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词典》中，对于发生在1977年的“李冬民假案事件”有着客观、清晰的注解。
“1980年6月13日，中共北京市委向中央报告说，1977年2月28日、3月12日两次以北京市委的名义，上报中央的《关于一个反革命集团案件的报告》经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筹备组反复核实查证，是错误的，应予撤消。这个报告中所说的‘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李冬民以及和李一起的人，根本不是反革命而是革命的……应该为‘李冬民反革命集团’彻底恢复名誉，落实政策。”
李冬民为何人？这桩假案事件又为何引发了北京市委与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一切还要从这桩曾轰动全北京城的“大字标语案”说起。
1977年元旦伊始，1月8日就是周总理病逝1周年的日子，举国上下都涌动着一股热流。
往事不堪回首，1976年初发生的“天安门事件”尚未被平反，民众自然会借由纪念周总理病逝1周年来为之大声呼吁，而这背后牵扯的还有更加重要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有关邓公的平反工作。
让民众感到意外的是，这些本应按部就班开展的重要平反工作，并不见华国锋等中央领导人的积极行动，虽然他们没有阻挡民众自发对周总理进行纪念活动，对于纪念规模却做出了严格限制，绝不能超过纪念毛主席的规模。
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下，李冬民带领十几位同龄人在北京长安街头刷出了大字标语。
“坚决要求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
“坚决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两句话道破了北京乃至全国民众的心声，没成想，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主要负责人的吴德将李冬民定性为“反革命分子”，而后对其逮捕
“大字标语案”发生后不久，辽宁省旅大市委、市“革命委员会”的门口也出现了相似的大字报，斥责吴德与陈锡联，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坚决拥护邓小平为国务院总理！”
“坚决拥护邓颖超为人大委员长！”
在辽宁省委紧急上报党中央后，华国锋立即做出“对此反革命大字报应该追查”的批示，可想而知，周总理病逝时因为“四人帮”的严控舆论只能冷清度悼念，病逝一周年却依旧冷冷清清，不禁令人心寒不已。
看到这，很多朋友一定会心生疑问，华国锋作为粉碎“四人帮”的“英明领袖”，他与汪东兴等政坛新生力量为何在周总理病逝一周年、“天安门事件”、邓公平反工作等问题上有着这样不尽人意的态度？正如邓公多年后评价的那样：
“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说不上一代，就是‘两个凡是’也是继承了毛泽东晚年的治国方略。他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
这句评价就是最好的解释，华国锋骤登高位时凭借“你办事，我放心”以及“照过去的方针办”等等毛主席手令赢得了全国上下的一致拥护，可这并不代表他在后续治国方面全然传承毛时代理念就是正确的。
换言之，“大字标语案”的发生与处理，无论是叶帅、邓公等老革命还是全国民众都只看到了十年动荡阴霾未散，大家心中期盼已久的光明时代并未到来。
笔者如此说也是有史实佐证的，如“两个凡是”的提出、评价“四人帮”走的是极右路线等等，一言以蔽之，华国锋成为毛主席病逝后的“毛主席”，坚决维护毛主席生前一切决策、未能正确处理错误，自然无法推动中国真正迎来大破大立后的新时代。
至于“大字标语案”涉及到的李冬民本人，十年动荡初期也曾是狂热分子，凭借细致观察与独立思考，他开始渐渐醒悟，也越发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局势发展的弊病所在，敢于贴出大字报不是心血来潮。
都说“时间会说明一切”、“历史车轮从不后退”，随着邓公第三次复出，全国上下迎来一片生机，从质疑、废止“两个凡是”开始，新中国得以渐渐回归正轨，李冬民的那桩“大字标语案”也得以昭雪。
开篇提到的那段注解，才真正意味着十年动荡阴霾的渐渐远去……
由于时代因素，大多数人对于这段历史都比较陌生，笔者也是翻阅了许多资料之后呈现给各位读者，因为一些原因，许多历史细节和片段并未阐述的十分详细，也让大多数喜欢近现代史的读者意犹未尽。
基于此，笔者在此向大家推荐《红墙图志》一书，该书作者查阅了大量一手资料，围绕1949-1976年间伟人的政治活动而展开，讲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27年中若干重大历史事件，这些历史事件以往很少公开，教科书上也鲜有细讲。
同时，全书配有400多张伟人的珍贵照片，分为彩色和黑白两种，许多照片为首次公开发表，集可读性与收藏性于一身。
在此书中，你能清楚地了解到“七千人大会始末”，以及伟人与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等人的关系，十年特殊时期的众多不为人知的细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