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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7月19日，知名政治学和人类学家詹姆斯·C·斯科特辞世。斯科特在威廉姆斯学院获得学士学位，在耶鲁大学获得政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毕业后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任教至1976年，随后在耶鲁大学任教，担任政治学和人类学斯特林教授，他的研究涉及政治经济学、比较农业社会、霸权和抵抗理论、农民政治、革命、东南亚、阶级关系理论和无政府主义。
斯科特被广泛阅读的著作包括《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支配与抵抗的艺术》（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Hidden Transcript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国家的视角》（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等。
本文译自斯科特最新发表于 Annual Reviews 的文章：'Intellectual Diary of an Iconoclast'
原文：Scott, J. C. (2024). Intellectual diary of an iconoclast.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7(1). https://doi.org/10.1146/annurev-polisci-032823-090908
我已经逐渐偏离了政治学的轨道，但我也可以说是政治学逐渐远离了我。即便如此，被视为一名专家，我仍感到荣幸，或许同样荣幸的还有被人类学和历史学所接纳。我并不希望这成为一篇回忆录，更不想写成对我过去研究的辩护。不过我还是要破例讲我第一份在威斯康辛大学的工作，因为我确信它塑造了我的职业生涯。当时正值越南战争的高潮，我上了很多反对越战的课。当时我和爱德华·弗里德曼（Edward Friedman）一起开了一门关于农民革命和起义的课程。这个班有600名学生，其中60人认为弗里德曼和我不够进步。所以他们在每节课后出去写当天课程的批判，并在下一节课将其分发给其他所有学生。在这段经历结束后，我决定成为一名研究农民的学者。这促使我的思想进行大规模地重塑。我不得不阅读所有关于欧洲农民历史和运动的文献，如马克·布洛克（译注：原文为Marc Bloc）和A.V.恰亚诺夫（A.V. Chayanov）。我知道我必须住在农民的村庄里，我也知道对我来说很重要的是，要以研究农民为职业，那么我必须深入了解至少一种农民所处的社会境况。这并不容易，因为需要学习当地方言。这次田野调查的结果是一本书，《弱者的武器》，这是我第一次涉足政治学以外的领域。许多人告诉我，去一个只有七十户人家的小村庄是一个断送职业的举动——那是一个话题，一群人，但并非一门学科，没有人会对一个小村庄感兴趣。不过这本书的反响相当不错，我自然也很高兴我选择了一群人作为研究对象，而非一个假设或一种分析模型。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New Haven, CT: Yale Univ. Press. 1985我最近的两本书是关于农耕国家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兴起以及农业综合体最初是如何建立的 (Scott 2017, 2020)。我当下的工作关乎河流，既包括一般性的河流，也有特定的河流，缅甸的伊洛瓦底江。这些研究彻底改变了我的时间视角以及我研究工作中的时间尺度。政治学家有一整套时间度量尺度，包括一次选举周期或是一个人的寿命。我这些关于河流的书中，有一个主题是强调一切都在运动——想想地壳板块运动、银河系的时间尺度、地震——如果你等得足够久，就能发现一切都在运动。我们正以大约每百年一英寸的速度向欧亚大陆靠近。Against the Grain: A Deep History of the Earliest States. New Haven, CT: Yale Univ. Press. 2017另一个视角的改变，使我超越了民族国家局限的、多少有些武断的边界。因此，受范申德尔 (Willem van Schendel 2001) 工作的启发，我开始将东南亚的高地视为一个跨越七八个国家边界的独特区域，「佐米亚」。佐米亚不仅仅是一个生态区域，几千年来，它一直是那些为了躲避国家的税收、战争和瘟疫而逃亡至此的人们的避难所。这同样适用于湿地和沼泽。例如，弗吉尼亚和北卡罗来纳州边界上的大迪斯默尔沼泽，在南北战争爆发时大约容纳了6000名逃亡奴隶，他们在几十年的时间里陆续奔向这里。