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吉利大学当老师的时候，一次，我带学生去参加一个社会活动。
问答环节中，一位学生发言：“我是北京吉利大学的学生，我的问题是～。”
旁边某高校的人随口说到“一个破民办大学，有什么好说的！”
顿时，几位吉利学生的眼神暗淡了下来。
的确，也没有什么可以值得争辩的。
回到学校后，我们讨论了当天发生的这件事情。
最后，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此人以她的学校为荣，荣耀来自这所学校的前人所创造。吉利大学只有短短几年历史，还没有产生值得我们骄傲的事情，但吉利大学却可以拥有无限的未来。未来，就让吉利大学以我们为荣吧！
哦，清代龚自珍也说过这样的话：“科以人重科亦重，人以科传人可知！”
思路一转，大家振作了起来，看到了希望。
还有一次，我带十多位学生去清华大学参加一次全球企业抗艾联盟赞助的《首都大学生预防艾滋病系列演讲》–清华大学分场活动。我坐在嘉宾席上，旁边是清华大学心理学教授樊富珉和全球企业抗艾联盟副主席Michael等人。
易旻昊的激情演讲伴以其他学生的表演结束后，现场掌声雷动。
樊教授对我说：“你们北大的学生厉害，他们的社会活动能力和表现力都很强！”
我笑着对樊教授说：“我是吉利大学的董老师。这次活动的主要发起人和参与这次活动的人，大部分都是北京吉利大学的学生！”
看着樊教授惊讶的样子，我的心里有了一种特别的成就感。
北京吉利大学是一所很有故事的民办大学：
传说，1999年李书福出资80万元担任董事长，罗晓明出资20万元担任执行校长，靠着这区区100万，在短短几年里，一路跌跌撞撞，争争吵吵，他们玩魔术般地把吉利大学发展到了万人规模。
吉利大学建校时，关于学校标志性建筑图书馆的样式，学校领导反复讨论，拿不定主意。这时候，李书福从口袋里掏出了50美金钞票，指着上面的美国国会大厦说：“就按照这个样子建吧！”
于是，就有了号称吉利白宫的图书馆。
一次开全校大会，李书福问坐在旁边的罗晓明:“晓明啊，你说咱吉利多少年可以追上北大清华？”
罗校长说:“四十年吧？”
李书福:“晓明啊，你能不能让吉利三十年就追上他们，我可活不到四十年后～”
台下的我，听的是激情澎湃，大开眼界。
当年，我是抱着体验一番当大学老师的好奇心走进吉利大学的。
商学院袁礼斌院长对我说：“董老师，你可以教什么课程？”
“不知道啊，你看我能教什么课呢？”我带着点无所谓的态度却认真地回答了袁院长的问题。
袁院长又仔细地看了一眼我的简历，说：“你做过生意，又有着丰富的社会阅历。我们刚开设了商务策划师这个专业，还没有找到主课老师，你来当这个专业的负责老师吧，去寻找相关课程的代课老师好吗？”
我心里说：我的个天啊，老师都没有找齐，居然招到了两个班的学生，他们的胆量也太大了点啊，我真是开了天眼！！！
但，我欣赏这些带着闯王般特征的初期中国民营企业家的传奇故事。
他们给我上了一课，这是真正的MBA大课，是比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MBA更为真实动人的一课！
2006年，在北京吉利大学图书馆封顶的时候，我邀请联合国亚洲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秘书长金学株先生发来了一封祝贺信，后来，联合国电台还通过音频和文字报道了我的这个故事。
因为政策的原因，2022年北京吉利大学迁到了成都，改名为吉利学院了。
吉利这块风水宝地，现在成了北大新燕园的所在地。
特别遗憾的是，曾经被评为”中国最美图书馆第二”的北京吉利大学图书馆顶部圆形建筑，被前来接管这块土地的时任北大书记“Qiu水平”给削掉了！
不知道这是Qiu书记的文化自信还是不自信?
一天，散步的路上，我碰到了一个吉利老同事，就罗晓明时代的北京吉利大学和现在的北大新燕园校区，我们讨论起了一个问题: 它们两个谁更像是一所大学?
当年司徒雷登给燕京大学（北大前身）提出的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就思想自由程度来说，我们的结论是：北京吉利大学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大学。
当年在自由度较高的吉利大学里，我也做了许多值得回忆的事情：
我成功地把CCTV和BTV的许多节目录制现场变成了大学生第三课堂，帮助许多学生和社会建立起了密切的联系，拓宽了他们创业和就业的路径。张拓做起了影响力颇大的《观众网》，易旻昊成为联合国实习生，于晓波成为了联合国青少年艾滋病防治活动大使，也有好几位吉利女生通过校际联谊活动，成了“博士后”（嫁给了名校博士）。我帮助几位吉利老师获得了免费赴海外学习考察的机会，后来，我还协助吉利大学与北丹麦大学学院开展了深度合作......
一天和学生闲聊的时候，我虚荣心外溢，就拿出了马英九请我吃午餐的照片以及我和许多名人的合影，这却引发了一些学生的怀疑。
有一个学生对我说：“董老师，你那么NB，为何不去北大，却来吉利当老师？”
我对学生说：“我没有博士学位啊。哎，既然我去不了北大，你考不上清华，咱们都来到了吉利，何不做一点名留青史的吉利事呢？”
刚好，那天早上我从吉利校园广播里听到了一个消息说马英九父亲马鹤凌仙逝。于是，我灵机一动，就给一位名字叫马榕的学生社团主席说：”你不妨以你社团的名义给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发一封唁电，致敬马鹤凌先生。试试看，你们都是主席级别的，他回信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马榕半信半疑地做了此事。
几个星期后的一天，我去传达室查询我的信件(我常去那里当志愿者分发英文信件)，刚好看到了来自台北的一封信，收信人是”马榕先生”。
在教室里，我把此信转给了马榕小姐，顿时惊呆了马榕和她的一群小伙伴！
那天，我成功地把台湾政治人物马主席变成了吉利学生的邻家小马哥。
2007年的一天，学生王玮对我说：“董老师，您总是那么有激情的，我觉得您就像是一个奥运火炬手一样！”
“王半仙”的这句话点拨了我，经过一番不容易的申请过程，我成了2008年北京奥运火炬手。
后来，一位副校长把我叫到他办公室里，语气严厉地问我：“谁让你去申请奥运火炬手的，谁批准你成为奥运火炬手的？”
我答道：“哦，我是毛遂自荐的，是北京奥组委批准的。”
后来......
崇尚自由的我离开了吉利。
又后来，行动力强大的我创办了口号为“放飞童心远，安幼润天下”的安徒生教师奖。
谢谢副校长在我生命峡湾转弯处的那一脚油门！
其实，王玮和副校长都是我童话人生里的贵人，他们用不同的方式激励着我。
好了，借助吉利放卫星带来的这一波光彩，顺便打一个公益小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