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0日，2024年度中国政府友谊奖颁奖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一共有100位外国专家获中国政府友谊奖。
看起来，获奖的只有100人，但这100人，其实是中国吸纳外国专家的冰山一角。
改革开放40年来，累计有上百万人次的外国专家来到中国工作，在推动中外科技文化交流、高层次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比如陈省身，国际数学大师、著名教育家、20世纪世界级的几何学家，被杨振宁誉为继欧几里德、高斯、黎曼、嘉当之后又一里程碑式的人物。早在90年代就来到中国，当今中国数学界崭露头角的人物，基本都是他指导出来的。
比如威尔纳·格里希，是中国改革开放后聘请的第一位洋厂长。在1984年至1986年受聘担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期间，引进国外以质量、市场为核心的管理理念，改变了工厂管理落后、质量低劣的面貌。现在几乎所有的常规潜艇，装的都是武汉柴油机厂的发动机。
再比如乌克兰航空动力专家瓦西里·津琴科，这可是位重量级的角色，AN124以及世界上独一份的AN225都是由他亲自操刀设计的。来到中国后，参与了D30发动机国产化和涡扇18发动机的研发工作。如今中国能有运20A、轰6K/N这样的国之重器，瓦西里·津琴科功不可没。
总之，从军工行业的井喷式爆发，到乡间田野沉甸甸的稻穗，再到实验室里的科技突破。
在国计民生相关的多个行业和领域里、都有着外国专家活跃的身影。
目前，有超过10000名外国专家正在中国从事研究，其中华裔1000多人，欧美的数百人，而日本的最多，达到了8000多人！
搞得日本产经新闻还酸溜溜地写了一篇报道《中国抢购日本科学家引发技术外流担忧》。
很多人可能感觉有点奇怪，咱们听到的中国专家跑到国外去研究的事情比较多，怎么现在这么多外国专家往中国跑了？
其实，主要是外国的科研环境恶化得太严重了。
政治正确的恶果
我们以小米公司的丹尼尔·波维为例来说吧。
提起丹尼尔·波维，可能没几个人知道，但提起小米的小爱同学，可能所有人都听说过。
事实上，小爱同学，用的就是波维开发的语音识别技术。
而且，不仅小爱同学，不管是苹果公司的Siri，还是阿里集团的天猫精灵，以及亚马逊的Alexa，用的技术都是波维开发的Kaldi系统。
可以这么讲，丹尼尔·波维是语音识别领域的世界顶级专家。
然而就这样一个大牛人，竟然放弃了在美国的百万年薪，来到了中国。
为啥？因为偌大一个美国，已经容不下波维了。
丹尼尔·波维出生于圣地亚哥，从小就有天才称号，一进入大学就开始研究语音识别，师从著名语音学家、计算机科学家马克·利普斯教授，一口气读到博士。
博士毕业后，先后去了IBM研究院、微软研究院工作。
也就是在这里，他提出了“隐马尔科夫模型”的概念，该模型已成为语音识别领域的基础模型之一。而且波维还首次将深度学习应用于语音识别领域，提出了“深度语音识别”的技术，取得了超过传统方法的准确率，这一系统名叫Kaldi。
2012年，丹尼尔·波维加入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担任语言和语音处理中心的副教授。
大学里面是政治正确最严重的地方。
2019年4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同意警方校园内设立警察局，并与移民及海关执法局签署培训合约。然后学生们就不干了，发起了抗议游行，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措施是种族主义的表现。
后来学生们越玩越来劲，看到学校不妥协，就把学校的科研楼给封了！你不答应我们的条件，你们就别想上课了！
这就麻烦了，因为波维用于语音识别研究的语音语言处理中心机房，就在科研楼里面。
波维是个技术宅男，责任心很强，谁都不能阻拦他搞研究。于是举了个牌子“让我回去工作”，但一点用也没有。
最后，波维忍无可忍，带着钳子跑到科研楼，把学生们上的锁给拧掉了，拿走了自己的服务器。
但是这样一来，学生们炸了，学生可不管你进楼是干啥，反正你破坏学生们的行动，你就是种族歧视的支持者！
于是，波维莫名其妙就多了个“种族歧视”的大帽子。
然后校园网上针对波维的网暴开始纷至沓来，还有社会上诸多人物也开始给学校写信，抗议波维。学校扛不住压力，对波维进行了“行政休假”。
