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上半叶印学研究状况看现代篆刻学萌芽的产生

选自|《西泠艺丛》2024年第12期总第120期 |

20世纪初，中国社会进入了大变革时期。随着国门渐开，西方近代各项先进制度和科技大量涌入中国。在社会转型、中西文化碰撞的大背景下，传统篆刻艺术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传统印人身处巨大变革的社会背景中，如何理解和看待篆刻艺术的未来发展，成为值得探索的课题。其中印学论著、文稿以及印谱序跋是最能直观反映当时印人、印学家观点的重要资料。本文将以当时的印学研究成果为切入点，对20世纪上半叶出版、发表的印学论著、文稿与各家印谱序跋进行系统梳理和总结，试图分析在激荡变革的社会背景下，印学研究从传统印学逐步转变为现代篆刻学理论的过程。

一、20世纪上半叶印学研究概况

20世纪上半叶，印学研究硕果累累。一方面，新出土古玺印、封泥等大量面世，引起了金石收藏家们的极大兴趣，也促进了古玺印与封泥的研究热潮，这一阶段学者编辑了大量印谱，相关成果层出不穷。另一方面，随着西方印刷技术的传入，石印等新技术的广泛应用，极大地降低了书籍出版周期和成本，使印学论著的出版更加便捷。同时，也出现了像西泠印社等致力于编辑印学著作的出版机构，为印学论著的普及提供了条件。此外，随着近代报刊业的繁荣，市民阅读需求的多元化，出现了大量美术类期刊，为印学文稿的发表提供了平台。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20世纪上半叶印学论著、印谱、文稿数量众多，所涉内容也极为广泛，给后世研究这一阶段的印学状况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为了能对20世纪上半叶的印学研究状况有更为清晰的认识，本文将此阶段的印学研究成果加以梳理，详见附录1。随着古玺印、封泥等材料的大量出土，古玺印收藏蔚然成风，20世纪上半叶学者们编辑出版了大量古玺印谱、封泥谱录。王国维、罗振玉等金石学大家也每每受邀为新出印谱撰写序跋，阐述自己的学术观点，因而这一阶段出现了大量学术类印谱序跋（附录2）。

20世纪上半叶报刊业迅速兴起，各类报刊层出不穷。许多金石书画社团也纷纷创办社刊，涌现出了《国粹学报》（图1）、《鼎脔》（图2）、《艺观》（图3）、《湖社月刊》（图4）等专业期刊，为印学文稿的发表提供了平台。许多印学家、篆刻家乃至爱好者纷纷撰文，一时间发表了大量印学文稿，现梳理并择其重要者呈现出来（附录3）。

通过梳理发现，20世纪上半叶的印学研究成果十分可观。现将这一阶段出版的印学论著、印谱中的学术性序跋以及印学文稿加以分析，可将其内容分门别类，概括为以下数类。

（一）古玺印研究

自清代嘉道时期开始，古玺印的大量出土，使古玺印收藏蔚然成风，一时间金石收藏家编辑了大量古玺印印谱，对古玺印的认识也逐渐清晰与提高。至20世纪上半叶，对古玺印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将古玺与史料、甲骨文字、金文、古陶文等多种材料进行参照，相互印证，从而考订古玺的时代、释文，以及背后的古代官制、地名变迁等内容，其中不乏许多新观点、新思想，值得关注。

◎ 图5 罗振玉《赫连泉馆古印存》序

金石收藏家罗振玉致力于收藏、辑录古代玺印，认为古玺印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其在所辑《赫连泉馆古印存》序言（图5）中指出：“始知古印玺者，实于小学、地理、官氏诸学，至有裨益，好之乃益笃。私意数百年来，固未有能阐斯学之蕴者也。”此外，他在序言中首次提出“征之古玺已有取成语为印者”，并收录了“敬上”等先秦吉语印，一改前人吉语印始自汉代的旧说。王国维在《桐乡徐氏印谱序》中，确认古玺是研究六国文字的重要材料，指出“兵器、陶器、玺印、货币四者，正今日研究流过文字之惟一材料，其为重要，实与甲骨、彝器同”，肯定了古玺文字的价值。

黄宾虹兼具书画家与金石收藏家双重身份，其收藏古玺印既丰且精，辑有《滨虹藏印》《滨虹草堂藏古玺印》等多部印谱，对古玺印也有深入研究。

◎ 图6 黄宾虹《古印概论》

他既秉承了“文字证印、以印证经、以印考史”的传统金石学研究方法，对古玺印文字进行考释，但又不局限于此。其所撰《古印概论》（图6）从印章文字蜕变原因、实际用途、形制演变等多个角度对古玺印的发展历史进行了梳理，拓宽了古玺印研究的视野。