另一个例子是东南亚的「海人」，有时被称为「海上吉普赛人」，他们大多生活在船上，在岛屿之间游荡，寻找从海中采集的商业产品。这里的关窍在于，有许多不同的空间构造，都比单纯的国家分界更有意义和力量。这些构造中有些本质上是环境性的：例如，分水岭、高地地区、三角洲或沼泽。这些构造在地理区隔的意义上，更有可能对居住于此情境中的人们的生计和生存产生巨大影响。类似的区域还有，比如沿河流延伸的河流区，以及在生计、运输和生活方式方面自成一体的平原区。我完全理解国家边界划定了具有巨大权力的政治单位，后者是国际政治中的主要参与者；但太过重视这些相互争夺的殖民国家之间划定的、往往是人为造成的边界，无助于了解那些可能生活在跨国边界、但与邻国共享地理环境的人们的生存境况和需求。在我在马来村庄的一年半时间里，我发现抵抗无处不在，但几乎总是采取最不危险的形式，以规避当局的危险报复。我们在「准民主」环境中工作的人知道，组织公共可见性的社会运动是可能的，这也可能导致抗议，因此，查尔斯·蒂利 (2016, p. 298) 列出了识别政治运动作为社会运动的必要标准——它必须达到一定的成员数量，必须有一个名字，有官员，通常还有一个社会运动推动的立法计划。然而，大多数人并不生活在这样的条件下，从历史上来看这些条件也相当罕见。因此，抵抗的形式往往需要规避危险的报复，以最大限度地确保抵抗者的安全。然而这类运动实际上也可以像更公开的社会运动那样取得一些成果。我举一个马来西亚的例子。当伊斯兰什一税（zakat）被修改后，税款将直接上缴到州首府，且不再像以前那样在自愿基础上在村内再分配时，受到了广泛抵抗。反对意见存在，但没有公开抗议——没有游行，没有向政府请愿。对什一税的反对采取了暗中破坏的形式，通过削弱其实质内容来进行抵制。例如，上交给地方官员的大米几乎总是质量最差的，而且大米袋里被掺进石头以增加其表面上的重量。此外，每个人都被要求申报他们耕种的面积，以确定他们应缴纳的什一税数额，而几乎所有的农民都少报了实际耕种的面积，以减少应缴纳的税款。不过地方当局明白什一税极不受欢迎，想要保持声誉的地方官员也不去打击这种少报耕地面积的行为。这样的结果是悄悄地瓦解了伊斯兰什一税制度，同时始终避免了政府的报复风险。这一切都是在对什一税的反对者风险最小的情况下完成的，没有任何正式的社会组织，没有公开的抗议活动，也没有与当局的公开冲突。我想补充的是，这种抵抗形式在非民主环境中很常见，但它往往被社会科学家认为太微不足道，他们更在乎在民主社会中进行的公开的社会运动。有时这种抵抗会采取公开但象征性的形式。尽管它们可能隐藏在完全合法的日常活动中，但仍被理解为抵抗。我举一个例子：在波兰戒严快结束时，团结工会运动非常强大，有一些象征性的抗议让政府头疼不已。政府的新闻广播在晚上6点进行，但成千上万的人们决定在此时走出家门。一到新闻广播开始的时候，他们就会走到街上，反戴着帽子，散步半小时，直到新闻广播结束。散步是合法的，当然，更没有法律规定不能反戴帽子。然而，你可以理解，这对反对戒严的波兰反对派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士气上的鼓舞。政府对此的反制措施是强制实行严格的宵禁，要求人们在新闻广播期间呆在家里。没过几天，波兰反对派就找到了一个应对办法。既然他们不能在新闻广播期间上街，他们就把电视机放在窗台上，将他们认为充满谎言的新闻广播音量调到最大，播放给街上唯一的人群——安保部队。正如你所想象的那样，尽管它在短期内并没有改变权力动态，但这也是对戒严法反对派的一个巨大的士气提振和象征性胜利。我的观点是，这种隐蔽的抵抗形式为未来抗议活动提供了原初的材料，并且在实践这种抵抗的人们之间建立了团结。这是除了最勇敢的人以外的所有人的退路——如果那些害怕失去自由甚至生命的人想要公开抗议的话。如果我的观点有任何需要再补充的，那就是我们应该用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待那些文化的、玩乐性的和半隐蔽的抵抗和颠覆活动，这些活动也触及最重要意义上的政治。在所有公共活动和公开抗议危险重重甚至致命的社会环境中，重要的是将自己的分歧伪装在足够隐蔽的形式中，以至于当局无法起诉某一个人，但大多数旁观者都能理解其具有颠覆性的内容。这种抵抗是对于几乎没有法律保护的主体表达能动性的方式。如果我没有用大把时间和村民们（无论贫富、政治观点是否相左）交谈，并聆听他们对自己行为的描述及其期望的效果，我一点也不会了解这些情况。我想在这一点上强调民族志的方法论。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人们会做他们所做的事情——毕竟，这正是政治学所追求的——那么询问他们认为自己在做什么，就是有意义的。他们所说的可能并不完全真实，或者是误解的。也就是说，他们对自己行为的解释值得仔细审视与分析。另一方面，傲慢自以为是地认为我们根本不需要问他们认为自己在做什么，这相当于在背后偷偷做社会科学，这是不可接受的。任何关于人们为何做他们所做的事情的解释，如果没有考虑到他们认为自己在做什么，甚至不配被称为社会科学。