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康有为复杂的思想体系中,
挖掘“人为天生”的理论意义 。
展示康有为如何通过经学传统,
构筑三世说,成就大同理想 。
人为天生
康有为三世说研究
宫志翀 著
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
精装,542页,定价:88元
ISBN:978-7-108-078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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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在近代思想史上,康有为是个饱受争议的人物,他既是“传统的叛逆者”,又颇具保守主义气质。也因此,如何展现其思想的复杂性成了康有为研究的重要突破口。本书围绕康有为的思想核心三世说展开,将康氏放到整个经学传统中进行理解,揭示康有为如何在继承经学传统的同时,又极大突破了传统经学,从而自成一套大同理想建构。
作者认为,三世说建立在“孔子改制”和“人为天生”这两种理论上,二者皆是经学史上湮没已久的古老学说,因着康有为对经学的执守而被重新发掘,并被推进为更激烈的形态。“孔子改制”说奠定了三世说的形式与性质,也给三世说蒙上了历史哲学的色彩。而书中重点发掘的“人为天生”,则充实了三世说的内涵,特别是大同理想的建构;在“人为天生”维度下作为更好存在方式的“大同法”,与适用于据乱世的“小康法”,构成了三世说内部极具深意的张力。而《大同书》初稿完成后,在世运突进的刺激下,康有为针对三世说乐观激进的历史进化主义,进行了一系列理论调整,通过面对现实、悬置大同理想,消解了三世说的历史进化面向,使三世说复归为一套政治哲学分析框架。
全书展示了近代中国的文明变局和经学传统的思想资源,在康有为这里产生的碰撞。康有为不再是传统颠覆者,而是一位站在古今之变的关口,守护文明传统并重构文明价值的“经师”,通过把传统提炼为一种知识和价值的体系,使之有思想的力量消化和应对现代世界带来的冲击、应对中国当时的文明危机。
康有为的生命历程与争议相伴,围绕他思想的争议,一直延续到当下。对于康有为研究,已有诸多划时代作品,亦有近年来包括历史、哲学、文学等多背景的学者参与所产生的与时代构成某种共振的作品,在这样的背景下,宫志翀的新著体现出他切入康有为问题的独特视角,即文明与国家。当文明和国家相遇之时,国家的终极价值就会让位于一个更完美的世界图景,这被冠之以“大同”的世界,既是经学体系的内在产物,也是经学自我消解的价值矛盾的体现。书中不论是对于“人为天生”等概念的讨论,还是对三世说困境的体察,均展现出作者对于康有为思想的突破性认知。
——干春松
在过去的一百年中,康有为研究一直处在近现代思想研究的中心,每个时间段都有代表性作品。而在近十多年来,由于经学重新被重视,使康有为研究得以在一种内在的视角中再次开展,并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宫志翀此书,把康有为放到整个经学传统中进行理解,正是在新时期进行康有为研究的典型之作,也显然更贴近康有为思想的真实面貌。该书发掘了此前康有为研究从未被充分重视的问题——“人为天生”。“人为天生”作为一个论证性理论,贯穿于康氏三世说理论。通过对“人为天生”的讨论,宫志翀把康有为对“平等”“独立”等问题的理解,推到了根本之处,也把康有为思想放到了一个可以与诸多古今大哲对话的维度上。
——陈壁生
作者简介
宫志翀,北京大学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杰出青年学者,中华孔子学会经学研究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研究领域为儒家政治哲学、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经学。在《哲学研究》《哲学动态》《中国哲学史》等刊发表论文10余篇,整理有曹元弼《孝经郑氏注笺释》《孝经学》。
目录
如何重新阅读康有为?