◎ 图7 伏蟾《金上京路万户印出土记》

西方近代考古学的传入，给古玺印研究带来了全新的研究视角与方法。在古玺印被金石学家作为证经补史资料加以研究的同时，带有近代考古学意识的古玺印研究文章也开始出现。如1912年《东方杂志》发表了署名伏蟾的《金上京路万户印出土记》（图7）。该文详细记录了此印的出土地点、发现方式以及材质、尺寸等基本信息。这与传统金石考据重视文字考释、忽视出土信息的研究方法存在明显不同。虽然此印非科学考古发掘品，但对出土地点的记录，也为印文的考证提供了佐证。

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古玺印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传统金石学研究的框架，在采用金石考据方法的同时，也开始关注印章本体之外的历史发展、形制演变等问题，还受到近代考古学的影响，注重出土信息的记录，使古玺印研究呈现出了不同于传统金石学的全新气象。

（二）古印文字汇编与研究

古玺印一直是古文字研究的重要材料。20世纪上半叶，除了文字考释类研究之外，还出现了以玺印文字为专题的文字汇编著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为罗振玉哲嗣罗福颐1930年出版的《古玺文字征》（图8）、《汉印文字征》（图9）。两书将明清以来诸家谱录中的古玺和汉印文字进行钩摹，依《说文解字》体例，加以编排，历时八年方成，成为民国时期古印文字汇编集大成者。

此外，孟昭鸿亦辑有汉印文字汇录著作《汉印分韵三集》《汉印文字类纂》。《汉印分韵三集》依照清代袁日省、谢景卿正、续《汉印分韵》体例编排，收录新见汉印用字7000余字，成书于1927年。《汉印文字类纂》则将秦汉、魏晋印文按笔画顺序排列，共分十二集，其中《汉印分韵三集》成为日后篆刻入门与创作的重要参考书。

宣哲有《古玺字源》（图10）稿本存世，作者有感于“玺文可识者不过十之二三，且所释未必尽可信”，对古玺文字进行梳理，认为其源流“则敬、事、信、私、封、行、玺七字而已”。并按照“敬”“事”“信”“私”“封”“行”“玺”七字字形省变、离合，将古玺中的文字进行汇编，加以考证。黄宾虹《陶玺文字合证》（图11）一书，将古玺与古陶文加以对比，按照“古匋量器完全与古玺文字合者”“古匋片器不完全与古玺文字合者”“古匋量器与古玺文首一字不同者”“古匋片器与古玺文第二字不同又第三四字略异同者”“古匋器文有玺印字及可确知为印文者”等类别加以编排。其目的不仅在于古玺文字的考证，也意图通过古陶文字判断古玺的用途。

此外方介堪钩摹了上万方古玺印印文，辑成玺印文字工具书《玺印文综》十四卷。虽未及时出版，又于战时散失部分，也为此阶段重要的一部古玺印字书。

20世纪上半叶诸位学者对古印文字的汇编与研究，不仅加强、拓展了古玺印文字的考释，增进了对古玺印的认识，而且出现了诸如《古玺文字征》《汉印文字征》等文字汇录类著作，对古玺印的研究与篆刻创作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与益处。

（三）封泥研究

清代是金石学发展的鼎盛时期，封泥的发现也是清代金石学的重要成果。清道光二年（1822）蜀中农夫在田间偶然发现封泥，后被古董商贩卖至京城，自此封泥便开始进入了金石学家们的视野。清代吴荣光《筠清馆金石》、刘喜海《长安获古编》、陈介祺《簠斋印集》中都收有封泥。刘鹗《铁云藏封泥》纠正了以往将封泥误作印范的错误，对封泥性质有了正确的认识。

1903年，罗振玉辑郭裕之藏封泥成《郑厂所藏封泥》一书。在该书序言中罗振玉指出：“古封泥于金石学诸品中最晚出，无专书纪录之，玉以为此物有数益焉：可考见古代官制以补史乘之佚，一也；可考证古文字，有裨六书，二也；刻画精善，可考见古艺术，三也。”道出了封泥研究的价值所在。吴式芬、陈介祺所辑《封泥考略》，开创了以封泥文字考证古代官制、地理的先河。此后，周明泰辑《续封泥考略》六卷、《再续封泥考略》四卷，延续了这一路径。王国维在所辑《齐鲁封泥集存》序言（图12）中指出：“封泥之物与古玺印相表里，而官印之种类则较古玺印为尤夥。其足以考正古代官制地理者，为用至大。”强调了封泥的重要价值。其所著《简牍检署考》明确了封泥的使用方法：“书函之上既施以检，而复以绳约之，以泥填之，以印按之，而后题所予之人，其事始毕。”