波维本来以为，等这事过去了，该怎样还是怎样，但万万没想到，4个月过去，他等来的不是返岗通知，而是一份解聘书。罪名嘛，是莫须有的“危害学生安全”。
波维很不满，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介绍了前因后果，痛斥学校的软弱和不作为，但没用。
还好，Facebook向波维伸出了橄榄枝，波维也有意向去Facebook工作。
但因为有人把波维可能入职Facebook的事情上了网，于是各种抗议信件如雪片一样飞向了Facebook。
结果Facebook的立场也变了，之前还十分热情的HR却反而支支吾吾起来，最后提出了个条件，要求波维先道歉，再入职。
波维自然无法接受，老子就是取回了自己的服务器，有什么错？为什么要道歉？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
于是，他在社交媒体上宣布，自己想去中国公司或高校任职，因为“中国人没有美国式政治正确，与中国人相处更加轻松”。
最终，丹尼尔·波维选择与小米签署合作协议，中国就这样因为美国的政治正确，意外收获了一个世界级的科学大牛。
其实，政治正确恶化科研环境的事情，不只有美国有，欧洲其实也很严重。
比如，2022年，德国“马普所”的顶级脑科学专家洛戈塞蒂斯宣布带领自己的7人科学团队前往中国，加入中国科学院。
“马普所”全称“马克思·普朗克研究所”，地位相当于德国的中科院，这里聚集了全德国最顶尖的科学家，共培养出了38名诺奖得主。
洛戈塞蒂斯是所里的顶级脑科学科学家，带着一个8人小团队，进行脑科学相关研究和试验。
研究脑科学，你不能用人脑来做实验吧？只能用猴子。
但是，德国的绿党不干了。
绿党就是一帮激进环保主义者组成的白左政党，不谈发展不谈民生，环保和动保就是他们的议题。
所以，针对马普所拿猴子做实验的事情，绿党非常不满。
甚至还有个激进的绿党成员，偷偷混进了实验室，拍摄到了洛戈塞蒂斯用电极刺激猴子的大脑，导致猴子呕吐的视频。
视频一曝光，整个德国的动保人士全炸了。
他们组织了十几个环保组织、动物保护组织、人权组织，围攻了“马普所”，把“杀人凶手”洛戈塞蒂斯抓出来批斗了一番，还把它告上法庭。
法院的官司前前后后打了整整五年，最终法院最终宣判：
洛戈塞蒂斯的研究属于科学范围，他本人无罪，但用猴子实验是非常不道德的，从此以后德国禁止再用猴子做任何实验。
至此，洛戈塞蒂斯在德国的名声算是臭了。
“马普所”害怕环保组织找茬，也不敢再给他资金支持，而且因为不让用猴子做实验，洛戈塞蒂斯的研究也没法进行下去了。
洛戈塞蒂斯觉得，这种连基础研究都不允许的地方，已经不值得自己再待下去了。
一怒之下带着自己的团队来到了中国，组建了“国际灵长类动物研究中心”，一下子将中国脑神经科学水平提高到国际水平。
你看，波维和洛戈塞蒂斯来中国，是因为中国的条件多好么？
其实也不尽然，但中国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政治正确影响正常科研，对科学家来说，就已经是科研乐土了。
科研政策的祸根
当然，在中国来投奔的欧美专家，还是少数，毕竟大部分欧美人对中国还是有刻板印象的。
相比来说，日本人来中国的可就多了。
比如前文提到的日本产经新闻关于日本科学家来中国的报道中，就提到了不少案例。
比如，藤岛昭。
藤岛昭是什么人？是欧洲科学院院士、东京大学特别大学荣誉教授、东京理科大学第9任校长、光催化剂反应的发现者。
早在1976年，藤岛昭携手其导师本多健一，将二氧化钛与铂金属巧妙融合，随后将这份混合物投入水中，接下来的一幕简直令人叹为观止——只需给予充足的光照，无需任何电力介入，这池水竟奇迹般地分解为氢气和氧气。
这一突破性发现堪称史无前例，这就是“藤岛本多效应”，第一例光催化剂的研究成果。
光催化剂这个东西，成本低，见效快，相比传统催化剂，有非常大的优势。
不仅可以用于工业生产，而且还可以反过来使用，比如光触媒，轻轻一喷，阳光一照，就可以除去家具的甲醛等等。除此之外，光催化在建筑、农学、医疗方面也有非常广泛的应用。
就这样一个“光催化之父”，在2021年的8月30日离开了日本，入驻了上海理工大学。
而且不仅自己来了中国，而且把自己所带的30人的团队都打包带到了上海理工大学！
除了藤岛昭，还有龟冈弘务。
此人本是东北大学教授，来到中国后是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中心的组长，在上海联合中心建立了自己的团队。