* 本文节选自《人为天生》一书导论,标题系编者改拟。
文丨宫志翀
一种复杂性,一种难以把握其思想全貌的复杂性,是我们阅读康有为时最常浮现的感受。这首先源于他自身的复杂性,可举出四个方面说明。
第一,康氏思想的跨度极为广博。以著作的分类来看,他既有独创的思想表达,如《康子内外篇》《实理公法全书》《大同书》《诸天讲》等;也有传统形式的经学著作,如《毛诗礼征》《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中庸注》《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孟子微》《礼运注》《论语注》等。此外,他又有极专门的制度讨论,如《民功篇》《教学通义》《官制议》《物质救国论》《理财救国论》《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等。最后,他还有无数应时救弊的政论,从戊戌时期的奏疏,到壬寅以后的《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救亡论》《共和政体论》《中华救国论》《共和评议》等。
特别是,这四种类型的作品,它们的写作过程夹杂在一起,一些作品也就兼具了多种性质。例如《大同书》继孔子之志而“立法”,既基于经学的思想背景,与他的经学著作联系紧密,也是朝向未来的制度建构,是为现实制度讨论的理想参照。相应地,各种著作的思想内在贯通,如批判《周官》对后世制度的影响,在《新学伪经考》《大同书》《官制议》中都有表现。面对康有为思想跨越的幅度和抵达的纵深,我们该如何理解他思想各部分的关系,把握每处表达的具体意图?
第二,康氏对同一个问题的态度、表述并不一贯。他对孟、荀人性论,及对佛教慈悲、墨家博爱等思想的评价,都体现了这一点。最典型的,还是他对大同的态度。大同,这一他系念最深的理想,康有为既向大众预告着它的美好,却又一直秘藏着大同的真实图景。这种态度连梁启超都不能理解:“自发明一种新理想,自认为至善至美,然不愿其实现,且竭全力以抗之遏之;人类秉性之奇诡,度无以过是者。”当然,康氏不认为这是他的矛盾,反而表示真正的洞见正在其中。这些相左的说法,不应被简单归结为囫囵弥缝。那么,我们该如何把握其中的尺度,体会背后的洞见?
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合照
第三,康氏思想历程的变与不变。尽管康氏自称学问在三十岁前已规模大定,但我们留心观察,还是能发现很多前后调整。例如孔教论,早期的《康子内外篇》以孔教为阳教,佛、耶为阴教,得出“是二教者终始相秉,有无相生,东西上下,迭相为经”的循环论。至《中庸注》时,他又分判孔教为人道教,佛、耶为神道教,得出“太古草昧尚鬼,则神教为尊;近世文明重人,则人道为重。故人道之教,实从神道而更进焉”的进化论。再如有学者指出,康氏戊戌前主“三统”,之后重“三世”,辛丑后又提出“三世三重”说,重新整合“三世”“三统”说,理论更趋复杂精细。那么该如何把握康氏自称的不变和后续调整之间的关系?我们既须严肃对待他自述的意义,但仅将这些变化视为思想的分期,恐怕也不够。更可取的做法是,视之为思想本身的多重面向,或思想在思考与表述过程中的不同展开。因而康氏思想的规模与主干,又是我们先须把握的内容。
第四,康有为的政治主张随着时势转迁而变。例如,作为公理、民权观念最早的提倡者,康有为戊戌时期对自下而上的民权改革有较大的信心。然而,随着革命风潮兴起,他不再提及此事,反而更多地警示冒行改革的后果。此外,他还着手写作《物质救国论》《理财救国论》,意在表明塑造富强的现代国家是更有效的举措。再如有学者指出,康有为的孔教主张包含多重现实考量,他在戊戌前后主要关切民众的教化问题,至辛亥后则重视孔教对国家、国族建构的意义。我们该如何理解康氏作为政治人物和思想家、经学家的三重身份,又如何考量其政治方案与哲学思想的关系?