1934年国立北京大学研究院辑《封泥存真》影印出版，由曾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主任的马衡作序。序言中对封检之泥与封囊之泥在形态上的区别进行了详细对比和描述，并发出“前人著录封泥之书，如《封泥考略》（吴式芬、陈介祺），《齐鲁封泥集存》（王国维、罗振玉），续及再续《封泥考略》（周明泰），除摹拓及考证其印文外，不言其形制，似不免犹有遗憾”的感慨，可见其作为考古学家的独特视角。1936年出版的王献唐《临淄封泥文字叙》（图13）延续了前人的传统，利用封泥材料对汉代官制进行了考释。除此之外，王献唐还亲自前往临淄封泥发现地进行考察：“地在县城北门外东北刘家寨村西南，各距里许，今为城户王姓业产。前后共发二窖，一东一西，约数十百步……四十年来，各家所收临淄汉封泥，类出是乡，其有栏格之秦封泥，则在县城东门外偏北一带……据村老习于其事者言，东门外封泥，皆有栏格，出刘家寨者则无。”王献唐将封泥本身形态和出土地点进行了整合分析，得知刘家寨出土的为汉封泥，县城东门外出土的为秦封泥。这种不仅关注文物本身，也关注出土地点等信息，并将之相联系的研究方法，带有近代考古学的视野，这是以往金石学家所不具备的。

总体而言，随着封泥的发现，封泥研究成为金石学研究的内容。20世纪上半叶的封泥研究，继承了金石学证经补史的传统，利用新出土的封泥对古代官制、地名等进行考证，有助于复原历史上的官制体系和郡县沿革。与此同时，个别学者亦试图从考古学的角度看待封泥，发掘更多的信息。

（四）版本目录研究

20世纪上半叶，随着印谱出版的繁盛，出现了专门的印谱书目。这些印谱专门书目又可细分为藏书书目和知见书目两类，其中以知见书目为主，如叶铭于1910年出版的《印谱目》，是国内比较早的印谱专目，1920年又出版《叶氏印谱存目》，也是知见书目。藏谱书目还有《铁琴铜剑楼藏善本印谱目》《宗氏明本及印谱书目》等。

印谱书目的编排体例多样。有的按年代排序，如罗福颐《古铜印谱简明目录》《印谱考》等；有的按印谱类别排序，如冼玉清《粤东印谱考》、庞士龙《云斋旧藏善本印谱目忆录》等；有的按印谱首字笔画排序，如王敦化《印谱知见传本书目》（图14）、《篆刻参考书传本书目》（图15）、《古铜印谱书目》（图16）等；也有部分印谱排序较为随意，无一定规律，如李文䄎《知见印谱录目》（图17）等。从印谱书目著录内容上看，早期的印谱书目多为简目形式，仅著录印谱书名、卷次、作者等概要信息，如叶铭《印谱目》、罗福颐《古铜印谱简明目录》、李文䄎《知见印谱录目》等。随着印谱书目的发展以及学者对印谱研究的深入，印谱书目中所收录的信息更为详细，编撰者有意识地撰写印谱书志，著录编撰者小传、印谱序跋等信息，使印谱书目的内容更为丰富，如罗福颐《印谱考》、冼玉清《粤东印谱考》、庞士龙《云斋旧藏善本印谱目忆录》等。

在印谱书目的编纂中，影响最大的学者是罗福颐。1927年，罗福颐撰《古铜印谱简明目录》（图18），以年代划分，著录印谱名称、编撰人姓名、卷数、年代等基本信息，合计著录宋代至道光时期的印谱70种。1933年，又撰《印谱考》四卷（图19），著录宋代至清代宣统时期的印谱146种。在自序中罗福颐指出了前人对印谱目录的忽视，其仿照《经义考》体例撰写《印谱考》，并引用翁大年所著《印谱考略》残稿，还根据丁仁所藏印谱以及自家藏谱情况撰写印谱提要。对比罗福颐《印谱考》目录和《古铜印谱简明目录》，有许多相似点，均按时代排序，并在时代下列收录印谱数量，且两者书目也有许多重合之处。《印谱考》很可能是在《古铜印谱简明目录》之上补充完善而成的。但《印谱考》已不再仅仅列印谱条目，而是撰写印谱提要，对国内专门印谱书目的编纂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外，20世纪二三十年代，罗福颐曾参与编撰《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撰文稿“与印谱相关者，为六则：其中子期先生《印谱考》中著录者四则，未著录者二则”。1947年，罗福颐撰《温故居所见印谱题识》，收录于《辽海引年集》，共著录印谱18种。除罗福颐之外，在印谱书目编辑上有影响力的另一位学者是岭南大学冼玉清，她开创了地域印谱书目编辑的先河。1936年，《岭南学报》第5卷第1期刊登了冼玉清撰《粤东印谱考》（图20）。冼氏有感于以往文献对粤地印谱著录的缺失，有意搜求，“讲授之暇，刻意求书。成《粤东印谱考》。得篆刻字书类凡九种，集印谱一十八种，自镌印谱一十四种。共四十一种。其书以眼见者为准。其未见者则以经方志著录为据”。冼玉清对印谱的著录较为详细，不仅著录书目、卷次、编撰者、版本等主要信息，还记录藏家以及以往书目中的著录情况。此外，为编著者撰写小传，介绍作者姓名、籍贯、官职以及生平信息。还收录印谱序跋内容，或全部抄录，或摘录部分文字。最后还对印谱的版式进行描述，记录每页钤印数量、书口文字等信息，并与罗福颐《印谱考》中的记载作对比，内容详尽，颇具资料价值，是对广东地区印谱出版情况的整体梳理。冼玉清后于1963年补充完善成《广东印谱考》。印谱专门书目是伴随着篆刻艺术的兴盛和印谱的大量出版产生的，标志着印谱这类特殊的古籍已经逐渐受到重视，学者开始有意识地对此类古籍进行编目、撰写提要。这类目录文献有助于后人了解前代的印谱出版状况，以及同一部印谱不同的版本流变，而且从印谱提要中还能回溯该谱的递藏情况。专门的印谱书目，相比于之前目录文献中对印谱的零星记载，所涵盖的信息更为丰富、全面，在印学研究中具有不可忽视的资料价值。

