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剧场NO.66 | 《青年史》，与主创们的一次隔空夜话

阿努贾·戈莎卡：我是来自印度班加罗尔和孟买的阿努贾·戈莎卡。这两个城市定义了我。我参与这个项目是因为赵川邀请了我。

宽迪思瓦·詹姆斯：我是来自南非的宽迪思瓦·詹姆斯，出生于90年代初。

皮埃尔-安吉洛·扎瓦格利亚：我是皮埃尔-安吉洛·扎瓦格利亚，1994年出生在法国。我在委内瑞拉长大，现在又回到了法国。我参与这次创作是因为有一天我收到了一封赵川的邮件，他邀请我参与项目。

赵川：我是赵川，主要生活在上海。我是这个创作的发起者。

我选择萨尔蒙是因为在我之前执导的一个作品中，我邀请他来扮演一个角色，但后来我觉得不需要了。我觉得我在艺术上背叛了他。所以这次我想倾听他的故事，也许可以弥补过错。像萨尔蒙这样的人和故事对当代印度历史很重要，我们平时听不到。并且911事件之后，世界各地对他们的存在产生怀疑。萨尔蒙作为一名来自印度的穆斯林男子，作为一名在宝莱坞电影中扮演小角色的艺术家，能赋予简单的“身份”游戏更多的人情味和说服力。

德里克的故事展示了那些没成为部长和总统的普通人为民主所作的贡献。教科书上的历史是用来安抚人的，另类历史不仅能让人们更全面地了解过去发生了什么，还有什么仍在发生。

我想讨论查韦斯上台前离开委内瑞拉的人的经历。因此，我开始采访居住在巴黎的60岁以上的委内瑞拉妇女。后来，我意识到我的母亲就符合这一标准。起初，她对我而言太亲近了，我没想过采访她。《青年史》的伙伴们鼓励了我。从一个新的角度倾听她的故事让我发现她的经历折射了她那一代人、委内瑞拉以及移民历程的许多面向。她的故事既关乎根（roots），也关乎路（routes）。

在准备这个项目时，我提出这个设定，去采访50岁以上的人，跟他们聊他们的青春时代，听他们讲对青年的看法。前几年，我与草台班同仁持续做关于青年议题的工作坊、排练和演出，发现年轻人总是特别敏感，纠结于切身问题，落在一些非常现实的困境里，难进入到不同的或历史的视野里。《青年史》希望跟上一代、跟前辈人谈一些具体的青年经历和经验，通过回溯过去，来探究不一样的思考路径。我也邀约来自不同文化背景和地缘问题里的人们，希望展开更为复杂的经验、思考和场域。这样，希望能回应我之前与年轻人作分享时遭遇的种种疑问。但工作展开之后，这件事也逐渐有了自己的方向。

不过去访问谁？轮到自己时我却犹豫了。我列了一个很复杂的名单，他们是些或有很多思考、成就，或来自底层的人们。我拿不定主意。我怀疑的是，我要谈其中一种人的人生吗？后来，我明确了探访对象，他在那个时代里的平凡和激进让我好奇。我也想看看今天和昨天，是怎么接在了一起。

 1/青春？ 

如果青春是关于力量，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身体上。如果青春是关于勇气，我现在比二十多岁时少了些害怕。如果青春是关于欲望和快乐，我现在体验到前所未有的快乐，并且我会表达我的欲望。

我的青年时代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那时很多事情都在变化中，很不确定，变变又改回来，不行就继续变。但是至少有一点，大家还在某种文革或“革命”的余续里，相信“破”是对的，变化才带来进步。而不变、超稳定是值得深度怀疑的。这好像也与我们当时超越了之前的那种政治思维，而重新回到民族国家的现代性焦虑上有关。然后我的青春期，大概也与那段求变的社会青春期重叠。所以，一切都试图改变和创新，青年尤其为这种向往变化的激情所鼓舞，跃跃欲试。那个时代早已过去。若说我是否仍部分保有我的青春，我想，我仍对很多人和事好奇，内在冲动还时常会与外部世界发生摩擦，这大概是我能想象的我所剩的青春。

