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奥运会中的性别标准争议
巴黎奥运会女子拳击比赛中，阿尔及利亚选手 Imane Khelif 和台湾选手林郁婷先后被卷进性别争议，被指 2023 年因性别检测结果不合格，而分别被国际拳击协会 (International Boxing Association, IBA) 取消世界锦标赛资格和奖牌，这也再次引起了关于女子高水平体育比赛中性别标准的讨论。
IBA 关于取消 Lin Yu-ting 和 Imane Khelif 2023新德里世锦赛参赛资格的声明
高水平体育比赛中的性别标准，不可否认地是科学尤其是生物医学问题，生物医学研究成果也直接成为性别类别划分的依据。
与此同时，在女权主义运动与性别研究浪潮中，关于性与性别的两个术语（Sex 与 Gender）的讨论一直处于核心位置，映射到现实层面，这两个术语也在政治和法律话语中被交替使用，高水平体育赛事中的性别标准也更是关乎法律、政治和文化的复杂议题，体育中如何处理性与性别的复杂关系，需要更多视角来厘清。
“这一问题在精英体育界已经存在了一个世纪，但我们仍未能以统一的方式解决。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这一轮辩论，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具爆炸性的”。
杜克大学法学院 Doriane Lambelet Coleman 教授撰文梳理分析了这一事件，Coleman 也因关注高水平竞技运动中性别标准议题且著述颇丰而著称，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原网站查看。
Coleman 教授原文：https://quillette.com/2024/08/03/xy-athletes-in-womens-olympic-boxing-paris-2024-controversy-explained-khelif-yu-ting/
舆论爆发的三个因素
Coleman 认为这一次舆论爆发至少有三个因素的汇集：
一是这次的争议源于拳击比赛，而非跑步比赛，因而公众不仅关注竞赛的公平性，还关注身体安全和性别规范的问题。
譬如在过往的田径比赛中，患有性别分化异常（DSD，或大家熟悉的“两性人”概念）的南非运动员 Mokgadi Caster Semenya 在800米赛跑中获得过多次奥运和世锦赛金牌，但在2019年田径规则变更后，因其具有XY染色体和天然升高的睾酮水平被限制参与女子比赛——尽管她的法定身份和自我认同为女性。Semenya 曾就这些限制向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和欧洲人权法院提出上诉。
二是公众已经对XY运动员有过一定的了解。如上述患有DSD的女性田径运动员 Semenya 在2019年后无法继续在女子组别中参加中长距离赛跑，除非按照国际田联要求，服用药物以抑制睾酮水平；奥运历史上首位手术变性女运动员，新西兰举重运动员 Laurel Hubbard 曾参加2021年东京奥运会举重女子组比赛，Hubbard 参赛受到了国际奥委会的支持（参赛指南中说明，男变女的变性运动员需接受激素治疗，证明她们血液中的睾酮水平低于10纳摩尔/升，并持续一年后，可参加女子比赛），但这遭到了科学家们的质疑，因为这份指南几乎无法抵消经历过青春期男性的生物学优势，而 Hubbard 在35岁才完成变性手术。
三是围绕性别的文化战争的升温，且社交媒体将这一切放大到了极致。
奥运会「性别类别」的历史、医学、政治背景
要理解这一事件，Coleman 提醒我们需要先了解其历史、医学和政治背景：
首先，舆论中心的两位运动员都曾在世锦赛女子组比赛中获得奖牌，并且都曾参加过东京奥运会，她们在2023年遭到 IBA 取消世锦赛资格，因体内有 XY 染色体和高睾酮（“高 T”）水平，后者指睾酮水平超出女性范围。但值得注意的是，运动员没有接受睾酮检查，而是接受了单独且受认可的测试（通常被理解为基因测试）。IBA 因“隐私”原因未公布具体细节，但由于这一机构因“程序随意”和腐败，其检测结果也受到了国际奥委会的质疑。
男女睾酮水平随时间变化不同，在青春期之后，二者的范围不再有重叠
那么她们是否是跨性别者 (transgender)？跨性别通常指向自我认同问题，而她们都自认为女性。目前公众似乎将这一案例与上文所说的 DSD 类案例相提并论——类似地，患有 DSD 的运动员尽管仍与男性有生理差异，但青春期的发育以及此后身体内的激素水平，仍然可能使TA们在与女性竞赛时带有男性优势。
Khelif 和林是否患有 DSD，即便患有 DSD，是否会使她们失去参与女子比赛的资格？从目前各方证据以及奥委会的立场来看，暂无确切服众的结论，今年6月。国际奥委会还发布了一份语言指南，禁止在比赛中使用基于性别的语言来描述运动员，并明确要求对认同为女性的性别多样化的XY运动员给予明确的对待——她们就是女性；而生物性别测试的性别政治风险、不可信机构（指IBA）指出的高睾酮水平及其与法定性别（护照性别）之间的矛盾，至少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让奥委会改变对她们参赛资格的判定。
