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昌龄（1869年—1942年），字仲锡，成都“五老七贤”之一，著名慈善家。尹昌龄出生在今天成都市郫都区安德街道，23岁就得中进士，堪称年少成名。1925年，尹昌龄弃政还乡，怀悲悯恻隐之心，毅然接手了当时成都一所早已破败不堪的慈善机构——慈惠堂。在动荡的时局下，他拼尽全力庇护了8000多名鳏寡孤独及弃婴，将慈惠堂发展为当时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慈善机构之一。不仅如此，他一生清正廉洁，留给社会丰厚的慈善资产，却不曾为自己的家人留下一间屋，其感人之举在中国慈善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尹昌龄像（尹昌龄之孙尹大锡提供）
郫都区安德街道尹昌龄文化广场上的尹昌龄塑像
1942年，坚守在培根火柴厂的尹昌龄久病不起，著名教育家陶亮生和诗人林山腴听闻此事后立刻前去探望。当他们看到尹昌龄时，这位被病痛折磨的老人已经极为瘦削与憔悴，面对友人到访，尹昌龄感叹：“我要是能再活一年，看见这8000多鳏寡孤独有个下落，死亦瞑目！”
不久后，尹昌龄先生去世。在他的葬礼上，尹夫人郑重地将保管慈惠堂财产的小箱子，当众交给了继任者张澜。据档案记载，开箱后清点，慈惠堂竟拥有田产8000余亩，独院24处，街房100余间，现金数十万，观者无不感叹惊讶。这笔财产，在当时而言可谓是“巨万之资”，它是尹昌龄经过近20年的苦心经营，为慈惠堂留下的遗产。
在接手慈惠堂的近20年里，尹昌龄和家人一直靠租房生活，从未在慈惠堂领过一个铜板的工资，全家人的生活来源，基本来自老家微薄的田产收入。看到如此情景，尹昌龄的朋友们唏嘘不已，纷纷凑钱将尹昌龄租住在马王庙后街的房屋买下赠予其家人，这才让尹昌龄一家有了栖身之处。
1942年，雕塑家刘开渠设计的尹昌龄铜像图纸 （成都市档案馆馆藏）
回顾尹昌龄的一生，可深刻地感受到家风对他的影响。尹昌龄的父亲尹培墉是一位商人，他为人忠厚老实且非常能干，成为商号股东后，被任命为汉口分号的掌柜。他非常重视对儿子的教育，每当有了一些积蓄，便购书回家，供孩子们阅读。正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幼年的尹昌龄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然而世事无常，尹培墉所在的商号后来因为生意亏损最终破产，所欠款项须由股东依照入股比例进行赔付。作为股东之一的尹培墉无钱赔偿，经常被债主追债，也让尹氏一家居无定所。尹昌龄从此时开始感受到了世间的人情冷暖，这让他立志要发奋读书，用知识去改变命运。
在刻苦求学多年后，尹昌龄终于迎来了机会。1888年，19岁的尹昌龄乡试中举。四年后，他奔赴京城，在殿试中获得二甲第四十名。23岁中得进士，这也让尹昌龄得以进入翰林院，开始了自己的仕途。民国后，尹昌龄还出任过四川军政府审计院长、内务司长、黔中道尹、政务厅长等职。直到1925年，尹昌龄辞官归乡，在成都隐居。
当时的成都，因为时局动荡，创办于清朝雍正年间的社会慈善机构慈惠堂已经陷入困境，尹昌龄毅然决定接手慈惠堂，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尹昌龄在掌管慈惠堂期间，从不为自己谋取私利，这也体现了他严苛的自律。
尹昌龄文化广场上的亭阁
为节约经费，尹昌龄拒绝为自己的办公场地安装地板。类似这样的事迹不胜枚举——慈惠堂内经营有果园，离尹昌龄的住所很近，到了果实成熟的季节，邻居说道：“你乃一堂之主，摘几个果尝尝又何妨？”尹昌龄答曰：“这些是用来救济孤穷的，我怎么敢自己摘来润口？”不仅如此，尹昌龄连公家的饭都不曾吃一口，时常自购红薯充饥，若因办公繁忙，他也会托家人送饭到慈惠堂，不食堂内一餐一食。
尹昌龄文化广场上的石碑
尹昌龄还不忘以“助人为善、先人后己”的家风教育来影响后代。有一日，他带着儿子在堂内散步，看见郁郁葱葱、生机盎然的花草，尹昌龄对儿子说：“当你看到这些植物生机勃勃的景象时，还要想到世上依然有许多苦命的人需要帮助。”渐渐地，尹昌龄有了“尹青天”的美誉，而他也一直秉持着正直清廉的作风，来管理这样一个庞大的慈善机构，这也为慈惠堂之后的兴旺奠定了基础。
