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人已去，其音如剑
——缅怀华人性学家阮芳赋教授
方刚
2025年1月4日，我正在国外旅行，听到阮教授去世的消息，心情沉重，立即发了朋友圈表示哀悼。
同许多性学同仁相比，我与阮教授的交往是很少的，甚至从没有单独会面，而且已经十年未见、七年未联络，甚至，我找不到一张与阮教授的合影照片。但是，与阮老师交往的点点滴滴，这些天仍然不断涌上心头，缠绕于心。这些交往都是一位学界前辈对后学者的扶持与影响，是平淡如水的君子之交，又是一池深不见底的清澈之水。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还是青春期的孩子，便读过一本《性知识手册》，印象深刻。当年，这是百万册的畅销书，打破了八十年代中国社会的性话语沉寂，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性知识和性观念。多年后，我进入性学界，知道那本书的作者是阮芳赋老师。
似乎还是读研或读博的时候，在一次会议上，我远远地听到主席台上他的讲座，他的思想锐利，领我敬佩之情油然而生，却连上前相识的勇气都没有。毕竟，我是学生，他是性学大家。
2008年，我博士毕业的转年，世界华人性学家协会成立大会在深圳召开，那是我印象中第一次近距离见到阮老师。世界华人性学家协会是阮教授一手创办的，他担任名誉会长兼监事长。
那是一次今天回忆起来仍然令人激动的大会，不仅大陆、台湾、香港，甚至美国、日本等多个国家的汉语性学家，包括老中青三代，云集一堂。这是极为难得的。性学一直是存在价值观冲突的领域，性学界自然也存在价值观冲突，价值观的冲突导致一些人彼此回避。而这次会议，阮教授竟然召集了“各宗各派”的性学名家到场。
我还记得会议开幕前一天晚上，大家坐在餐厅里，主桌上是最有名望的大佬们。阮教授到的较晚，他进入餐厅的时候，所有人都起立致意，那场面让我颇受触动。
成立大会上，阮老师激情澎湃地预言：人类性学研究即将迎来第三波高峰，而这将由汉语性学家缔造。
世界华人性学家协会一口气创办了多本刊物，我也是其中一本《华人性权研究》的副主编。
阮教授激情地说：“有一个学会，每年开年会，有几本杂志，再有一个出版社，这个事情就干起来了！”
彼时，已经七十岁的他仿佛一个少年，眼中闪着光，瞩目远眺，激情飞扬。
我记得自己就是在那次会议上，第一次主动与阮老师说话，算是正式相识了。
会后不久，我很意外地接到阮老师打来的电话。电话里，阮老师先是肯定我在性学领域的成果，随后建议我创办一个华人性学资源网站，整合华人性学资源。他涛涛不绝地描述着这个网站的意义。
被他的热情感染，我当即应允。但后来操作起来，才发现困难重重，非我的个性和能力可以承担。这网站后来不了了之，想起来，是我辜负了阮教授的重托。
2011年，我的硕士、博士论文分别以《多性伙伴》《男公关》为名出版，我想到请阮老师写一句推荐语，但毕竟交往很少，所以迟疑良久才敢写邮件给他。没想到他立即回了邮件，同时发来推荐语，其中有一句“方刚是中国大陆杰出的青年性学家”，我激动于他对我的肯定，又因为这么高的评价有些不安。
2012年，中国性学会在贵阳开会，我再次见到阮教授，他主动说要送一本书给我，这便是他的《性海探秘》，他在扉页题词“方刚兄指正”。阮老师对我这个小他30岁的后生以“兄”相称，我再次因他的大家襟怀感到温暖。
通常自己有鲜明价值观的人，很难与价值观不同的人相处。我自己就是这种人。阮老师团结了华人性学界价值观迥异的各宗各派，大家都敬重他，但至少在我眼中，阮老师是价值观非常鲜明的学者，思想一直走在时代最前沿。
阮老师曾作一本性学百科全书的总编，总编下面有多个分支主编。其中一位分支主编邀请我编写“性变态”的相关辞条。在我的价值观里，几乎所有的“变态”都是“多元”了。但我那时年轻，辈份太低，觉得提出也无用，便找理由推掉了。后来我看到阮教授修订的全书目录，将那些“癖”“症”全部去掉了，我便清楚了他的价值观和我是一样的。