（五）印人传记

◎ 图21 叶铭《广印人传》

清初周亮工所著《印人传》开创了为篆刻家作传的先河，后汪启淑《续印人传》、冯承辉《国朝印识》等都是重要的印人传记著作。叶铭在前人基础上辑《再续印人小传》，后又增补为《广印人传》（图21），于1911年刻印出版。《广印人传》共十六卷，补遗一卷，上迄元明，下至光绪，共收录印人1800余人，虽较为简略，但规模浩大，非《印人传》《续印人传》《国朝印识》等可比拟，基本囊括了元明以来的印人群体。

印人传记著作中还有一类以介绍某一地区的印人为主的地域性印人传记，如清代道光年间黄学圯所著《东皋印人传》，收录东皋本地及流寓印人28人，开地域性印人传之先河。民国时期亦有地域性印人传记问世，如《东莞印人传》《成都印人传》《闽中印人录》等。

《东莞印人传》为古文字学家容庚与其弟容肇祖合撰，是研究广东篆刻史的重要资料。作者根据《东莞县志》《东莞诗录》等著作，收录东莞籍篆刻家，其所录始自明代邓云霄，讫至容庚仲弟容肇新，共录19人。所录之人均为之作传，并对印人作品风格等进行评述，内容详尽。这些印人因偏居一隅，大多声名不彰，幸得容氏兄弟为之作传，方不至湮没无闻。《东莞印人传》开篇有“自古瑰奇磊落之士，不见于世，不幸而托一艺以传，又不幸而艺与人俱湮没而不传者，何可胜数”的感慨，这也是作者作此传的原因，也因此为广东地区篆刻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1931年《智囊》杂志发表《成都印人传》（图22），作者署名同园。该文分5期连载，共收录沈中彝、曾思道、陈泽霈、龚源耕、颜浚等20位印人，记录姓名、字号、印风，或简述其生平；另有4人因“未见印作，故不敢妄列也”，仅录其姓名。《成都印人传》篇幅短小，所录印人名不远播，却是了解成都地区印人状况的宝贵资料。1934年张俊勋撰《寿山石考》，附《闽中印人录》（图23）一卷，收录闽中地区宋代至清光绪间印人47人，列其字号、籍贯及主要著作。由于晚清民国时期金石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印人往往通过雅集的形式交流印艺，这也催生了一种新的以社团为限的印人传记。其中以西泠印社为代表。西泠印社1913年辑有《西泠印社同人录》，著录社员姓名、里居、年龄等。后秦康祥编著、王福庵审定《西泠印社志稿》专设《志人》一卷，收录61位西泠印社早期社员小传。

1914年9月，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成立的篆刻社团乐石社，辑有《乐石》十集与《乐石社社友小传》一册，《小传》前有李叔同、姚鹓雏所撰《乐石社记》各一则，后列夏丏尊、李叔同等27位社员小传，附拓印者1人，并录乐石社简章及职员表。

20世纪上半叶，不仅有叶铭《广印人传》这类搜罗人数众多、全面反映历代印人全体状况的印人传记，也有《东莞印人传》《成都印人传》《闽中印人录》等地方性印人传记。同时，随着金石篆刻社团的兴起，还新兴了以社团为限的印人传记。这种社团印人传的出现，说明篆刻社团加强了印人之间的交流，印人不再仅仅以个人姿态出现，同时也以社团面貌亮相，有助于扩大社会影响力。这种模式一直延续至今。