除却他自身的复杂性,外部评价的多样,也是理解康有为时须费心辨别的难题。康有为身处20世纪前后的激变时代,他身后至于今日则已有近百年,时代的变化不可谓不巨。例如戊戌时期,在追随者眼中,他是引发近代中国思想、政治地震的“先时之人物”;批评者眼里的他,轻则是缘饰经术以推行新法的躁进者,重则是“貌孔心夷”、“保中国不保大清”的叛逆;更在流言中变成了自诩“长于素王”的妄人。进入20世纪,他又因为批评共和、主张立孔教为国教等,成了逆时代而动的保守主义者。亲炙弟子劝他息影林泉,新文化青年奚落他“太旧”。及至今日,康有为仍背负着各种污名,或无来由的冷嘲热讽。
《人为天生:康有为三世说研究》实拍图
成为历史人物而进入学术的讨论后,康有为也是争议颇多的人物,身上被贴满了各种标签。思想定位上,他是资产阶级维新派领袖,其主持戊戌变法值得肯定,庚子后又被否定。他的三世说被归为庸俗进化论,《大同书》则存在是空想社会主义还是美化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争论。进入21世纪以来,他或被视为重建儒家普遍主义的人物,其大同建构是对现代世界法则的反抗;或因大同、三世诸说与儒学传统的差异,被怀疑不是儒家。具体的学术问题上,无论是与廖平关于“新学伪经”的公案,还是《大同书》《礼运注》的写作时间、目的与性质,至今未取得共识。并且,《戊戌奏稿》被证实有修改,《我史》被鉴明有夸大,更强化了他的自大形象,使他的自述都再难采信。
此外,除却具体问题的争议,康有为的研究整体上处于分散状态。一部分研究专注他的政治主张与行动,一部分则关心他的思想学术,但少有研究能兼顾二者的关系。进一步来说,有些研究侧重于他的思想,有些则侧重于他的经学背景,但康氏新思想与经学的联系仍不明晰。简言之,康有为至少有三个面向——政治人物、思想家和经学家,但这三种形象在目前的研究中处于分离状态。这当中还存在以何者为主的问题。例如,政治史研究往往以“两《考》”为变法宣传,这是以政治人物的康有为透视作为经学家的他。再如,《大同书》研究长期受资产阶级定位的约束,忽略了它与康氏经学著作的联系,不知其主要的思想资源是经学。这种现状固然是学术分科的结果,但更深层的原因有二。
一是康氏自身的宏阔与复杂,前述已做说明。
二是他站在古今中西之变的开端。由康有为参与推动的历史变迁,浩浩荡荡奔流至今。历史从未遗忘他,每每在重要的转折时刻便会提及和讨论他。这也反映出,康氏的问题意识和思想力量,使他仍是我们的“同时代人”。历史总有些奠基的时刻,当中蓄积了太多厚重的问题和磅礴的思想动能,此后的历史则不断从当中抽绎出一小部分,消化、生长乃至不时复归原点。康氏生前身后如此复杂的外部评价,无非是具体历史中形势与立场的反映。
他身上的那些标签之间的冲突,不是康氏自身的矛盾。康有为没有变,变的只是历史阶段展开的过程,变的只是后人在不同历史阶段下看待那些标签的心态和方式。不过,只要当时古今中西交冲关口的问题没有全部妥善解决,那一代人的思想动能没有发挥尽,历史就还会变动,我们就仍离不开他们。只是方式可能迂回,可能切近。
康有为,《戊戌奏稿》,1911年
2010年以来,康有为研究有了新动向,展开的研究主题包括孔教思想,“保教立国”的整体方案及他辛亥后的政治思想、经学思想等。这些都是此前研究因框架所限不甚措意(其实是消化不下)的重大问题。并且,使这些研究形成相互呼应的一种共同力量的,是他们共同的问题意识与思考视野,具体可分疏为一系列总括性的命题:
(1)康有为的意义在于他把握了时代的根本问题。
(2)近代中国的根本问题是遭遇了文明的变局,即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中国须从“天下”式的文明转型为现代国家。
(3)回应文明变局的立场是,保持文明的连续性,使文化传统贡献于现代国家建构,一言以蔽之即“保教立国”。
(4)康有为用“教”标志一个文明体得以延续的精神文化传统,他的孔教思想强调中国文明的精神源头是儒家文化。
(5)孔教的根柢在六经,康有为研究的深入必须从重视他的经学开始。
(6)康有为作为“先时人物”的意义仍在。他提出的诸多分支议题,此后不断复现;他的回应思路,为此后思想家继承。返回康有为以重新观审现代中国与现代儒学的历史,仍有必要。
不过,上述视野仍是相当紧凑的,有待于进一步的分疏和延展,以便于理解康有为本身和当代研究的新动向。特别是考虑到近代中国的文明变局发生在古与今、中与西的交冲之间,那么,以古今、中西为坐标来分疏时代变局的内涵,是合适的思路。进而,随着我们深入康有为本人洞悉时代变局的眼光,经史与天人两个核心问题就将显豁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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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三联学术通讯