 2/过去？ 

我们都希望时代和事物能够改变，然而几乎什么都没变。事物似乎仍然保持着原来的状态，只是它们的外观和我们描述它们的语言改变了。

有时我认为其他时代就像你没去过的国度。

 3/自由？ 

我理解的自由，就是你能够戴着锁链跳舞，跳好了，人还是有自由的，跳不好就没有。锁链听起来很负面，其实就是约制。如无约制，自由又从何谈起？自由是在有了一定的力量，去跟约制抗衡时到来。就像地心有引力，但你若能跳得很高很轻松，或借助工具飞起来，你就能感受到自由。所以，你能从时间、从生命和人间关系里自由吗？你能从地球引力和呼吸中自由吗？

 4/成功？ 

重要的是时间。去享受生活中简单事物的时间。

成功和失败，这到底是些怎样的人生判断？你不觉得很粗暴吗？

 5/成熟=装聋作哑？ 

我的祖父90岁时决定不使用助听器。我们必须大声喊才能被他听到，然而当我们带他去医生那里想要为他配一个助听器时，他说：“我不想听到我家人对我说的每一句话。”我尊重他的选择，尽管有时在与我的祖父交谈时我会失去声音或耐心。我认为他享受看到我挣扎的感觉。

我不聋、不哑、也不瞎。我是清醒的。即使我的青春逝去，我希望保持这种状态。

一些年前我在做《世界工厂》这个戏，当时想跟台湾剧场前辈王墨林先生合作，延伸做个台湾版。因为这个想法，我们聊起过很多八、九十年代他在台湾参与工会、读书会等的事情。他当时的一些同仁，后来有的进入了政界，有的还在艰难地做些试图改变社会的尝试，更多的则转移了兴趣或者消失了。今天的环境，与他们80年代的目标相去甚远。大墨说，我们因此就是些失败者吗？但是事情好像不能这么讲，在这个过程里，我们每个人展开了自己的生命政治。我们做了该做的事情。

我想说，在那个进程里会有青年时的无知或鲁莽，或狼性……也会有后来的又聋又哑。那又怎样？问题是，你拿你的成熟来做什么，过得精致些吗？借用老D在戏里说的“站直了。”但我要说的是，不要掉进自己挖的语言陷阱。

 6/对错？ 

我不喜欢把任何事情都归入一个框架中，道德上的自以为是是一条很滑的坡。而且道德优越感很累人也不有趣。我更喜欢对错之间的模糊不清。二元对立使我感到疲倦，性别、道德、智力、政治等。对我来说，混沌、复杂、肮脏、杂乱的不安和美妙令人兴奋。

事情当然有对错。只是我的判断会出错，而且对错也会随条件变化。但对于对错的判断，难道不是生之为人的重要品性和伦理实践吗？上海话里，对于无所谓是非曲折的人与事，谓之“捣浆糊”。

 7/愤怒？ 

我三十多岁时非常愤怒，有时候这种愤怒仍会浮现。如果愤怒得适当，没什么问题，我认为它是一种情绪，就像其他情绪一样。我不喜欢把它归为好或坏的价值。一位阿育吠陀医生告诉我，我身体中占主导的元素是火。他猜到我是艺术家，就在我走进他的诊所的那一刻。他说我肚子里有火，这让我有创造力，但也会导致胃酸过多、出疹子、皮肤干燥、头发脆弱。火焰可以塑造一个人，也会烧毁他。我喜欢这个诊断，我想愤怒与此相关。 

我非常愤怒。但我正在尝试代谢它，磨练它，并使它变得富有成效。

 8/改变（世界）？ 

我只能改变自己和我对事物、情况和人的反应。噢！我还可以改变我的想法和品味。昨天我喜欢吃甜瓜，今天我更喜欢芒果。

我对于希望改变事物的想法已经不再感兴趣了。我只想在我看到不公正的地方介入。

我有一个学佛的朋友，他跟我讲要参透《金刚经》不容易，需要很多的积累。但是你一旦参悟了，层次很快飞升。所以知识分子喜欢，因为他们往往更具备那样的潜力。对于多数普通信佛的老头老太，他们没有这样的积累和能力，但也向往西方极乐世界。所以有“阿弥陀佛经”，就是只要你念一声“阿弥陀佛”，你仍可以往西方极乐世界进一步。人就是那么渺小，但渺小的人、一点点的行动，也仍有机会改变自己于世界的位置关系。

周末剧场NO.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