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王赛芳 付晓玲
编辑 | 曹宾玲
数据支持 | 洞见数据研究院
看着电脑屏幕里，密密麻麻的申论知识点，阿荣有些晃神。一年前，她还是朋友口中“掉钱眼儿”里的人，此刻却为了得到一份“穷得稳定”的工作废寝忘食。
当初，为了成为下一个李佳琦，她倒贴生活费去小作坊里直播了一个暑假；看见新能源汽车销售有钱途，她不顾旁人的目光，脱下长衫就出发。
但她最终发现，“上班和上进都不如上岸。”
相比阿荣，她身边的同学们早就认清了现实：80%的同学在备考教师资格证，几乎所有人都把考公、考研列入了计划表里。
即使找工作，也明显变佛系起来。招聘平台的报告显示，比起95后、90后、85后，00后择业时对金钱回报的关注度明显下降，更在意“事情要少，回家要早。”
本文聊到的几位00后，曾经勇闯直播带货、新能源汽车、跨境电商、互联网等领域，无不是站在风口浪尖的弄潮儿，可最后他们都“失去了世俗的欲望”。
不过，他们并非对赚钱发财无感了，只是野心被暂时按住，穿上了保护色而已。
“逃避虽然可耻但有用”
随着直播室的窗户外，前来面试的主播接二连三地路过，丽娅的笑容更加灿烂，逼单的话术像点燃了炮仗一样劈里啪啦说不停。
她们公司只放出了3个招聘需求，却有上百人来竞争，这些应聘者个个年轻漂亮、播感老道，其中还不乏知名传媒学院的应届生。
深感危机的丽娅，直接把警戒程度拉到最高级：“再不好好工作，可能连口汤都喝不上。”
2年前，丽娅刚入行的时候，日子还很滋润，每天按时上播4个小时，不需要激情叫卖，也不需要坐班，月底就有一万多工资入账。
现在再看工资条，金额大大缩水，提成比例更是低至0.3‰，相比以前的3%，已然跌到了尘埃里。但工作量却与日俱增，别说按时上下班，甚至需要牺牲吃饭和睡觉的时间来换取GMV。
如今新面孔持续涌入，意味着到手那点窝囊费又要打折扣了，丽娅每每想到都心痛不已。
软件工程毕业生谢毅也遭遇了“人挤人”的烦恼。坐在会议室里，听到HR冷冰冰地通知“你的能力不适合这个岗位，无法转正”时，他差点被气笑了。
这家公司要求他实习满3个月，再确定是否发offer。放在刚找工作的时候，谢毅可能会转身就走，但在连续向40多家公司投递简历都石沉大海之后，他妥协了。
然而，退一步换来的不是海阔天空，是变本加厉——面试时说好的前端岗，入职就变成了软件测试，而且是会写几个脚本就能驾驭的难度，活脱脱的“程序员鄙视链最底层”。
现在他没嫌弃公司不厚道，公司却以“能力不足”这种可笑的理由辞退他，很难不让人怀疑，这一切是为了白嫖实习生设下的局。
谢毅气得牙痒痒，但他毫无办法，现在遍地都是计算机毕业生，他走了，还有许多人前赴后继地去“实习”。
最后，校招颗粒无收的谢毅，干脆选了考研来逃避现实。虽然他知道“逃避一时爽，硕士毕业火葬场”，但他已经无所谓了。
在谢毅看来，互联网上铺天盖地声称00后赶上了资源丰富、信息爆炸的最好时代，但自己赶上的，何尝不是一个竞争更激烈、红利更稀缺的时代。
开场就是困难局，“摆烂”不过是不得已的选择，他摊手无奈道：“生而为千禧一代，我们很抱歉。”
不过，在这样激烈的海域中，也有逆流而上的00后。阿荣刚开始去新能源汽车门店实习时，觉得年轻人初入职场，碰壁乃至吃苦都属于常规操作。
尤其在亲眼目睹只有大专学历的销冠，靠着自身努力拿了十万的提成后，她更加坚信，只要选好赛道，努力都会有回报的。
抱着这样的想法，当领导问道谁能兼职做新媒体专员时，另外两名实习生不约而同低下头，阿荣却果断举起了手。
她开始独立完成账号的创建及商店的认证，并一一对接总部需要的资料。每月的选题、文案、拍摄、剪辑以及发布的整个过程，也全部由她一个人搞定。
看着阿荣把自己当成正职干，实习搭子提醒她“再能干还不是拿着跟我们一样的工资，别把自己练废了”，但阿荣丝毫没有放在心上，她相信多做一分，领导就会高看她一眼，留用的希望就更大一些。
然而，趋势的车轮滚滚向前，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哪怕是热门行业，也有负重前行的一面。
“有价值的工作，是不是快灭绝了？”
“马老师，你怎么天天找我要钱？我家娃的学习你都没这么上心！”
收到这条信息时，马绛正在会议室里接受培训，她的身边乌压压坐满了老师，大屏幕上播放的不再是优秀课件，而是满屏标红、加粗的卖课的话术。
负责培训的销售同事还在台上滔滔不绝，她一句话都听不下去，反复提醒自己要坚强，才不至于当场破防。
“我是来教书的，不是来卖课的。”马绛愤愤道，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让她感到撕裂。
但她也知道，机构是迫不得已。
去年她入职这家兴趣机构时，每周还会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试听、咨询，随着时间的推移，来报班的家长越来越少，有时一两天都不见有人上门。