还有高畑勋，曾经在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任教，现在来到了浙江大学，拥有了自己的实验室。
还有上田多门，是日本土木结构的大宗师，现在在深圳大学做教授。
为什么这么多日本科研人才，都要要来中国呢？
说起来，这个和日本的科研政策有很大关系。
我们都知道，日本虽然算是发达国家，但是其底子相对欧美来说还是比较薄的。
所以，日本的的科研经费，也是有限的。
那么为了尽快追上欧美，日本出台了一个“选择集中”计划。说白了就是将资金投入到收益快的项目当中，其他项目收益慢的就直接被砍掉。
这跟中国的集中力量办大事有相似之处。
日本人这么搞，初衷是好的。但问题在于，这对那些没有列为“重点项目”的科学家来说，那就是灭顶之灾！
为啥？因为谁来做这个“集中”的评判工作？
政府官员不懂学术，显然是不行的，那么最后往往就是几个科研圈的大佬坐在一起一商量，就把科研项目给“集中”了。
这样一来，资金和资源都集中在少数几个大学和研究机构里，而其他的机构则面临着资金短缺的问题。这么搞不仅限制了边缘领域的发展，断送了很多可能具有重大意义的研究项目成功之路。
更坏的在于，大大打击了年轻人搞科研的积极性。
原因很简单，一个年轻人在面对研究和工作的时候，也是会核算收益的。
如果判断自己从事这个研究，很可能被“选择”掉，拿不到资金扶持，那还不如去工作呢！所以日本年轻人愿意从事研究的也就越来越少。
而且，科研的最大特点，就是它是不可能被计划的。很多科研成果都是妙手偶得，也可能你花了很多资金的研究项目。
所以相比来说，中国的“广撒网”式科研投入模式，才更为吸引人。
在中国，科技部门只管拨款，而研究方向除了个别领域之外，其他的都放权给科研单位，这就创造了一个相对自由研究的环境。哪怕是年轻的科学家，只要有能力，也有机会拿到科研项目和科研资金。
2023年，中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总量突破3.3万亿元，达33357.1亿元，比上年增长8.4%。
结果就是各个领域都有余力去做一些探索，总能出成果的概率也就越来越大了。
不止一个日本专家来了中国之后，都在感叹，老子一辈子没打过这么富裕的仗！
上文提到的土木大神上田多门就说，“研究环境非常好，拥有日本大学买不到的先进设备……无论是在研究设备上，还是在一些课题的研究成果上，中国已经领先于日本。”
科研方向带来的偏差
美国为什么是科研强国？很多人都能从各种角度分析出原因。
但最关键的一条，就是美国的科研模式，是“资本驱动型”，而不是中国的“行政驱动型”。
其实说起来，美国的科研模式，其实一开始也是“行政驱动型”。
在冷战时期，美国为了应对苏联压力，成立了ARPA（高等研究计划局），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的前身。
DARPA的出现，改写了美国科研的历史。因为与其说其像个政府机构，不如说它像个投资基金。
DARPA下设六个办公室，分别负责生物与计算机技术、电子与芯片技术、协调研发与军方需求等工作。
每天的工作，就是寻找值得投资的科研项目，然后砸几亿美元下去。
DARPA的成果非常丰硕。
诞生十年后，美国国家科研经费占GDP的比重，就翻了三倍，美国的科技层出不穷。现在的互联网、光纤、通讯技术、高分子材料等等改变世界的发明，其实都是那个时代的科研成果。
但是到了70年代，美国人发现，这种政府投入效率好像有点低啊！
因为根据政策，政府出钱的研究成果，所有权归政府，这样一来，研究机构得不到好处，自然也就没动力。企业想把研究成果商业化，就要经历繁文缛节的审批，也非常麻烦。
结果就是，美国政府拥有超过30000件专利，但其中只有5%被商业化。
那这不就相当于钱白花了吗？
于是，一个影响整个美国科研体系的法案诞生了：《拜杜法案》。
《拜杜法案》诞生于70年代，那个时候越战刚刚结束，石油危机肆虐，通货膨胀、失业率猛增，美国曾经骄傲的汽车和电子产业也被崛起的日本打得节节败退。
所以，美国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提振凋敝的经济。
为此，伯奇·拜赫和鲍勃·杜尔两位议员联合提出了《小企业非营利组织专利程序法》，也就是后来为人所熟知的《拜杜法案》。
《拜杜法案》的核心一共四条：
一是由政府资助研究产生的成果权利默认由大学保留，而企业自主研究产生的成果，则由企业所有；
二是专利技术转移所得，应返归于教学和研究；
三是发明人有权分享专利许可收入；