（六）印学札记

印学札记是民国时期比较常见的一类印学论著，这类文章所论述的主题往往相对分散，每一话题所涉篇幅较为短小，通常采用分块阐述、报刊连载的形式。内容涉及印章起源、篆刻流派、印文考释、印谱等方面。

光绪三十三年（1907）黄宾虹所撰《滨虹羼抹·叙摹印》（图24）在《国粹学报》上连载，开报刊发表印论文章之先河。该文开篇先按“上古三代、秦汉、六朝唐宋、元明、国朝”的时间顺序讲述了印章的起源和发展历史，随后开展专题论述，涉及印章作伪、流传、鉴赏、流派、考证、印文、形制、篆法、刀法、印纽等多个方面，研究对象已不再仅限于古玺印，明清流派印、杂品印等都有所涉及。1935年黄宾虹在《学术世界》杂志连载《虹庐笔乘》（图25），主题更为多元，涉及印学者包括古玉印之流传、古印丛话、藏印记略、玺节、观得自斋印谱、印用成语、印石、清康乾集古印谱、刻印、周代玺印、伪托印史等50余篇。

黄宾虹弟子朱尊一亦曾在《俭德储蓄会会刊》上连载《壮悔室印谈》（图26），所涉内容涵盖古玺印起源、篆刻流派、印石、姓名印、印谱、摹古、章法、用篆、刀法等多方面，值得参考。

容庚《雕虫小言》（图27）1919年在《小说月报》上连载，含学篆、姓名印、摹印、诗文印、印人传、印纽、印人印风等多方面。在此文中，容庚对“緁伃妾娋”玉印的著录和递藏进行了考证。于非闇《治印余谈》（图28）1927年至1928年在《晨报·星期画报》连载34篇，所涉内容更为广泛。

◎ 图28 于非闇《治印余谈》

印学札记也是民国时期最具特色的印论形式，因发表在报刊，其阅读对象多为普通读者，往往不拘长短深浅，并包含不少印坛掌故。除上述作者之外，还有吴浔源《蕅丝龛印学觚言》、徐天啸《余之印话》、蒋吟秋《秋庐印话》、顾青瑶《青瑶印话》、张可中《清宁馆治印杂说》、陈运彰《说印》、黄高年《治印管见录》、杜进高《印学三十五举》等，皆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相比于传统古玺印、古文字学论著，印学札记类文章研究对象更加多元，不仅包括古玺印，也包括流派印、印谱、印人、印石以及篆刻创作理念等，这也是这类文章与传统金石学研究最大的不同。因为印学札记类文章所涉内容多元，各个篇章相对独立，每一章节篇幅短小，亦可单独成篇，适合以连载的形式在报刊上刊登，民国时期印学札记类文章在报刊中屡见不鲜。

（七）印学史论

如果说印学札记的行文特点是各个主题相对独立，那么印学史论类文章最大的特点是整篇文章逻辑严整，系统论述同一主题。印学札记或许仍带有古代印论的影子，但印学史论类文章则萌生了现代学术论文的种子。

1926年吴贯因发表的《东西印章之历史及其意义之变迁》（图29）是比较早的论述印章发展史的文章。该文简述了非洲、西亚细亚、欧洲、日本等地的印章起源，对中国印章发展史进行了梳理，并对印章的用途、用法、用色、印泥、印文等进行了分析。该文不仅涉及中国印章史，还对域外印章史进行了简述，视野开阔，但可惜对中国印章史的论述稍显简略。

1929年，方介堪在上海美术专门学校季刊《葱岭》上发表《论印学之源流及派别》（图30）。该文按照时代顺序概述了印章的起源、古玺印发展、集古印谱的出现、明清流派篆刻的兴起，并对浙派、皖派的代表印人、印作加以点评。该文对印章发展史的论述不再仅局限于古玺印，还将流派篆刻囊括其中。

1930年，《东方杂志》发表黄宾虹《古印概论》和沙孟海《印学概论》（图31）两文，影响力更为深远。《古印概论》前文已有涉及，此处不再赘述。相比之下，沙孟海的《印学概论》，对印章发展史的梳理更为系统，并将其分为“兹目宋元以前为印章之创制时期，宋元以后为印章之游艺时期”两个阶段，既强调了古玺印的实用性，又看到了流派篆刻的艺术价值，不愧为印学史论研究的奠基之作。

