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所谓“内九外七皇城四”，说的是内城、外城、皇城分别开有九门、七门和四门。这里的皇城四门是指天安门、地安门、东安门和西安门。历史上，天安门前还有六座拱卫门，分别是：天安门前左右两侧东西向的长安左门、长安右门，二门外侧东西向的东三座门、西三座门，以及长安左门与天安门间南北向的公生左门、长安右门与天安门间南北向的公生右门。这六座门曾经整齐有序、左右对称排列在长安街上，烘托出天街御道上“壮观瞻而尊国体”的恢弘气势。
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
明永乐十八年（1420），承天门（天安门）建成后，沿袭之前的建筑规制，将其前边的空地用宫墙围护，形成了一个狭长的宫廷广场。在广场的东西两端和最南端，分别建有三座皇城城门。面向东的门称为“长安左门”，面向西的门称为“长安右门”，面向南的门称为“大明门”。三门规制相同，相互之间形成封闭的“T”形宫廷广场，成为朝廷举行活动的重要场所，这片区域是严禁民众进入的。文武百官上朝取道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进入天安门。
《京师生春诗意图》中的长安左右门与东西三座门
明万历年间蒋一葵编纂的《长安客话》载：“进大明门，次为承天之门，天街横亘承天门之前，其左曰东长安门，其右曰西长安门，凡国家有大典，则启大明门出，不则常扃不开。每日百官奏进，俱从二长安门入，守有常数十百人，皆禁军也。”长安二字取“长治久安”之意。从长安左门至东单牌楼称东长安街，从长安右门至西单牌楼称西长安街，两门之间称为“御街”。
《乾隆京城全图》中的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
长安左门原址位于今天安门左前方，大明门内东北角（今劳动人民文化宫正门前稍东）。规制与大明门相似，门三阙，券门，汉白玉石门槛，单檐歇山顶黄琉璃瓦，汉白玉须弥座。长安右门规制与左门相同，原址位于今天安门前西侧，今中山公园（社稷坛）南门前的西南方。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二门东西相对。
道光二十五年（1845）《北京内外城全图》（局部）中的长安左右门与东西三座门
明清两代科举殿试后，中进士的考生姓名会被写在一张很长的黄榜上，在鼓乐御杖引导下自紫禁城午门接出，向南经天安门，再向东出长安左门，张挂在临时搭建的龙棚里面。由新科状元率领众进士看榜，随即由顺天府尹给状元插花、披红绸，新状元骑上御赐的高头大马，走过天街，以显示“皇恩浩荡”。这几乎是唯一允许在长安街上骑马的时候。因古代金榜题名被视为“鲤鱼跳龙门”，因此，长安左门又称“青龙门”或“龙门”。
《唐土名胜图会》中的公生左门与长安左门（局部）
而长安右门则被称为“白虎门”或“虎门”，这除了附会“左青龙、右白虎”之意，还因为明清时期，每年秋季，皇帝诏令三法司会同王侯、大学士、九卿等，在天安门前的西千步廊旁边“秋审”；每年霜降前，又在这里举行“朝审”。“秋审”是自东至西横列数十张大八仙桌，桌子铺红毯，判官面北端坐，审理囚犯判文，呈给皇帝，皇帝用红笔一勾，该犯即被判死刑。“朝审”是委派兵丁，将刑部监狱里的死囚提押到长安右门下车，从长安右门的南门洞走入，一字形跪在“朝审”公案桌前听候审讯。每年冬至清早，所有死刑犯被押入囚车赴刑场砍头。明朝是押送到西四牌楼，清朝则是押送到菜市口。所以，囚犯一旦被押入长安右门就如同进入“虎口”，凶多吉少。
民国时期的长安左门
明清时期，在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外各立有一块下马碑，一人多高，碑上刻有“官员人等，到此下马”八个字，并有禁军站岗。文武百官上朝时，均须在门外下马下轿，步行进长安左门、长安右门，经御街，过金水桥，进承天门（天安门），入午门，到紫禁城内上朝。
1937年2月6日，《中央日报》东长安门（长安左门）添辟公园
中华民国时期，为便利通行，1912年12月将长安左、右门的汉白玉门槛拆除，1913年1月1日长安街正式通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2年8月，长安左、右门被全部拆除，存在了五个世纪的城门从此卸下了历史的重任，隐退在人们的记忆里。在梁思成先生眼中，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是北京旧城的精华——建筑中轴线不可或缺的部分，因为“从正阳门到中华门，由中华门到天安门，一起一伏，一伏而又起，这中间千步廊御路的长度，和天安门面前的宽度，是最大胆的空间处理，衬托着建筑重点的安排”。而在天安门前这“最大胆的空间处理”上，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起着关键作用。
东三座门与西三座门
