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换了个新脚。”
舞蹈老师说出这句话时我正在瑜伽室里努力适应环境。这个瑜伽教室面对着海，虽然有树和船的遮挡，还是可以看见一些蓝色的泛着光的海面。
“不错不错。”有人应和。
我的面前是一大面落地镜子，镜子里有我，还有其他来上课的同学，同学们年龄比较大，大多超过50岁，前两天的瑜伽课上，还有个老奶奶骑着自行车晃晃悠悠的来上课，老师说happy birthday，一问，是93岁的生日快乐。
我早就想把眼光放在舞蹈老师正在展示的新脚上了。她真的在展示她的脚，就和我展示我的脚一模一样，这是我上的第二堂她的舞蹈课，虽然这舞蹈课没啥技术含量，就有点像广场舞，但也不知道是被她感染还是身体的多巴胺分泌，每次上完课就很感觉很快乐。
也就是说，我从来没注意到她是个残疾人。
她的脚是假肢！脚踝以下有明显的裂痕，下面安装着一个看起来像脚的东西，和皮肤的颜色相同，还刻出了脚趾头，看起来很硬，接触地板时会发出不自然的响声。
舞蹈老师还在跟几个相熟的同学介绍她的新脚，就像在介绍自己刚刚早餐吃了什么，或者买了双新的功能型耐克鞋。没多开心也没有沮丧，逛商场换了个新脚，仅此而已。
彼时我还沉浸在自己独在异国他乡的孤独之中，这个瑜伽教室里只有我一个亚洲人，甚至只有我一个是50岁以下，也许其他人都上班去了，只有我这个可耻的无业游民找不到事做。超级外向的新西兰人或许有种不许你感到异类的使命感，主动说起了“where do I come from？”说了一圈，美国、英国、加拿大、欧洲小国（听不懂）……竟然没有一个人前半辈子在新西兰。
舞蹈老师放上音乐，我们也准备开始跳舞，我有些分心，总想去看两眼她的脚，她是真的用这只脚跳舞？又不好意思去看。这是不礼貌的行为吗？在街上偶尔遇到残疾人时，我刻意提醒自己不要盯着人看，要把人家当正常人相待，避免“有色眼镜”，可是那些身患残疾在街头乞讨的人呢？他们明明就因为失去了身体的一部分，变得凄惨了呀，身体剩下的部分散发出可怜巴巴的气息。
在那堂舞蹈课上，舞蹈老师的每一步都被我打上了坚强乐观的标记，我跳得更投入、更尽兴。后来，我与在尼尔森的中国朋友说起这位舞蹈老师，说她多么令我动容。朋友打断了我，几乎喊了出来：他们超级幸福的！接着，她跟我介绍了新西兰的残疾人政策，讲她的残疾人同学过得有多衣食无忧。
“简单来说一句话，这辈子被政府包圆了。”朋友笑了笑，告诉我她的同学只要涉及到因为残疾而不便的事项都能找政府机构报销，不管是一只脚还是一张机票，也不管你纳不纳税，每年的这笔财政支出项目预算任你报销。她的残疾人同学过着衣食住行电子产品无忧的生活，当我在烦恼新西兰的一根黄瓜有多贵时，她的同学在抱怨今天的早餐麦片真是难吃。别说残疾人为了吃口饱饭上街乞讨了，他连残疾人出行不便都没听说过。
“但是他不太快乐。”朋友说。
“这还能不快乐啊？”我很困惑。
“嗯。”朋友轻轻吐出来，“他说他找不到人生的意义。”
我偷偷确认了下自己四肢健全，生怕她说的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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