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1月初，某天晚上，文革小组在钓鱼台16号楼开会，秘书趁机将刚刚出版的《宋庆龄选集》放在每位与会领导的桌上，是出版社专程送给文革小组成员的礼物。
没成想，此举当即引来江青的雷霆震怒，尤其看到《宋庆龄选集》封面上周总理的题名，不但一把将书扔到地上，还用双脚狠狠踩踏着，口中喋喋不休道。
“总理真是！……还给她题字！”
本是严肃的会议场合瞬间成了江青的“骂人主场”，一边大肆咒骂着宋庆龄，还给她乱扣了许多大帽子，就连几天后举行的孙中山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也拒绝参加，明眼人都知道，此时的宋庆龄已经被江青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说起两位政治女性之间的过节，并没有什么深厚渊源，十年动荡之前，宋庆龄与江青的几次见面都是十分客气的，江青的得体表现给宋庆龄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直到十年动荡来袭，江青受毛主席指派亲自拜访宋庆龄住地，向其解释这场新的“革命”的伟大意义，与昔日截然不同的傲慢骄狂让宋庆龄感到极为意外。
“对红卫兵的行动应有所控制，不应使用武力，更不应伤害无辜。”
听到宋庆龄如此说，江青的态度瞬间变得冷若冰霜，两人因此不欢而散，以江青睚眦必报的性格特点，开篇提到的那一幕就很好解释了。
不过，真正促使她怒不可遏的原因在于周总理的题字，深层原因在于周总理当时对宋庆龄等民主党派人士以及部分党内高级干部的极力保护，让她这位“政坛新贵”难以大展拳脚，有如她曾在一次文革小组碰头会上对周总理的公然叫嚣。
“这个你也不让批，那个你也不让斗，你的的确确打击了群众和红卫兵的积极性。”
了解了这些背景因素才会清楚，当年江青憎恨宋庆龄的确是不争的事实，真正让她忌惮的恰恰是身居要位的周总理，是江青一伙人篡党夺权路上最大的绊脚石。
那么，由周总理对宋庆龄的保护说起，他在那段艰难岁月中都做了哪些抗争呢？
曾经有不少人认为他在十年动荡中为了保全自身而采取了相忍与违心的态度，实则不然，智慧的抵制与绵里藏针的抗争，可以总结为巧妙自我保护、全力保护干部、坚持反对“极左”、贯彻整顿方针四大方面，这四点相辅相成且环环相扣。
拿“全力保护干部”这件事来说，毛主席当年也曾有“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的想法，到了林彪、江青集团这里，却成了他们打倒革命干部、扫除篡党夺权障碍的最佳理由。
在周总理看来，大势所趋之下，想要阻止大运动发生已是不可能，想办法保护干部至少能让我党减少损失，且是唯一途径。
因为这样的认知，即便当年“努力保护革命干部”被视作抵制大运动的重要标志，周总理依旧不遗余力地推进着，很多时候都是旗帜鲜明、凛然不屈的。
随着形势发展的愈演愈烈，他反对“极左”的态度也变得更加明显，有如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六十一人”案件、打倒刘少奇等等问题与毛主席的据理力争，这是两人多年合作中从未发生过的情况。
凭借如此卓越的政治斗争智慧，周总理得以保全自身并力挽狂澜，很难想象，如若没有他的努力遏制，十年动荡还会给全国上下带来多少毁灭性的伤害。
如今回首，那些年的中央政治局势甚至不能用“惊心动魄”来形容，周总理身处困局之下的苦苦支撑，是无数个不眠之夜的殚精竭虑，还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破釜沉舟。
耐人寻味的是，因为他的存在，反而在无形中映衬出宵小之徒的无耻嘴脸，也让更多不明真相的干部、群众认清局势险恶。
所以说，当年无所不用其极地发难、中伤宋庆龄，连她葬在上海万国公墓的双亲都惨遭厄运，与孙中山的婚姻被杜撰成花边新闻，这些不过是江青一伙人无耻行径的冰山一角。
他们一直在肆意“点火”，周总理则在智慧“灭火”，老人家因此遭到的非议与刁难，实属新中国的悲哀，反之，他的坚强抗争也是新中国的幸运，如邓公多年后的评价：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当时他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们原谅他。如果不这样做，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由于时代因素，大多数人对于这段历史都比较陌生，笔者也是翻阅了许多资料之后呈现给各位读者，因为一些原因，许多历史细节和片段并未阐述的十分详细，也让大多数喜欢近现代史的读者意犹未尽。
基于此，笔者在此向大家推荐《红墙图志》一书，该书作者查阅了大量一手资料，围绕1949-1976年间伟人的政治活动而展开，讲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27年中若干重大历史事件，这些历史事件以往很少公开，教科书上也鲜有细讲。
同时，全书配有400多张伟人的珍贵照片，分为彩色和黑白两种，许多照片为首次公开发表，集可读性与收藏性于一身。
在此书中，你能清楚地了解到“七千人大会始末”，以及伟人与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等人的关系，十年特殊时期的众多不为人知的细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