奥林匹克运动的政治同样直接影响了这个事件：首先是国际奥委会与IBA的斗争，后者恰好与克里姆林宫结盟，由于 IBA 的贪腐丑闻，奥运会拳击比赛不再由 IBA 直接管理，也因此奥委会在此事件上有更大的话语权；第二即奥委会自身的政策选择——倾向包容性，并与跨性别权利倡导者结盟，反对倡导基于（生物）性别的女性类别。
在这类话题上，公平、包容和安全三者总是难以兼顾。但类似事件反复发生带来的争议，也应当催化资格规则的变革。
Coleman的观点
Coleman 对此所持的观点是：“首先，除了生理性别差异导致成绩上的性别差异以及顶尖男女运动员之间的差距之外，高水平竞技运动中的女性类别没有存在的理由。有人建议，我们可以选择以不同的方式（例如，根据自我声明的性别身份）来合理划分这一类别，或者出于包容的考虑，做出越来越多的例外（正如国际奥委会似乎已经做的那样，允许 Khelif 和林在巴黎参赛），这些建议在某些进步的圈子之外是站不住脚的。
“其次，任何资格标准——如国际奥委会的框架——如果否认或无视与性别相关的生物学特性，必然会破坏这个类别的存在意义。
“最后，致力于女性类别及为女性运动员争取一对一平等的联合会必须站出来做两件事。它们必须制定基于证据的规则，并始终如一地坚持这些规则。此外，它们还必须认真把握其他机会，在其运动项目中实现性别多元化。”
Coleman的更多研究
Doriane Coleman
作者是杜克大学法学院 Thomas L. Perkins 杰出法学教授，她专攻跨学科研究，研究领域包括妇女、儿童、医学、体育和法律。她在乔治城大学法学院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在康奈尔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
在进入法学院之前，Coleman 曾参加大学和国际比赛中的800米比赛，多次获得全美、全东部和常春藤联盟的运动员荣誉，1982 年获得美国全国大学生室内 800 米冠军，1982 年获得美国全国室内 4 x 400 米接力冠军，1982 年和 1983 年获得瑞士全国 800 米冠军。
在她的运动生涯中，她曾效力于维拉诺瓦大学和康奈尔大学、瑞士和美国国家队、西部田径队、Santa Monica 和 Atoms 田径俱乐部以及洛桑体育。目前是大学体育委员会的成员和法学院体育法律与政策中心的联合主任。
Coleman 的学术身份还包括杜克大学 Kenan Institute for Ethics 研究员，医学院的医学史、医学人文和生物伦理中心 Trent Center for Bioethics, Humanities & History of Medicine 的教职人员。
她最近的学术兴趣集中在性别、其不断发展的定义以及这种演变对法律和社会的影响上。她的文章 Sex in Sport 和 Re-affirming the Value of the Sports Exception to Title IX's General Non-Discrimination Rule 已被广泛阅读并用于制定女性类别的资格标准，Sex Neutrality 追溯了法律中性别的历史，并讨论了从性别怀疑论到性别盲的最终转变的优点。
从法律视角审视跨性别的专著
她在新书 On Sex and Gender – A Commonsense Approach (2024) 中，仍然循着上述系列文章的线索，并针对更广泛的受众扩展了这一主题：什么是 sex 与 gender 的区别？性别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有何重要性？它应该如何在法律和政策中得到体现？
自从跨性别权利运动兴起以来，这三个问题一直是美国生活和政治的焦点：它们被纳入两个主要政党的政治纲领，成为联邦法院持续诉讼的主题，以及国会山上激烈立法争论的焦点。这些问题在左翼和右翼的文化战争中也起着关键作用，这场战争在餐桌上、校园和校董事会会议上、专栏文章中以及公司手册中上演。
On Sex and Gender – A Commonsense Approach (2024)
在这本兼具科学解释、历史考察和个人反思的书中，她认为，否认生物性别而仅关注 gender 会对女性的平等机会、男性的未来前景以及社会的健康和福祉产生不利影响。结构性性别歧视需要被破除——这是女权主义的真正成就，也是一个持续的斗争——但在未来，我们应当理智地看待生物性别，而不是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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