1940年，傅抱石《中国篆刻史述略》（图32）将篆刻发展史分为“篆刻的萌芽期”“篆刻的古典时期”“篆刻的沉滞时期”“篆刻的昌盛时期”，更加系统全面地阐述了篆刻的发展历程，并明确提出“篆刻史”这一概念，在近现代篆刻史研究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上述印学史论文章的出现，表明印章不再仅仅是金石学家、历史学家用来证经补史的材料，而是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并形成了“篆刻史”这一专门史。这也意味着印学逐渐从传统金石学中独立出来，形成自己的研究视野和研究范式。

作为篆刻家的方介堪，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其在《论印学之源流及派别》中指出：“治印者研求篆、章、刀法，模拟铜玉封泥，出入秦汉魏晋以为技能，至于文字历史之学，鲜有考者。收藏家之辑印谱，尽其所藏，选成一集，粗分部次，尝以六国古玺与元明花押杂厕一处，无目录统系纲纪之分，惟知保存国粹，好其古色而已。考古者，如吴清卿、陈簠斋、王静安为最精确，惟古玺印章，散于各谱极多，且常有出土，不能尽海内所有，聚于一处，分其部居，成其统系，而后穷经史之阙也。”点明了面对印章材料，篆刻家、收藏家、考古学家的关注点各有不同。

（八）篆刻教育

20世纪上半叶是篆刻教育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时期，在西方学校教育模式传入中国的时代背景下，篆刻也开始被纳入美术教育之中，实现了篆刻教育的近代化转型。许多篆刻家进入美术学院任教，为配合教学，编写课程讲义。如1926年寿石工《铸梦庐篆刻学》（图33）在上海《鼎脔》杂志进行连载，后又发表于《湖社月刊》，并最终集结为《篆刻学讲义》一书出版，这是他在国立北平艺专讲授篆刻课程时使用的教材。1935年，孔云白出版《篆刻入门》（图34）一书，脱胎于方介堪在上海美专时的讲稿。潘天寿《治印谈丛》为其在杭州国立艺专教课时的讲义。除美术院校外，有的普通院校也开设篆刻课程。上海金山篆刻家张孝申任南洋模范中小学初中部国史教授兼篆刻科教员，并于1927年编辑出版《篆刻要言》一书，作为授课教材。此外，也有篆刻家自己开班教学，将课徒稿整理成书，如邓散木《篆刻学》。因此，这一阶段出现了许多篆刻教学类著作，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 图33 寿石工《铸梦庐篆刻学》

◎ 图34 孔云白《篆刻入门》

将这几部篆刻教学著作对比之后发现，其内容有一定的相似性，既包括篆刻发展史、印章制度、篆刻流派等相关知识，更侧重于对篆刻技法的传授，内容涉及篆法、章法、刀法、边款刻法、作印法等，逐一讲授篆刻的要领和步骤。此外，还包含拓款、钤印等具体操作方法，以及印石、印泥等篆刻所用工具材料的相关知识。总体而言，这类著作通常都具有很强的实践指导意义，侧重技法的讲授，内容相对通俗易懂，同时又形成了相对完整的体系。

尽管都属于篆刻教学类书籍，但每本著作又各具特色。张孝申《篆刻要言》后附“应备书帖印谱目录”（图35）和“应备器物一表览”，明确列出了篆刻学习参考用书，以及所需工具材料。

张志鱼《刻竹治印无师自通》（图36）不仅细致地讲解刻楷书边款法和刻行草边款法，还附照片加以说明。李健《金石篆刻研究》分别讲授了刻玉、刻铜、刻骨角竹木等不同材质印章的方法。

《治印术》（图37）则指明可以通过习小篆、读近人印谱、读前代名人印谱、读秦汉印谱等方式提高自身修养，进而提升篆刻水平。

这些篆刻教学类书籍，详尽地讲授篆刻相关知识和技法，也体现了作者金针度人的开放胸怀。叶铭在为王世《治印杂说》（图38）作序时曾感慨：“予尝见夫世人之擅一技之长，每秘其术而不以传人。匊昆则不然。其教授于学校也，每于谈话之余，与从学者辄津津讲论印学。”以王世为代表的诸多篆刻家，愿意向大众传播篆刻知识，教授篆刻技法，进而编纂篆刻教学类书籍，使篆刻艺术从一门秘而不传的小众技艺，转变成为艺术教育的一部分，现代意义的篆刻学正是在此基础上萌发的。

20世纪初，是篆刻教育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键时期。篆刻教育的近代化，使篆刻教学不再仅局限于师徒间的口传心授，而是被纳入学校教学体系，从而催生了诸多篆刻教材。这类著作的出版打破了篆刻艺术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壁垒，使更多的学生、民众有机会学习、了解篆刻艺术，促进了篆刻艺术的普及。

二、20世纪上半叶印学研究的特点

对20世纪上半叶的印学论著、文稿与学术性印谱序跋进行梳理发现，西方现代科学方法和制度的传入，也使传统印学研究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期。这一阶段的印学论著呈现出如下特点。