我担心我可能给人留下了自视甚高、甚至傲慢的印象，这远非我的本意。我在20世纪60年代在耶鲁接受训练，当时一切都浸淫在实证主义之中，我也陷入了我的老师们的意识形态。我想我的幸运之处在于，我在马来西亚花了一年时间进行田野调查，与官僚打交道，和民众访谈，这与我的导师、耶鲁大学的罗伯特·莱恩在他著名的关于政治意识形态的书中对美国公民所做的研究一致（Lane 1962）。按照正统的方式，我继续成为一名优秀的年轻政治学家，研究腐败和机械政治。沿着这些方向，在20世纪70年代初，我在《美国政治学评论》（APSR）发表了两篇文章。也就是说，到70年代初，我的轨迹还是一名标准的，寄希望于获得终身教职的政治学者。我非常幸运，这是我和全球南方的缘分的开始，我在马来西亚待的这一年也这对我找工作有帮助。否则，我可能不会在威斯康星大学获得职位。凭借我的第一本书（脱胎自我的毕业论文）和一本关于腐败的短篇，我在威斯康星大学获得了终身教职，这让我能在智识选择上放松下来。就在那时，越南战争闯进了我的视野。我深入到反战工作中，并决定，如前所述，致力于研究世界历史上最大和最重要的阶级：农民。在马来西亚一个稻作村庄生活了一年半的选择彻底改变了我。我最初的想法是研究与稻米收割机械化以及外来者拥有的联合收割机进入有关的阶级冲突。我的前提是，这将是一项标准的马克思主义阶级冲突研究。但我发现情况完全不同。对联合收割机的反对是激烈的，但很隐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发现了，或者说揭示了日常形式的农民抵抗进程。对于习惯于研究美国及其他民主国家公开政治进程的人来说，这确实是一个提醒。我的船驶向了不在政治学标准研究路线上的陌生港口。这需要熟悉新的文献，以及对农业和农民生活有更广泛的地理范围上的兴趣，这超出了我之前的预期。幸运的是，一些政治学家认为我的研究并非毫无价值，他们鼓励我继续研究。我可能需要独自驶离政治学的航线，但有同事认可我所采取的迂回路线的价值，总是令人鼓舞的。当然，许多人认为我完全放弃了这个学科，但我不认为《国家的视角》这本书不直接以国家项目为中心，尤其是民族国家。接下来的两本书是对深渊性的未知领域的大胆飞越。第一本书名为《逃避统治的艺术》(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2010)，解释了东南亚高地人群长期以来如何成功逃脱被收编进国家和被征服的命运。我特意阅读了大量的档案材料、人类学文献和历史运动的记述。历史是复杂的，但它清楚地表明，山地居民并不像山谷居民通常认为的那样，是一群没有发现白米种植、佛教和文明的人。他们实际上是数百年来逃离国家、赋税、征兵、徭役和瘟疫的一群人。关键在于，他们不是一个前文明群体，而是一个后文明群体，他们拒绝了许多由国家管理的低地人的诸文明。在这里，我受到了皮埃尔·克拉斯特尔（Pierre Clastres）开创性著作及其《反国家的社会》(Society Against the State, 1987) 的启发，书中论述了许多所谓的拉丁美洲石器时代人群并不是未开化群体的幸存者，而是离开了文明的人，因为狩猎、采集和其他形式的农业生存方式并不繁重，并将西班牙人定居地与强制劳动和疾病相联系。这完全改变了文明阶层的叙事，这种叙事中文明程度取决于你在纳税的低地文明中融入的程度。这些社会因其生活在艰难的地形中，保持了一定程度的独立；种植不易被国家或税收征收者夺取的作物，即大体上是根茎类作物；我认为，他们在必要时分裂成越来越小的群体，这使得国家越来越难以将其纳入统治范围。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Hyderabad, India: Orient Blackswan. 2010第二次飞跃几乎是一个意外。我被邀请在哈佛大学办坦纳的讲座课，报酬很丰厚，而我刚好完成了前面提到的那本书。我很珍惜在完成一本书后的那段自由阅读的时间，因为我不需要专注于什么对我的论点有帮助或有损害。坦纳讲座的行政人员们要我决定马上接受，否则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因此我必须在接下来的5个月内做点什么。我挠了挠头，最后想到一个主意，我可以我在十年前的农业研讨会开始时所作的讲座，这些讲座描述了植物的驯化以及第一批村镇、城邦和城市的建立。我一直在努力使这些内容与时俱进，但我意识到许多内容并不完全准确。我认为可以在三个月内修改这些讲座，使其对学生来说更加准确和启发性。因此，我全身心投入到过去15到20年的考古学和古典历史研究中。令我错愕的是，我一直以来教授的内容里，大部分实际上是错误的。我不得不重新开始设计我的课程，因此我的讲座本质上是对我无知的报告，并且我所教的现在被认为是错误的。在接下来的三到四年间，我重新制定了这些讲稿，使其更准确，更有信息量。我发现在我们遇到主要依靠农业生活的村庄的至少4000年之前，植物驯化就已经发生了。我受到的教育告诉我，一旦我们驯化了植物，我们就会立即并愉快地定居在固定的田地上。这错得不能再错了。固定田地上的种植需要繁重的劳动，通常在有更容易的生计方式时，这种劳作方式就会被放弃。