乾隆十九年（1754），在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外各向东与向西延伸，两端各设三座门，分别称东三座门和西三座门。“三座门”是“三座随墙门”的简称，这是一种中国传统建筑形式。东三座门原址在今南池子大街南口以东的东长安街上，西三座门原址在今南长街南口以西的西长安街上。
民国初年，东长安街，远处可见东三座门和长安左门
清乾隆内廷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奉敕编纂的《国朝宫史》载：“增筑长安左门外围墙一百五十五丈，长安右门外围墙一百六十七丈五尺一寸，各设三座门。”清乾隆英廉等奉敕编纂的《日下旧闻考》载：“乾隆十九年，于东西长安门外增筑围墙，各设三座门，规模尤为宏整。”此外，乾隆三十二年（1767）徐扬绘的《京师生春诗意图》上可见长安左、右门外已有东、西三座门。
民国初年的西三座门
1861年，英国使馆医生芮尼（Rennie）的日记《北京与北京人》中两处写到了东三座门，“淳亲王府附近有一旁门可以进入皇宫。今天傍晚我散步时走向这道门，皇宫的守卫马上出来，向我表明不可以进内。但知道我只是想望一望里面之后，他把我带到中门的一个间隔，从这里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皇宫的正门。……正如我以前所说，没有人可以进入这道门，要到皇宫西面的入口（相应我所在入口），必须绕一个约一英里的弯。”“今天下午我和美魏茶先生步行前往进入皇宫的小门，这门距离淳亲王府并不很远。大概离这门30码远的地方，有一块用汉、满、蒙、藏和阿拉伯文字书写的告示板，上书‘下马处’。”
1900年，驼队走过三座门
长安左右门与东西三座门，都是紫禁城的门禁所在，三座门外还竖有长安街牌楼，上有刻着满汉双文的“长安街”匾额，且有值房设守，民国时去除满文，东边匾额题为“东长安街”，西边的匾额则为“西长安街”。东、西三座门原先均为砖石琉璃门，辟三方门。中华民国二年（1913），为开通长安街，将东、西三座门改建为红墙歇山小式黄琉璃瓦顶的三孔圆角方券门，仍称东、西三座门。1952年，经过两年的大型群众游行活动，发现三座门的三个门洞影响彩车、门旗横幅的行进，造成游行队伍紊乱，而且游行队伍过门洞后已近天安门，来不及在行进中整理队伍。同年8月，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决议拆除东西三座门。
公生左门与公生右门
在长安左门与天安门之间、长安右门与天安门之间，东西走向的皇城墙上，还曾各建有一座随墙门，分别称公生左门（东公生门）和公生右门（西公生门）。二门与各部官衙相通，成为五府、六部官员上朝的通道。
王世仁先生手绘《北京中轴线界面建筑地图》
公生门的开辟始于正统元年（1436）六月，《明英宗实录》载：“正统元年六月，作公生门于长安左、右门外之南。”而五府、六部衙署开工于正统七年（1442）四月，晚于公生门，这说明尽管公生二门曾经作为五府、六部官员进出皇城的总门，但它最早却不是为此而设，应该是为了东、西朝房值守大臣进出皇城之便。
《北京中轴线界面建筑地图》中六座门的位置
“公生”一词，出自《荀子》：“公生明，偏生暗，端悫生通，诈伪生塞，诚信生神，夸诞生惑。此六生者，君子慎之，而禹、桀所以分也。”所以公生门之名具有警示官员“廉明奉公”的意思。
1917年，公生右门处的“蹈和”牌坊
明代成化进士陆容在其编撰的史料笔记《菽园杂记》中载：“东、西长安门通五府各部处总门，京师市井人谓之孔圣门，其有识者则曰拱辰门，然亦非也，本名公生门。”可以看出，公生门的名字有过“孔圣门”和“拱辰门”的称谓，而且在成化年间已经含混不清了，公生门还曾于成化十七年五月（1481）、万历四十五年（1617）正月两度失火，可谓命运多舛。
1918年，公生左门处的“履中”牌坊
明代宦官刘若愚在其编撰的史料笔记《酌中志》中载：“皇城外层向南者曰大明门，与正阳门、永定门相对者也。稍东而北，过公生左门向东者曰长安左门。”他的记述是由南向北，由大明门沿“T”型广场东千步廊外墙再折于东，由此判断，公生左门应是开在廊房的外墙上，而公生右门的位置则与之对应开辟。
如此重要的建筑，在乾隆十五年（1750）的《京城全图》却无记载，而在嘉庆七年（1802）《唐土名胜图会》中，则绘制得极为清楚。由此判断，此二门可能在清初已被拆除或封堵，而乾隆二十五年（1760）拓展皇城时又重新修建。
关于公生二门的位置，还有一种说法是位于长安二门与东、西三座门之间，小编认为，如二门开于此，则官员上朝还需取道长安二门，如此便失去了就近进入皇城的初衷与功能。
辛亥革命后，公生二门与其南面的五府、六部陆续被拆除，天安门广场也对外开放，见证了“五四运动”、一二·九学生运动、反饥饿反内战游行等诸多爱国事件。
1949年10月1日，首都30万群众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开国大典，后经历数次扩建、改造，今日的天安门前更加壮观、美丽、整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