培根火柴厂善牌商标（成都市档案馆馆藏）
在尹昌龄接手慈惠堂之前，这所官办慈善机构有田三百余亩，加上政府拨给的救济经费，可养活鳏寡孤独残疾等无依者三四百人。但到了民国时期，政乱财窘，救济经费逐渐被挪作他用，堂务日废。
彼时的慈惠堂面临的最大困境就是入不敷出，无法支撑对困难人群的帮助。尹昌龄接手后，极具前瞻性地提出了“社会惟工业谋生较有把握，且可长远”的发展方向，将“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慈善模式落地践行，利用慈惠堂的自有资源，创办了培根火柴厂，通过生产火柴来增加慈惠堂的收入。
火柴厂的生意日益兴隆，引来了权贵的觊觎，提出投资并按股分成收益。尹昌龄听闻怒言：“你们按股分红，把赚的钱都拿去分了，鳏寡孤独又怎样？”为起到警示作用，尹昌龄在厂门两侧挂上自己撰写的对联——“慈善事业在良心，假公济私，绝非人类；生产艺能求进步，殖材振乏，恃此资源。”此举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并纷纷施以援手，让火柴厂成为当时慈惠堂重要的经济来源。
时至今日，慈惠堂已不见踪迹，但在成都市中心城区留下了一条慈惠堂街，在城市中铭刻下了属于尹昌龄的印记。而培根火柴厂在新中国成立后，于1952年更名为“地方国营成都火柴厂”，也成为老一辈成都人难忘的记忆。
作为成都“五老七贤”之一的尹昌龄，是声名远扬的名儒，更是颇有气节的慈善大家，他有过两次感天动地的“跪拜”，并被记录在史料中。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轰炸成都，慈惠堂8000多鳏寡孤独及弃婴需要安置，其中盲人疏散最为困难。尹昌龄将附近各乡场共400余户佃农召集起来，请求他们帮忙疏散众人，并给予生活上的照顾，他承诺会嘉奖施以援手者。佃农们看到尹昌龄对盲人如此关怀，无不感动，纷纷点头答应。在支付了酬劳后，尹昌龄竟向众佃农跪下行礼，众人纷纷热泪盈眶，承诺善待盲人。数年间，慈惠堂的盲人在众佃农的照顾下，未有一人死亡。
另一次“跪拜”发生在尹昌龄年近七十岁时，他当时欲前往川东赈灾。但因年岁已高，故无力亲赴，需委托可靠之人代为前往。他很看重培根火柴厂主任王干青（中共地下党员，成都十二桥烈士之一）的为人和才干，就把王干青请上中堂，俯身下拜，叩请王干青代他成行。王干青比尹昌龄小二十多岁，属于晚辈，但尹昌龄为了灾民，并不在意个人颜面，行跪拜之礼，这让王干青深受触动。在接下来的赈济中，王干青也没有辜负尹昌龄的重托，圆满完成了赈灾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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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尹昌龄去世。出殡当天，数百位盲人举着孝幛、孝联请求出行送别，治丧人员因路不平，考虑其颠顿，婉言拒绝。盲人们一齐请求：“尹先生对我们那么好，他百年归天，请让我们尽点心意吧。”后来为了送别者的安全，专门为每一位盲人配了一位搀扶者，共同直往茔地。
尹昌龄逝世后，《华西日报》于1942年12月1日刊载了尹昌龄管理慈惠堂的感人事迹，无数成都市民为之动容，他们请著名雕塑家刘开渠为尹昌龄在当时的人民公园塑立铜像。塑像的资金，由每张电影票上附加小额资金筹集，不久后，这座由全市人民齐心铸就的铜像制作完成，每日凭吊纪念者无数，足见成都人对尹昌龄的崇敬与追思之情。
2024年清明，已经76岁的尹大锡（尹昌龄嫡孙）为祖父扫墓，看着尹昌龄墓志铭上的“仁为己任，视民如伤”字样，他回忆起这是祖父在京时，请“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弟所书，并作为他一生的座右铭。直到尹昌龄去世前，这八个字都悬挂于培根火柴厂的墙上。
今天，人们在缅怀尹昌龄的同时，还不忘以他留下的那句传世佳言教导勉励后辈，“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