知识与价值观，从来与年龄无关。有人很年轻，知识和观念却已落后于时代了。在彼时华人性学界，阮教授年龄最长，但他的思想前沿，所以，千万不要用年龄来猜测一个人是否“守旧”与“古板”。
但是，阮教授又行事非常稳健。
2012年，我筹办“性别多元：理论与实务研讨会”。阮教授不知从什么渠道知道了，打电话给我，说：“不要用‘多元’，太敏感，容易招人攻击，还是要小心。”能够意识到“多元”敏感的人，是真正懂得“多元”的深层涵义的。
阮老师主持万有出版社期间，出版了我许多本书，分文不取。他本可以利用这个出版社有很多收入。
他心中念念的，都是如何促进华人性学的发展。
现在想来，阮教授预言的“华人创造世界第三次性学高峰”，不是不可能的。历史的发展，华人性学的积累，时代的变革点，似乎都显示了阮教授的预言有一定依据。但是，更有力量的影响因素使之成为不可能。世界华人性学家协会、刊物、年会，现在都已经不存在了。
我不知道阮教授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对他念兹在兹的事业的衰败，有过怎样的思考。我喜欢的一句话是：“能做而不去做，我之过；想做而不得做，时之错。”阮教授已经努力了，我们这一代性学学人都已经努力了。努力了，便一定有所改变，我们无愧使命。
记忆中最后一次见到阮老师，是在2015年中国人民大学召开的性学研讨会上。那年他77岁，发言的时候，已经能够明显地感受到他底气不足。他肯定清楚这一点，似乎想要证实“我不老”，努力使出全身的力气，让声调高扬，伴之手舞足蹈。他那刻意高扬的声音，听起来尖锐刺耳，许多人被这激情的样子逗得笑了，会场气氛立即热烈起来。我仿佛看到他那尖锐的高音，如一把剑，挥舞着，划过整个会场的上空，然后从天花板冲了出去。
2017年，我因为私事需要一封推荐信，阮教授是最适合的推荐人。那时，阮教授身体已经不好了，据说在大陆一个小城市深居简出，原有的联系方式都变更了。辗转一番，我拿到他的手机号，给他发短信。他立即回了短信同意，讲自己身体不好，让我代他起草推荐信。自己写自己的推荐信，自然要低调一些，我写好后给他，他回复时添加了许多溢美之词，如2011年给我的新书写推荐语一样。
这竟然是我与阮教授最后一次联络。再后来，听闻阮教授去了台湾，那个手机号也失效了。
这几年，我经常从朋友处得到阮教授的消息。晚年多病、没有家人的他，一直住在台湾的学生徐庆璋先生家中，由徐先生照料。我不认识徐先生，但觉得这样的照料，是一个传奇。当我们感慨徐先生的美德之时，也会想到，是一个什么样的灵魂，让他自愿承担这样的付出。
毕竟，我只是阮教授一个“遥远”的后生，已经切身感受着他的人格魅力，如果是和他更近距离、更多接触的学生，又会怎样呢？
阮先生走了。他的音容笑貌留在我们的心中，他那高扬、尖锐的声音，仿佛一柄刺破长空的剑，带着它的呼啸声，永远留在这个世界上，溶入了中国人的生活。
2025年1月16日
阮芳赋教授介绍（摘自百度百科）：
世界华人性学家协会创会人、监事长。
生于1937年5月26日，故于2025年1月4日，江西吉安人。医学史家、医学哲学家、医学作家、性学家，中国当代优生学、医学社会学、医学逻辑学、性学和性教育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1959年，阮芳赋教授毕业于北京医学院(北京大学医学部)医疗系,留校任教于生理学教研室、医史学教研室，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后赴美求学，成为华人第一个性学方面的哲学博士（美国，1991）。国际性科赫希菲尔德勋章(Magnus Hirschfeld Medal)获得者（2010）。美国“高级性学研究院”（IASHS）教授。台湾树德科技大学客座教授。美国佛州“美国临床性学家院”（AACS）临床教授。美国性学院院士、美国临床性学家院临床教授、美国临床性学家院奠基院士、美国性学家学院院士。曾任美国奥克兰美洲中国文化医药大学教授、副校长；美国旧金山高级性学研究院教授、东方性学系主任；中国北京大学医学史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