文献中的另一个假设是，一旦我们发现驯化的植物，它就为我们提供了在一个地方定居和生活的可能性。这个假设就是我们想要做的事情。然而，证据表明，每当我们强行将像牧民、猎人和采集者这样的流动人群推入固定定居点时，我们都会发现自己陷入了一场小型战争。也就是说，人们自然地想永久定居在一个地方并非理所当然。无论如何，这段阅读时期让我以革命性的，和不同于我在学校时所学的方式，理解了所谓的新石器革命。关于做政治学研究我还有一点想说的。当我完成博士论文时，我意识到这篇论文实际上缩小了我的智识视野，以至于让我变得比最初开始研究时更愚钝了一点。意识到我并不确定自己在分析什么后，我决定进行更广泛的阅读，以开阔视野。我认识到，就像我确信许多同事也已经认识到的一样，政治学家并不是唯一能够处理特定主题的社会科学家。在我理解农民时，我努力学习历史、诗歌、民间文化以及农民文化的各个方面。这非常重要，我还将范围扩展到小说和回忆录，并进行了比在政治学范围内可能进行的更全面的农民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这些各种资料来源（不限于社会科学）中往往布满了我未曾想到的惊人见解。我逐渐形成了一种理解这一过程的方法。如果你只阅读政治学中心的材料，你很可能只是反过来复制「中间派」的政治学，而几乎没有其他可能性。因此，在你开始写书或文章之前，尽可能广泛地撒网，博采社会科学以外的见解。我想，你会惊讶于那些非社会科学家所收集到的洞见，这些珍贵的见解是我的思想要汲取的原材料。由于广撒网，我从民间传说、小说和其他来源中发现了数十个见解。我最喜欢的「宝石」之一是一句牙买加谚语：Hit a straight lick with a crooked stick.对从属民族整体文化的理解，我对潜隐的、伪装的以及公开的「剧本」的概念全部来源于此。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Hidden Transcript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Clastres P. 1987. Society Against the State: Essays in Political Anthropology, transl. R Hurley, A Stein. Princeton, NJ: Zone Books Lane R. 1962. Political Ideology: Why the Common Man Believes What He Does. Glencoe, IL: Free Press Scott JC. 1985.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New Haven, CT: Yale Univ. PressScott JC. 1998. 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New Haven, CT: Yale Univ. Press Scott JC. 2010.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Hyderabad, India: Orient Blackswan Scott JC. 2017. Against the Grain: A Deep History of the Earliest States. New Haven, CT: Yale Univ. Press Scott JC. 2020. In the praise of floods. Facing the Anthropocene Luce Lecture, Duke Univ., Durham, NC, Feb. 10 Tilly C. 2016. Social movements and national politics. In Statemaking and Social Movements, ed. C Bright, S Harding, pp. 297–317. Ann Arbor: Univ. Mich. Press van Schendel W. 2001. Geographies of knowing, geographies of ignorance: Southeast Asia from the fringes. Paper presented at Locating Southeast Asia: Genealogies, Concepts, Comparisons and Prospects, Amsterdam, Neth., Mar. 29–31如需YUZH的相关帮助，请填写下方的表单并添加微信，我们将会分派顾问与您联系进行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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