为什么动不动说“‘老子’要躺平”,就因为全是你们强加给他的,很少是他的主动、生命内在的驱动,他对这个世界真正的兴趣是什么?遵循规划和自主探索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在其中慢慢找到自己的热情和方向。


这样的人生

好像比完全在轨道中按部就班更有意思


1994年,我写完了《尘埃落定》,但到1998年才出版,中间被各个出版社退稿。有的出版社拒绝我的理由是:“你还在写纯文学啊?市场化以后,纯文学没人看了。”


市场化到底是什么?1996年,我索性从《草地》编辑部辞职,来到成都《科幻世界》杂志任编辑,我觉得这是个机会,不是要搞市场经济、自负盈亏吗?我就来真切体会一下,商业运作是什么。


阅读阿来的作品   图片来源:三联韬奋书店


市场化带来的风险是,所有的人都在考虑读者,但没人能描绘出读者究竟是谁。一些大学刚毕业的年轻编辑,总爱跟我讨论读者、雅俗共赏,我呵斥:“不准说!”有人还要说,我拉着他的领口,对着窗外的人民南路,我说这满大街的人,你给我找出来,读者是谁?他说找不出,我说那就得了,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从所有来稿中,力所能及地找出我们觉得好的作品。


刘慈欣的第一篇小说就向《科幻世界》投稿,一看这篇小说是处女作,我说写得好。一问,作者在山西娘子关的一个火力发电厂。这时我手里已经有几个不错的作者了。我觉得这些人将来有戏,我怕下面的编辑看走眼,就跟收发室的人讲清楚,说这个人将来寄来稿子就不经过别人了,直接给我。


因为做过作者也做过编辑,我更能理解写作。199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尘埃落定》。我很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我也经常和他们开玩笑说,你们的编辑文坛著名,不是因为发现了《尘埃落定》和《白鹿原》,是因为把《平凡的世界》拒掉了。


现在我的工作和生活重心虽然在城市,但我这个在旷野里长大的人,每隔一两个月就必须回到旷野中去。


曾经,我和朋友们一起去登山,我说难怪把徒步者称为“驴友”,可不就是“驴”吗?我们背着一个比自己脑袋还高的书包,装着帐篷、相机、巧克力,目标是海拔5500米。这中间途经了什么,大部分人不关心,我当时也是其中一员。直到一次我们在登唐古拉山停下来休息,我突然说,我今天不上去了,你们上去吧,我就在这扎帐篷。


他们说,你要干什么?我说我要趁今天这么好的光线,把我今天经过的花花草草都细细拍一遍。回来以后,我就给自己上植物志课程。我发现观察植物是多么有趣的事情,就有了后来的《西高地行记》《去有风的旷野》。


阿来的行走日志在抖音播出 图片来源:阿来书房


所以你看,人生不要有那么强的规划,有时遇到种种意外,反而很多惊喜。如果有太强的规划,太强的计划性,意外的欣喜或挫折,都失去了,而这在我看来,(这些)恰好是人生的巨大财富,这样的人生好像比完全在轨道中按部就班更有意思。


一辈子这么久

怕的就是该输出的时候,没有可以输出的


我在城市里的一天是这样的:早上五六点起床,在无人打扰的两三个小时的清晨里写作。到了9点,来找我的电话就多起来了。因为我还没退休,还有些公务。我到办公室就把门打开,有人进来就说事,人一走我就迅速投入作家的工作——读和写。我选择做这种非全职的作家,就要锻炼这种抗干扰能力。


因为讲杜甫、讲唐诗,又有文章收录进中学教材,我经常会遇到年轻学生和老师,和我探讨当下孩子语文教育的话题。很多时候,我不吐不快。


比如现在我们主张给孩子拓展阅读,这是我很认同的。但还有一些方法,我就不太主张,比如小小年纪就花很多时间练习写作。


写作是输出,人活一辈子活这么久,你还怕将来没有输出的时候?怕的就是该输出的时候,你没有东西可以输出给别人,是不是?


中小学正是吸收知识的大好年华,正是博闻强记的大好年华。今天我们总期待少年成名,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我倒是觉得写作是个厚积薄发的事情。几岁、十几岁的时候着什么急?现在多么好的脑子、多么强的记忆力。过去我上学时,一篇课文还没上完我就背得了。现在再让我背一篇课文,非得3个课时,效果还未必好。


所以要我说,就先训练记忆。所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在知识储备不够的时候,过早进入所谓的写作训练,这件事我觉得有待商榷。


阿来新书片段 图片来源:人民文学出版社


还有同学说,自己在考试时,写抒情文被扣分,老师说这道题必须写记叙文。你看我们的中学语文教育是不是有点怪?我从来不知道记叙文、抒情文有区别。


说明文的区分很明白,洗衣粉怎么使用、拖拉机怎么开、遥控器怎么换电池、退烧药几岁吃几片,这很好理解。但叙事文和抒情文怎么划断?中国的文学本来就是抒情和叙事熔于一炉的,杜甫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你说这是叙事还是抒情?是在描述一个景物,还是在抒发某种感慨?叙事和抒情是有机融合的,从来不是分离的。


记者 | 丁舟洋   实习生 | 杨紫晴

编辑 | 文多

(海报图片素材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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