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对越反击战，解放军9个军29个师共56万人，分别从广西、云南两个方向入越作战，仅用28天便重创越军北线主力，系统摧毁了的工业和军事设施，最终在达成既定的战略目标后顺利撤回国内。
对越反击战的胜利，维护了西南边陲的稳定和国土完整，也让几十万部队都得到了实战的历练，意义深远。但这场战争，同时也暴露出了诸多的问题，特别是军队中一些指战员的战术理念没有因时因地制宜进行地创新，固守几十年前的旧模式，导致在战役进行过程中犯下了一些不应该出现的失误。
为了总结此次战役的经验教训，给下一阶段的边境作战提供正确的战术指导，同时促进军队的现代化建设。1979年3月下旬，军事科学院院长宋时轮将军率领军事专家工作组紧急奔赴南疆，深入到前线各参战部队进行调研和考察。
这次对越反击战东西两线的两位总指挥许世友和张，都是宋时轮在华野时的老战友。其中许世友和宋时轮早年都出身于山东八路一系，后来又同为华东野战军纵队司令。许世友少林出身，打仗勇猛，率领的9纵为华野攻坚主力。宋时轮黄埔五期科班生，军事理论过硬，是出了名的战术防御大师，麾下的10纵擅打阻击战，更有“排炮不动，必是十纵”的威名在外。
一个主攻，一个善守，看似风格完全不搭调的两位将军，却因为一项共同的爱好结为了生死之交，那就是喝酒。宋时轮自称“百杯不倒，千杯不醉”，担任九兵团司令员时，就一度被称为“酒兵团司令”。同样好酒的许世友就曾说“酒量我只服两人，一个总理，一个宋时轮”。济南战役大捷时，许世友和宋时轮拿着陈毅送来的两瓶茅台对饮庆功的故事，更是成为军中的美谈。
宋时轮率队从前线部队考察半月回到南宁后，许世友再次拿珍藏的好酒接待这位老战友。在酒桌上，宋时轮谈完私事谈公事，首先肯定了许世友指挥的东线兵团在整个战役中的优异表现，作风顽强，战斗力凶悍，各级指战员更是亲临一线指挥，身先士卒。
但同样，宋时轮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军队在战术上存在的一些不足，甚至是错误。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在战争的前期让步兵搭乘坦克进行穿插作战，并用背包带将战士和重武器柔性固定在坦克上，导致一旦被越军伏击，战士们无法及时隐蔽防御，损失惨重。这种战术是错误的，绝对不能在之后的战役中再次采用。
特别是2月17日，对越反击战发起的第一天。东线兵团43军坦克团2营搭载376团2营穿插至那悦至那冈时，遭到越军伏击。在道路被堵死，狭窄地形的限制下，坦克无法发挥作用。坦克上的步兵在越军轻重机枪组成的火力网下，根本来不及解除身上的固定绳下车作战。在没有遮挡掩护的情况下，完全成为了越军重火力下的活靶子。一场血战，80多名战士牺牲，这样的教训太过于惨痛。
越北地形复杂，山高林密，本来就是游击作战和打伏击的天然战场。步兵绑在坦克上穿插，虽然可以加强部队的推进速度，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部队的伤亡，总得来弊大于利。
而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两点
第一：当时我军缺少输送步兵的装甲运兵车，想要达成“有限时间，有限纵深，速战速决，歼敌速回”的总战略，在战役前期迅速推进，那么用坦克来作为战略交通工具，无疑是最佳的选择。
第二：在二战时，苏联就曾采用过步兵直接搭乘坦克机动作战的战术，来保证步兵能够与坦克同进同退，高速作战。但当时苏军在每辆坦克的可搭载人数上有严格限制：轻型坦克6人，中型坦克10人，重型坦克12人。如果超过这个限定人数，步兵所拥有的空间过于狭小，就容易跌落坦克，导致重伤甚至致命。
但是在对越反击战时，因为我军坦克数量不足，所以为了最大限度发挥坦克的作用，每辆坦克上的搭载步兵人数高达20人，最多为26人。这就导致步兵在坦克上根本站不稳，只能拿一条保险绳绑在腰间，另一头固定在坦克上，一旦遇到敌情，难以及时躲避。
并且苏军的这种步坦战术，还配属一套重火力的掩护体系，即在运兵坦克周边的三个方向，都必须保证拥有高火力武器坦克和战车可以随时支援，并担任警戒任务。而我军恰恰缺少了这种掩护措施，导致在遭遇伏击时，步兵成为了第一攻击对象。
在指挥员制定步坦协同战术时，照搬一套苏联早已弃之不用的方法，且只考虑推进速度和战时火力，而忽略了缺乏步坦协同训练的现状，以及越北的地形和越军惯用的战法，这是并不明智的。
因为长达十年的国内形势影响，军队本身缺乏训练和实战经验。一些战术上的失误，往往代价是非常沉重的。
对于宋时轮所提出的这些战术上的缺陷，许世友也是表示认同，并在之后的军区作战总结会议上重点提出，让各级指战员认真研究，引以为戒。并且因为这一次的经验教训，我军也开始考虑研制装备与坦克协同机动的新型步兵战车。
一场对越反击战，包括之后的两山轮战，不仅是在争取战略上的胜利，更是练兵、练将、练军。在无数次的总结中进步与发展，正是解放军百战百胜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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