四是政府保留“介入权”，特殊情况下可由联邦政府处理该发明。
《拜杜法案》出台之后，所有关联方都成了利益享有方，无论是大学还是企业，积极性大大增加了！
大学满意！企业满意！
说白了，《拜杜法案》的核心理念是以产、学、研的协作，让大学可以保留发明的所有权，企业也可以将发明商业化来获得利益，以此来激励基础科技创新研发，用科技创新来带动经济复苏。
于是，美国的科研成果商业化运用很快就掀起了一股热潮。
据统计，《拜杜法案》已推动美国经济产出提高了1.7万亿美元，支持了590万个工作岗位，并帮助催生了14000多家初创公司。
至此，美国科研路线的“资本驱动型”模式，正式形成。
目前，美国的科研资金，主要来自两个方向。
第一是政府，包括国防部（DOD）、能源部（DOE）、国家航天航空局（NASA）、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等机构。
第二是企业，一般是大公司或者私人基金会投资一些专业实验室开展研究。
比如阿斯利康，在波士顿BioHub研究中心成立的阿斯利康孵化器，为入选的生物医学研究初创公司提供实验室和指导，每年的研究资金高达百亿美元。
还有杜邦公司，拥有一个被称为“stdupont”的秘密实验室，专门研究业界的前沿科技，每年的科研资金同样高达几十亿美元。
两个资金源头相叠加，每年高达近万亿美元的科研投入，最终才打造了美国这种科研帝国。
但是，这种模式就一定完美吗？
资本投入型科研，好处在于可以激发主动性，但缺点也存在，那就是资本的逐利性。
如果你是大学（科研机构），在向政府申请科研项目资金的时候，是优先申报那种快出成果而且能马上卖给企业的科研项目呢？还是申报一些投入高、见效慢的基础科研项目呢？
如果你是投资的私营企业，你是愿意投入一投就是十几年不见效果的科研项目呢？还是愿意投入那些出成果后马上能推出产品的科研项目呢？
不言而喻。
当科研的目的是为了赚钱，那么几乎没有人愿意搞基础科学。然而，基础科学又恰恰是一切应用科学的基础。
就像没有核裂变现象和链式反应研究，就无法诞生原子弹和核能发电。
现在无论是研究机构还是资本都想用科研来赚快钱，那么那些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还能拿到资金吗？
去做听起来很唬人、容易从股市上圈钱，但距离应用落地还有很长时间的科研项目。这对很多科学家来说，毫无疑问是非常痛苦的事情。
只能投奔愿意在基础科学上投资的中国了。
前面提到了，中国是行政驱动型投资。
行政驱动型固然有缺点，比如外行指导内行、官僚化以及效率等问题，但在科研方向上，不会像资本驱动型那样唯利是图，而是舍得在基础科研上投资。
这样一来，一些在美国拿不到研发资金的科学家，自然要往中国跑了。
比如著名的物理学家戴维布拉迪，他研究的方向是CCD电子工程，通俗一点就是研制摄像头的传感器基础理论。
本来，这个项目是受美国军方资助的。
但因为研发方向调整，美国人认为当时的CCD像素已经够高了，足以满足精确制导炸弹的需要，所以就把他的项目给砍了。
美国官员还嘲笑他：“你口中的10亿级像素高清摄像机，可以拍到脸上的螨虫是公还是母吗？”
这句话深深地伤害了戴维的自尊心，戴维一怒之下，来到了中国。
昆山政府与他取得了联系之后，不仅给了他科研资金，还将他选入了“江苏省外专百人计划”名单。
在中国，戴维很快就突破了高清晰度CCD的基础理论，造出了10亿级像素的超级相机。而且通过相机并联的方式，达到100亿、400亿都不是梦。
这种超级相机有什么用呢？
我们想想现在什么最火？自动驾驶啊！
自动驾驶无论是激光雷达路线，还是视觉路线，摄像头都是必不可少的零部件。
而高精度的摄像头，提供的像素信息远超普通摄像头，通过这种摄像头优化的智驾算法，直接帮助中国智驾汽车如虎添翼了。
不仅仅如此，这种超级相机还能和5G、物联网、天网、作战机器狗等等技术相结合，应用到航天、社会、军事各个领域。
不夸张地说，戴维来中国，创造的千亿产值是足有的。
我们都知道，在之前，中国引进外国专家，像杨振宁、丘成桐、颜宁和高华健等等，多是以华裔为主，用民族大义来感召。
但说实话，这种用“谈情怀”的方式，效果很一般。因为毕竟咱们要承认，国内的学术交流便利度方面，是要弱于美国的。
美国为什么科研发达？其实就是“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但现在一系列骚操作，让中国捡到了漏。
— END —
『 要么庸俗，要么悦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