（一）承前启后，取得丰硕成果

晚清民国时期，随着古玺印、封泥等材料的发现，传统金石学进入鼎盛时期。作为传统金石学研究的一部分，印学也进入大发展阶段。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上半叶正式出版或发表的重要印学论著和印学文稿已逾百篇，且内容并非摘录前人旧说，而是各具己见。这些印学论著，在继承传统金石学研究的同时，也借鉴了西方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发现了新的研究视角。

一方面，这一阶段的印学研究是对明清以来印学的继承，在古玺印研究、古文字研究、印人传记编写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罗振玉、王国维、罗福颐等学者，采用传统金石学研究的方法，以新出土的古玺印、封泥为材料，对古玺印、封泥文字进行考释，并“以印证史”，进而考证古代官制制度、地名变迁等内容。叶铭、容庚等学者，参照前人撰写印人传的体例，撰写《广印人传》《东莞印人传》等。从这些印著中，可以看到这一时期对传统印学的继承。另一方面，这一阶段的印学研究也在尝试新的研究方法和视角。马衡、王献唐、伏蟾等学者，受到西方考古学思想的影响，对古玺印、封泥的形制、出土地点等信息加以关注。试图以西方考古学的方法研究古玺印、封泥材料，给传统印学研究带来了不同的视角，这也是印学研究试图走出与传统金石学不同的路径的有益尝试。

（二）强调印章、印谱的主体性

在传统金石学研究框架下，古玺印、封泥等并不是研究的主体，对其进行研究主要是为了达到证经补史的目的。在传统金石学家眼中，古玺印等只是材料，通过考释古玺印文字，补充史料不足，而非真正的研究对象。20世纪上半叶印学研究的显著特点是更加强调印章、印谱的主体性，将之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而非附属于其他学科的研究材料。

注重印章的主体性，其表现之一是对印章本身发展历史、演变脉络的重视，探讨印章的起源问题，进行印章发展史脉络的梳理。方介堪、黄宾虹、沙孟海、傅抱石等人都做了这方面的努力，并发表了诸多印论文章。对印章发展史的关注，使印学研究跳出了传统金石学的范围，研究对象从古玺印扩大到明清流派印，从而对印章史有更全面、整体的认识。

注重印章主体性的另一表现是将其作为一种独立的器物门类，利用文物学的方法，探究印章的材质、工艺、形制、纽式等。如泽人《谈玺印之纽式》一文，专门研究印纽的形制、发展历史以及雕纽刻工。由此可见，学者已不再仅将印章作为文字载体，而是将其作为独立的器物门类，研究其本身的发展历史和形制演变等，与传统金石学存在明显差别。

此外，印谱专门书目的出现，代表印谱的主体性被认可。印谱不再仅仅被看作古籍中的一个类别，而是单独加以编目著录，20世纪上半叶出现了叶铭《印谱目》《叶氏印谱存目》，罗福颐《古铜印谱简明目录》《印谱考》，王敦化《印谱知见传本书目》《篆刻参考书传本书目》《古铜印谱书目》，冼玉清《粤东印谱考》，庞士龙《云斋旧藏善本印谱目忆录》等印谱书目，这是前所未有的。相比于之前古籍目录中对印谱的零星记载，印谱专科书目所含信息更全面，资料性更强。印章、印谱不再作为其他学科的研究材料和附庸，而是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主体性得到加强。这是20世纪上半叶印学与传统金石学研究的最大不同，标志着印学开始真正独立于传统金石学之外。

（三）注重篆刻的艺术属性

随着印章、印谱主体性的提升，人们也开始从篆刻艺术的角度看待印章。早在1903年，罗振玉便对新出土的封泥材料有“刻画精善，可考见古艺术”之语，已经意识到封泥的艺术价值。随着篆刻成为学校美术教育的一部分，篆刻开始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被人们所重视。王个簃在《个誃印恉》中明确提出：“夫篆刻为美术之一，有排列之美，有错综之美，有雄浑之美，有娟秀之美，有纯泊之美。能合于此，神韵乃全，篆刻之事乃备。”明确指出篆刻为美术之一。温景博《漫谈刻印艺术》（图39）一文提出：“刻印是融会了绘画和书法的技巧来表现东方特有趣味的一种艺术。”侯石年在《论篆刻在艺术中的地位》（图40）中否定了传统上视篆刻为“雕虫小技”的陈旧想法：“所谓雕虫小技者，不过是形容篆刻在艺术的园林中所占的地盘很小，至篆刻本身在艺术中所占的价值却不能加以剥削……篆刻虽是艺术中的小技，然而在那一方小石头上面所表现着的程度的深浅，却和其他的艺术有同样的价值。艺术决没有物质的界限，只有是否成功的分别。”认为篆刻与其他艺术形式具有同等的地位，强调了篆刻艺术的价值。