正在上课的家长，续费意愿也大大降低，机构不得不把收费方式从一次性收取2万元/年，拆成了5000元/季，就为了“让课时费看起来就没那么贵”。
然而，即便“分期付款”，家长们仍会在续费前反复确认是否有更优惠的套餐或赠送考级培训等服务。
开单越来越困难之下，像马绛这样的讲师，也要兼职去做销售，这对以教学为乐的她来说，无疑是一种折磨。
在两家跨境电商公司之间横跳的黎莉，也跟马绛有类似的感觉。
黎莉第一份工作做的是跨境电商运营，但主要负责营销推广，比如用一些噱头包装商品和店铺，争取在平台搜索上的排名更加前列。
每天盯着几组上下浮动的数据，黎莉感觉不到自己的进步，她想接触市场调研、选品等更有挑战性的工作，于是果断从老东家辞职，想找主攻精品模式的公司锻炼自己。
结果找来找去，发现天下乌鸦一般黑，几乎每家都主打走量“捞快钱”，有的甚至压根不招人，只是想从她口中套取同行的经营机密。
好不容易遇见这家公司的老板，拍着胸脯跟她说自己“只做精品”时，黎莉感觉中了彩票，兴高采烈就入职了。
然而进来后看到的后台场景，让她如遭雷击：纸尿裤、假睫毛、手机壳、智能手表等不同类别的商品，出现在了同一家店铺里，而类似的店铺公司旗下有三四十个。
这是赤裸裸的铺货模式，运营只需要充当一个无情的上架下架机器就可以了。
意识到自己被骗，黎莉第二天就收拾包袱告辞了，对这种无意义的工作，她不想再浪费任何表情。
和还在纠结工作价值的黎莉、马绛不同，职场“老油条”丽娅早就看开了：“打工人本来就是挣口饭吃而已，‘工作价值’是奢侈品。”
在成为主播之前，她只能去干月薪3000的外包，下了班回到没有阳台、没有独立卫浴的老旧出租屋里消磨时光，不敢挥霍一分钱。
而现在，她搬进了梦寐以求的阳光房，也一家家打卡了收藏已久的餐厅。因此即便无数次想就地摆烂，当中控下达开播指令时，她又会立刻把笑容挂到脸上，兢兢业业对待每一场直播。
直到有一天，她自己再也无法说服自己了。
“不是不想挣钱，而是越努力越心酸”
电视剧里《我的前半生》里，女强人唐晶一边打点滴一边赶文件，还不忘跟同事抱怨，“来医院已经浪费了我一上午的时间”。
看到这一幕，丽娅深受触动，因为这就是她真实生活的写照。
直播行业供过于求的现状下，主播、达人方失去了议价权，“以前200元的单子嫌少，现在80、50都有人接。”
“有的主播接完上海的，又回杭州去播，中间就在车上睡几个小时，一天播四个品牌，纯拿命上。”丽娅说道，“996、播到凌晨两三点，更是成了行业标配。”
丽娅每天直播时长增加到了6小时，镜头前高强度的叫卖，不仅让她嗓音变粗变哑，有时候下了播还得靠含参片来续命。
然而即便牺牲了健康，她的收入还是倒退回了2年前入行的水平。
马绛同样感觉工作越来越不值，收到“【银行】账户代发工资收入5325.25元”短信的那一刻，她悬着的心彻底“死”了。
连续好几个同事，都在这个接近底薪的时刻出现后提桶跑路了，她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
她打内心里喜欢教学，接触到的每一个孩子，都会详细记录其学习情况，如上课表现、进步点、薄弱点等，并为其制定针对性的学习计划。
同时，拼尽全力挽留每一个教过的学员。
有一个聪明好学的孩子退课后，她追着家长沟通了一月，每天下班给对方打电话，终于用真诚打动了对方，让小朋友回到了课堂。
但这只是少数，更多时候，热情和坚持并没有换来结果。
有的前期聊得很好，后面突然以搬家、孩子升学等理由变卦；有的家长执着于优惠问题，而机构又死不松口。
在家长和机构的拉锯中，老师最终成了牺牲品。每月续费8个的考核量，马绛一次也没有完成过，而没完成的量不清零，要算到下个月里。
累计到现在，马绛要完成的量已变成了14个。她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工资，从之前的一万多，一路缩水到5K，再跌下去，就得另谋出路了。
阿荣也走到了命运抉择的岔路口：接下领导布置的直播任务，她就有希望转正。但高薪工作近在眼前，她却犹豫了。
揽下短视频的活没多久，阿荣就意识到了自己确实错得离谱，因为累死累活做完短视频，该干的销售工作，也一点没少：每天要打30个60秒以上的电话，还要完成2批试驾，没完成罚款100。
“试驾一次要半个多小时左右，打够有效电话起码要五个小时，一天10个小时都不够完成指标。”阿荣通常加班到晚上9点钟，回去还要打电话。
但荷包该瘪还是瘪，最多的一次，她一个实习生被扣了将近五百块。
压力与日俱增下，阿荣向领导陈情，想要辞去兼职专心做销售，却被“恩威并施”地拿转正为挡箭牌，驳了回来，甚至要求她加开直播。
这让她崩溃不已，回到家后，她在床上枯坐到凌晨，思考自己到底想要怎样的生活。
想到以后要这样一直无休止的内卷，她浑身一激灵，跳下床发了一条信息出去：领导，不好意思，恐怕我不够胜任这份工作。
第二天去办理离职时，领导又挽留起了阿荣，企图用月入10万的销冠为榜样，来唤醒她的斗志。
阿荣哭笑不得道：“问题在于，难道是我不想挣钱吗？”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