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后来两人因为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不同，导致双方关系逐渐疏远，但在李敖一生的文章中，也从未有过一句骂胡适的话。
李敖曾评价说：“在启蒙人物中，胡适是最稳健、最优秀、最高瞻远瞩、最具潜德幽光的哲人智者。”在《播种者胡适》一文中，李敖称赞胡适是一个坚定的信仰者和传道者。李敖说：“这四十年来，能够始终如一地相信自己所信仰的事物，并且坚定地宣扬自己的信念，而又没有迷茫、变心或改变最终见解的人，除了胡适之外，真的很难再找到第二个。”
1929年12月，胡适先生在《新月》发表《我们走那条路》。在文章中提出“五鬼”闹中华的说法，所谓“五鬼”分别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
贫穷、疾病、愚昧、贪污这“四鬼”很好理解，“扰乱”指的是内乱，兵荒马乱、军阀混战，使得“整个的西北是差不多完全毁了，东南西南的各省也都成了残破之区，土匪世界。”
胡适先生把这“五鬼”称为是祸害当时中国的“五大恶魔”。当同时代的人都在关注外敌时，只有胡适在“向内看”：
（帝国主义）为什么偏爱光顾我们的国家？岂不是因为我们受了这五大恶魔的毁坏，遂没有抵抗的能力了吗？故即为抵抗帝国主义起见，也应该先铲除这五大敌人。
（《胡适文存•第四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89页）
先生的主张恰与三数年来的“革命潮流”相反……疾病、愚昧，皆与贫穷为缘，贪污则与扰乱有关；贫穷则直接出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扰乱则间接由帝国主义之操纵军阀而来：故帝国主义实为症结所在。 （《梁漱溟全集·第五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5、38页）
胡适是这样回复的：
如说，“贫穷则直接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则难道八十年前的中国果真不贫穷吗？ 如说，“扰乱则间接由于帝国主义之操纵军阀”，试问张献忠、洪秀全又是受了何国的操纵？…… 而今日满田满地的罂粟，难道都是外国为帝国主义者强迫我们种下的吗？ 帝国主义者三呼日本之关门，而日本在六十年之中便一跃而为世界三大强国之一。何以我堂堂神州民族便一蹶不振如此？ 此中“症结”究竟在什么地方？岂是把全副责任都推在洋鬼子身上便可了事？ （《胡适文存·第四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03页））
这就是史上著名的梁胡之问。
当同时代的人都在强调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却避而不谈自身的愚昧与落后时，胡适一针见血地指出，阻碍中国强大的从来不是别人，而是自己。
这是胡适的高明之处，他能越过有形之敌，看到无形之敌，跳出现象看到本质。
在祸害中国的“五鬼”当中，胡适先生又以愚昧为最可恨。对这一点，胡适在文字中多次强调，他认为，愚昧才是一切的根源，愚昧是因为一直拒绝被启蒙。又说，如果说帝国主义的侵略像一把匕首，那么愚昧封建就是民族的毒药。
胡适的这一思想，如果套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蠢货才是中国最大的敌人。
如今，90年过去了，胡适的这一思想过时了吗？看看网络上，乌泱乌泱的蠢货在横行无忌，隔着屏幕都能读到浓浓的腥臭味，让人三观炸裂。
今天的中国，蠢货仍然是阻碍社会发展的强大力量，是国家进步的敌人。
12月17日，是胡适先生诞辰133周年纪念日，谨以此文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