这类文章的出现，说明篆刻的艺术属性受到重视，学者开始强调篆刻艺术的价值和地位。进行篆刻艺术的美学追求，成为此时的重要课题。

（四）纳入学校教育，形成独立体系

民国时期篆刻开始被纳入近代美术教育的体系中，成为美术学院课堂教学内容的一部分。像张孝申等许多印人在学校担任教职，教授篆刻课程，并形成了体系完善又具实用性的教学讲义。学校篆刻教育，不仅教授印章发展史等理论知识，更重视篆刻技法、审美的传授，旨在通过教学，使学生掌握篆刻创作的方法，篆刻的艺术属性得到了空前的强调。在篆刻教学中，往往涉及具体的章法、篆法、刀法等创作技法的讲授，因此这时的篆刻教学类书籍，形成了独立的体系，以便更好地指导篆刻实践。

篆刻教学类著作编排大多体例详尽，除了介绍篆刻理论知识外，更注重对篆刻创作技法的讲述，为便于学生理解，这类著作中往往配有插图甚至照片加以说明，更具有实践指导意义。

篆刻作为艺术课程被纳入美术教学，促进了印人对篆刻技法等进行归纳总结，编写篆刻教材，形成了适用于篆刻教学的独立体系。篆刻教学类著作与以往印学研究成果最大的区别在于篆刻教学类著作不是一味地进行学理性的探讨，而是探索如何更好地进行篆刻教学。至此，篆刻开始以一门独立学科的面目问世，这也标志着现代篆刻学的萌生。

（五）报刊业的发达，提供发表平台

报刊作为一种新型媒介，为印学理论的发表提供了新途径。在报刊出现之前，编辑印谱、出版印著是印人最主要的发表形式。但出版印谱和专著，需要有一定的成果积累，非一蹴而就，发表周期较长。相比之下，报刊给印人提供了更为便捷、经济的途径，可以及时发表最新成果。虽受报刊篇幅的影响，每期发表的文稿篇幅有限，但可以通过连载的形式克服这一问题。黄宾虹、朱尊一、寿石工、于非闇都曾在报刊上连载印学文章。报刊的出现，是传统印谱、印学图书出版的有力补充，为印人提供了发表的平台，拓展了发表学术成果的途径。另一方面，近代报刊的出现也有助于打破垄断。长期以来“著书立说”是学者们表达自身观点的主要途径，这对于普通人来说是难以实现的，因此学术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是少数人的专利。近代报刊的产生，使普通人拥有了撰文表达自己观点的途径，这对于培养印学人才、促进学术的多元无疑是有利的。民国时期，报刊上发表了大量印学文稿，如孙观生《摹印谈屑》，竹声《治印要言》，久庵《谭篆刻》，吴浔源《蕅丝龛印学觚言》，农隐《篆刻的由来》《篆刻法的纲要》等，角度各有不同。正是这种百家争鸣的学术生态，促进了现代篆刻学的发展成熟。

三、结论

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社会的大变革时期，传统印学也在寻找新的发展方向。近代出版业和报刊业迅速发展，为印学论著的出版和发表提供了便利条件。这一阶段印学论著数量宏丰，印学研究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态势。在古玺印研究、古文字研究、封泥研究、版本目录研究、印人传记、印学札记、印学史论以及篆刻教育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这一阶段的印学研究，既有对明清以来印学传统的继承，也有新的研究方法和视角的尝试。部分学者尝试以西方考古学的方法研究古玺印、封泥材料，印学研究开始试图走出一条与传统金石学不同的路径。与此同时，印学研究者开始注重强调印章、印谱本身的主体性，不再将之作为证经补史的材料，而是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探讨印章本身的发展历史、形制演变，以及印谱的版本流变问题，标志着印学开始真正独立于传统金石学之外。篆刻作为独立的艺术门类，也更加受到重视。

民国时期篆刻开始被纳入近代美术教育的体系中，在篆刻家的教学实践过程中，不断摸索修订，最终形成了适用于篆刻教学的独立体系，并编著了多部篆刻教学著作，标志着现代篆刻学的萌生。近代报刊业的发展，为印人提供了发表的平台，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学术垄断，有助于促进现代篆刻学的发展成熟。

总之，在清末民国社会动荡、东西方思想交融碰撞的大背景下，印学逐步从传统金石学中独立出来，并向着现代篆刻学转变。经过百年间的发展，篆刻学已经成为一门完全成熟的现代学科。站在百年后的今天回望历史，便可发现许多转变的种子在当时已悄然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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